吴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媒体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学院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副主任、陕西高校首批新型智库（A类）“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2021年获西安交大“后备教学名师” 称号并晋升为三级教授。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科研基金项目绩效评估实践起步早，且已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认定项目失败是政府基金项目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国外学者对政府基金失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绩效责任论的视角，项目失败意味着财政资金的浪费，应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二是宽容失败论的视角，出现一定比例的失败项目乃科研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试错成本，应予以宽容。
在中国大陆，严格的结项分等评估始于2004年，除“免于鉴定”项目之外，所有课题结项皆需参加由规划办组织的同行匿名评审，依据专家鉴定打分结果，将项目成果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等等次。
对国家基金绩效评估议题，国内现有研究的取向是：其一，学术界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但对国家社科基金绩效问题的研究偏少，相关的理论构建尚显薄弱。其二，学界对社科基金立项成功经验的研究多，对失败项目的研究少。
问题1：基于本文选定的样本范围，资助失败的社科基金项目有何特征？问题2：影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失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研究样本为2012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通报终止或撤项的392个失败项目。各项目相关变量信息均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所有数据录入SPSS v22.0软件，数据处理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以获取资助失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基本特征。鉴于本研究中的变量多为分类变量或有序变量，进而采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研判影响社科基金资助失败的主要因素。
在所有失败项目中，一般项目占比最高（241项，占总数的61.5%），其次为青年项目（78项，占19.9%），西部项目为58项（占14.8%），重点项目为14项（3.6%），后期资助项目仅1项（不到1%）。统计表明，在392个失败课题中，基础研究188项，占总数的48%；其次是应用研究，有124项，占31.6%；综合研究和其他研究分别为50项和30项，分别占12.8%和7.7%。基础研究具有创新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特点，是人文社科研究的难点，出现失败项目是科学研究中要付出的试错成本或探索代价，应予以宽容。表1表明，参与统计的23个一级学科均有失败项目，失败项目最少的为统计学（仅1项），最多的为中国文学（38项）。在社科基金项目覆盖的“大学科”中（申报数量较多、立项指标较多的学科），中国文学、应用经济、理论经济、哲学、社会学、法学等6个一级学科中的失败项目数均超过30项。在社科基金项目覆盖的“小学科”（申报数量较少、立项指标较少的学科）中，宗教学（9项）、人口学（6项）、考古学（5项）和统计学（1项）等3个一级学科领域资助失败的占比较小，其资助的失败项目数均少于9项。总体而言，社科基金资助失败社科基金项目的学科差异非常显著。文史哲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但其资助失败项目数均较大（中国文学、哲学和中国历史三个学科资助失败项目数之和高达90个，占失败项目总数的22.9%），这表明，基础学科领域课题研究通常难度大、风险高；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两个一级学科的资助失败项目达69个，占失败项目总数的17.6%，经济学科是每年立项数最多的学科，表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在社科基金立项方面得到的充分重视，但研究者在积极回应经济发展中热点难点议题的同时，也应注重项目研究的质量水准。总体而言，高校系统失败项目数占了失败项目总数的76.0%，高校的项目失败数比其他6个系统失败项目数之和的3倍还多。一方面是由于高校获得的立项课题基数大，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高等学校社科基金项目失败的风险较大，高校社科基金项目存在“重立项、轻结项”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加强高校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监管。此外，中国社科院是历届社科基金的立项大户，但其失败项目数较少，表明其社科基金项目的质量较高。社科基金项目失败数量与其所在单位的科研管理政策取向有一定关系，是一个单位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表征。总体而言，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立项数较多且人文社科研究实力较强的高等院校，但各单位的数量分布有一定差异。![]()
项目主持人是社科基金课题的第一责任人，是影响项目成败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对失败项目主持人的性别、学位、担任导师、专业职务以及兼任行政职务情况做了统计，试图描述失败项目主持人的基本面貌。考虑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男性占优势，故而不能确定男性是否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在学位方面，社科基金项目的失败风险与主持人的学历并无显著关联。项目主持人担任研究生导师是组建学术团队的重要依托，是其学术实力的重要标志。统计表明，未担任研究生导师的项目主持人，因缺乏研究助手或研究团队，其社科基金项目有更大的失败风险。但是，主持人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也分别有17.9%和36.5%的失败项目，可能是由于部分研究生导师投入课题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不足，仅靠研究生进行科研攻关不仅无法保障研究质量，而且容易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在392个失败项目的主持人中，有正高级职称者为203位，占总数的51.8%；有副高级职称者143位，占36.5%；中级职称者43位，占11.0%。有正高级职称的主持人有更多的项目失败风险，副高或中级职称主持人的项目失败风险反而较低，这可能与当前国内科研工作者的职称晋升体制有关：正高职称主持已经没有更多的职称晋升压力，社科基金项目的成败对其并无显著的压力，而副高和中级职称的主持人则面临职称晋升压力，因而更重视项目质量，减少了失败的风险。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职务历来饱受非议，表4显示，失败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领导职务者所占比例并不高，但考虑到行政领导作为主持人的立项数并不高，其失败项目数却较多，由此推断，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领导，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存在一定冲突，难以保障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时间，故而其失败的风险较高。![]()
项目的执行周期是指自立项到结项或宣告失败所持续的时间。统计显示，失败项目的社科基金存在执行周期偏长的问题。换言之，项目执行周期越长，其失败的风险越高。社科基金课题中的失败项目占立项总量的比例是衡量社科基金资助缺憾程度的重要指标。本研究样本主要是2002-2005年间立项的失败课题，这4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共有立项总数为5035项。据此估算，2002-2005年间国家社科基金的失败率为6.7%。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政府支持的学术研究项目失败率低于7%，则属于正常的可容忍标准。因而，我国社科基金的失败率在可容忍范围内。在资助项目规模快速增加的背景下，国家社科基金难以避免出现一定比例的失败项目。对不同类型的失败项目应具体分析，采取差别化的应对策略。表5显示，绝大失败项目是因为课题本身的原因。众所周知，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通常是为解决制约学科发展中的基础性难题，或系回应社会发展中的前沿性的社会问题及热点难点议题，这些项目本身就是难度大、风险高、易失败的课题。在这类项目的执行中，就容易遭致失败的情境。对于这种情况，只要主持人及其团队做了若干基础性的工作，或有一定的初步探索，即便暂时没有显性的科研成果，也应该予以谅解和宽容。统计表明，有31个失败项目（占总数的7.9%）是因为违反规划办先鉴定后出版的程序规定而被终止的。社科基金项目作为中宣部领导的国家级项目，在项目执行中需体现国家意志、凸显课题研究的政治导向意识。但规划办终止仅犯成果发布程序错误的项目的做法值得商榷。其二，科研成果发表有时效性，如果规划办的鉴定时间滞后，会导致项目主持人的损失。其三，终止违反成果发布程序错误的项目已无多大实际效果，社会影响已经产生。对于这种情况，可进行批评，但只要经补做的鉴定审查并无政治或其他违规问题，就不必作项目终止的处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的国家级课题应模范遵守学术规范、在学风方面做出表率，对学术不端行为应实行“零容忍”。这56个项目表明，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成为社科基金项目失败的滑铁卢。![]()
为检验造成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把12个因子作为控制变量做多元逻辑回归分析。伪 R2=.451。一般来说，该值大于.3就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故而该模型设置合理，可靠性有保障。依回归分析结果中各自变量回归系数估值大小，我们将影响因素由大到小分为4组：（1）第一组变量的影响最显著，包括项目周期这一个变量（p<0.001）。即项目执行周期对项目资助成败的影响最大。该结论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一是项目执行周期越长则项目面临的不可控因素越多，如项目成员变化、项目主持人的研究旨趣发生转移等都会导致项目失败；二是一些项目主持人存在“重申请轻执行”问题，项目立项后并未实际投入研究，采取“拖延”策略。（2）第二组因子影响非常显著，包括参研者系统和大学类别这两个变量，对项目资助失败风险有较大影响。承担项目的系统不同，失败风险存在显著差异（p<0.05或p<0.01）。与其他系统相比，高校系统承担的项目的失败风险更大。在高校系统内，不同类型大学承担项目的失败风险的差异显著（p<0.05），985类大学比其他大学有更高的失败风险。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高校系统的项目主持人身兼教学和科研双重职责、时间紧缺，985类重点大学教师承担科研项目的机会更多，科研压力更大，因而他们失败的风险更高。（3）第三组因子影响较为显著，包括项目类型和项目接受者所在的省区市，对项目资助成败也有一定影响。不同项目类型的失败风险存在一定差异（p<0.05或p<0.1），一般项目比其他项目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可能的原因在于，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的承担者大多已有高级职称，其科研探索的动力在衰减。项目承担者所在的省区市不同，其失败风险也存在一定差异（p<0.1），东部地区研究者承担的项目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研究者承担的项目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发达地区学者的生活成本高（尤其是特大城市房价较高），学者迫于生活压力而承担了更多的科研任务，导致科研失败风险增加；中西部地区学者的生活成本较低，项目主持人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从事科研创新工作，因而提高了科研项目的成功率。社科基金项目风险存在区域差异，这是本研得出的一个新发现，但其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有待深入研究。（4）第四组因子的影响不显著，包括研究类型、学科种类等其余7个变量（p>0.1），对项目资助成败的影响不明显。![]()
在上述回归分析中，项目主持人自身的因素，如担任导师、专业职务、兼任行政职务、学位和性别等5个因素均无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检验这5个因素是否有显著影响，将这5个变量作为影响因子，将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多项逻辑回归。结果表明，其一，项目主持人的专业职称对项目失败风险有显著影响（p<0.001），项目主持人的专业职称越高，其项目失败的风险越大，正高职务的项目主持人比其他职务类型者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很可能的原因是少数正高职称项目主持人的科研创新动力减弱，且即使项目执行失败也无实质性影响。其二，项目主持人担任导师情况对项目失败风险有一定影响（p<0.1）。未担任导师的项目主持人比其他类型的主持人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很可能的解释为：担任导师的项目主持人因有稳定的科研团队，项目的执行力较强。其三，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职务、学位和性别情况对项目失败风险无显著影响（p>0.1）。
过去，学界注重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及申报成功经验的总结，缺乏对社科基金绩效评估特别是失败教训的研判。作为一项探索性试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国家社科基金失败项目分布呈高度集中的特征。在项目类型和学科方面，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一般项目和基础研究课题，且集中分布于文、史、哲、经等基础学科和传统优势学科。在所属系统方面，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高校系统，且重点集中于985大学和211工程大学等人文社科研究实力较强的重点院校。在地区分布上，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京沪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西部项目失败率也较为集中。在主持人特征方面，失败项目主要机制于具有博士学位的男性，且集中于未兼任行政职务的正高职称者。其次，影响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有明显的规律。影响项目失败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时间因素，项目执行周期越长，失败的风险越高。二是项目依托单位的属性，高校系统特别是985或211类重点院校，项目失败的风险更高。三是项目本身因素，一般项目或基础研究课题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四是项目主持人的属性，主持人的专业职务或承担研究生导师情况对项目失败有显著影响。此外，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职务因素对项目失败并无显著影响。第三，失败项目应作差别化解读与应对。尽管本文聚焦于失败项目，但社科基金项目的失败问题不应被夸大。实际上，2002-2005年间国家社科基金的失败率为6.7%，低于国际公认的可容忍标准。尤为要者，对不同的失败项目类型应作差别化处置。统计表明，超过七成失败项目系因难度较大，鉴于社科基金课题本身是难度较大的探索研究，对此类失败应予以宽容。当然，也有超过一成的项目因学术不端而被终止或撤项，则属于必须避免的行为。另外还有少数项目因程序错误而被终止，这类项目本身已经完成，国家规划办应改进评价程序，为项目研究创造良好条件。须指出者，虽然失败项目在社科基金立项总数中占比并不高，但项目资助失败毕竟是国家财政资金的损失，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败项目。研究失败项目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也是为了从失败项目中汲取教训，提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率。据此，我们提出三点建议。其一，构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失败监测与预警制度，开展实时警示。依失败项目的统计规律，对现有社科基金项目及时发出预警提醒，督促项目主持人取得预期研究目标。高等院所应构建“以结题为中心”的社科基金项目管理体制，提升课题研究质量，减少项目失败率；国家社科规划办应持续定期公布项目失败情况，并对失败项目过于集中的单位予以警示，亦可给予相关单位限项申报处罚；学者应坚守初心使命，把推动学术创新作为责任担当和终身使命。其二，构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动态调整制度，施行优胜劣汰。国家社科基金已经形成了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西部、后期资助等种类各异的项目类型，不同类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失败率差异较大。应该定期对不同类型的项目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进行动态调整，增加绩效较好项目的资助规模，适度减少甚至取消失败率较高的项目。同时，统计也表明，重点项目的优势并不明显，且失败率较高，今后可适当减少此类立项。与此相反，后期资助项目的失败率较低，且质量较高，今后可大幅度增加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最后，构建国家社科基金宽容失败的体制机制，鼓励探索试验。国家社科基金侧重于基础性、前沿课题的研究，有的研究还是填补空白性质的高难度课题，这些项目在规定的执行周期内可能难有预期成果。但只要作者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即便暂时尚无阶段性成果，亦应予以宽容。国家社科规划办应尽快研制宽容失败的具体方案，构建多维评价方案，对科研成果予以客观评估。可行的思路包括：项目课题组如果进行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和收集，能够提供扎实的基础数据资料，可视为达到研究目标；课题组如果进行了扎实的探索试验，即使试验失败，只要能够提供试验记录，且能够阐述试验失败的理由，亦可视为达到研究目标；课题组发现研究课题超出了常规执行周期，需更宽裕的时间从事跟踪研究，只要能够提供部分阶段性成果，亦可视为达到目标，允许课题组进行超长期限的研究；课题组在项目执行中遇到超乎寻常的困难，需要更改部分原定研究计划，规划办应该给予支持等。此外，尽快建立国家社科基金失败项目信息库，促进数据共享，为后来的项目申报者提供借鉴。来源 ｜《集美大学学报》2021年9月第22卷第5期。原标题《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失败项目特征、原因及对策———基于392个资助失败项目的统计研究社科项目申请书的撰写技巧》。作者：吴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