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来自城市的荷尔蒙

1968，多么“热情洋溢”的时代。当年12月，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将这场运动推向了高潮。“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

那时候，没有适龄青年可以无理由地幸免于下乡锻炼。满城的锣鼓，欢快的大喇叭声将这场“喜讯”传送到每一个城市适龄青年的门前，由不得你不开门接受“报喜”，响应历史号召。十四五岁的初中生和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或者再大一点，整整1600多万年青人自愿或被迫加入了这场洪流，据统计，有数十万的城市青年最终选择了留在农村，这种历史上少有的人口逆迁徙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

城市青年下乡，美其名曰是锻炼，实际上给中国的乡村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动态干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把田间的茅草割回去当韭菜，把未成果实的萝卜拔了吃菜叶，把浓粪不兑水直接浇灌到田地里，知青下乡的头几年因为根本不了解农村生活，所以在“广阔天地”里闹了不少笑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给广大的乡村地区带来了不少“知识”，这样一群年轻人，就像《芳华》里文工团的少男少女一样，在最青春的年华里互相传递着荷尔蒙的气息，尽管那时的中国社会相当保守，但是自从解放后，中国人尤其是妇女的性开放意识逐渐增强，何况在那样一个物质和精神都相对匮乏的时代。静态压抑的社会治理模式下总有反抗的肉体与灵魂，而年轻人思想上的冲动和身体上的活力是越过“被扭曲的人性”藩篱的最优条件！

那时下放的知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城市普通家庭的子女，父母都是工人，他们对于农村物质生活的艰辛有着较强的适应性；第二种是城市上流阶层家庭的子女，父母一方面无奈于统一的政策，另一方面不断活动，抓住机会通过城市招工，生病返乡的理由让子女迅速回城；第三种是最惨的，来自于城市的“阶级家庭”，即父母本来是领导干部、教师、科学家，但在残酷的历史斗争中被错误地划到了“敌人”那一侧，因此，他们除了下乡无路可去，乡村虽艰苦，民心尚淳朴。

尽管普遍贫穷是当时的基本样态，但是贫富差距和视野宽狭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浙皖交界的一个小山城里，两个来自上海的女知青红娟和青瑞下放到这。城里的姑娘似乎浑身都透着一股干净，甚至雪花膏的香味能够在距离她三米远的地方闻见。她们俩住在村支书的家里，村支书的女儿菱香和她们差不多大，有一次，红娟将自己穿不了的旧衣服送了一些给菱香。

菱香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衣服，拿着它去找红娟姐。红娟笑着笑，让菱香把上衣全部脱光，即使同为女性，但是菱香很久都没有在别人面前展现过自己的身体，基于信任，她还是照做了。红娟姐给她穿上了这件“用不了一尺布”的衣服，让她照一下镜子。

当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时候，菱香脸上因羞涩和兴奋而涨的通红。这件衣服穿上之后，她觉得自己莫名地好看起来，究竟哪里好看，她也说不出来。但是这件衣服她还是不敢常穿，因为在那样一个灰色、青色主打的服装色系时代，宽松也成了女性服装的一个“不成文”规则。凸胸翘臀会被认为是渲染腐朽的资本主义情调，少女们如莲花般曼妙的身姿在宽大的平布衣裤中压抑地生长着，喘不过气来。

菱香和女伴们放牛时，在老山涧的水塘里洗澡。随行的女伴都发现了这件奇怪的“衣服”，菱香打了一个“嘘声”的手势，然后如红娟姐对她嘲笑般再一次将这种嘲笑进行了传递。“你们这些土老坎，晓得不，这些是城头女娃穿得衣服，叫文胸，来，我教你们穿嘛。”于是，这四个女孩规规矩矩地排好队，像等待着检阅一般，神圣而又忐忑地在山涧赤裸上身试穿同一件衣服。

若干年之后，她们已经忘却这一段经历，但是凹凸有致地展现女性的身材绝对不再是一件应该遮遮掩掩的事情。

红娟姐还跟她们说了很多秘密，这些只能是女生之间的秘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过，菱香也不敢问，因为“不知羞耻”是一个女孩最大的污点，她不想有那个污点。也许，对于菱香而言，人生第一次不成熟的身体感知和性启蒙是“下放学生”带给她的，她以为这是她和红娟姐的秘密。

实际上，红娟姐和村里很多女孩都说过这些。千千万万个红娟和千千万万个“山野姑娘”都说过这些，只不过村支书不知道罢了......

十多年前，中国拍了一部在法国上映的电影，叫《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这个故事发生在湘西。知青罗明和马剑铃是一对好友，两人都是因为父母被“打倒”而无奈地上山下乡来到湘西凤凰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遇到了被称为“人民公敌”的四眼先生，并得知他偷偷收藏了大批禁书，包括福拜楼、托尔斯泰，雨果及巴尔扎克等人的名作。两个人对巴尔扎克的作品非常着迷，经常偷看放在箱子中的小说。他们同时爱上了村里老裁缝的女儿小裁缝，他们向小裁缝传递巴尔扎克，小裁缝渐渐地痴迷于这些禁书，书中对女性独立的完美描写使她萌生了一个想法：走出去看看，她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样的结果是知青罗明和马剑铃都没有想到的，他们没有预料到受众比教众的反应更强烈。小裁缝被大山和革命热情所与世隔绝，当她第一次在内心深处觉醒时，冲破一种规则的束缚是她最大的渴望。

当然两个男知青带给小裁缝的绝不限于巴尔扎克，他们还带来了浓浓的爱意与两性接触。当身体的欲望被毫不防备地打开之后，鱼水欢愉成了一件兴奋而又隐秘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年纪，因为时代而被束缚，但不忍被拘束的他们在这一亩三分地里开拓自己的世界。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小裁缝面临的结果无疑是怀孕与堕胎，而“播种者”罗明因为父母的平反而被要求迅速返乡，小裁缝在马剑铃的陪伴下完成了一场“生死轮回”。知青与村民之间的性爱就像清晨的露水，是见不得一丝阳光的，这种做法是违背“最高指示”的，而且远在城市的父母也很难接受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媳妇。

当那个时代结束之后，太多的露水鸳鸯终将面临分离。一生的伤痛缘起荷尔蒙的作用，她们不敢也不能奢望一起回城。电视剧《小麦进城》的女主人公小麦也如同小麦一样，但是结局似乎比较幸运，在经历过种种屈辱之后她终于进城和林木生活在了一起。而进城伊始，婆婆对于她和林木的关系是这样一种以对女性最大羞辱的方式进行的。“听人说，你天天拉着我们林木钻玉米地，你说，你和多少男人钻过，真不要脸啊！林木是个男的，你脱了裤子勾引他，想方设法把自己肚子弄大，就欺负我们家林木老实。”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终究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爱归爱，性归性，终究还是留种不留人。二十年前重庆拍过一部很火的生活剧《山城棒棒军》，其中有一个学生棒棒孟小渝就是当年的重庆青年陈凯在朱家沱下乡的时候和村支书的女儿玉莲相恋所怀的孩子。结果，一纸文书下来，陈凯与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毫不犹豫的返乡了。玉莲揣着两个月的肚子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有人认为，知青下乡的初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上最高指示里还有一句话往往被人所忽视，那便是“广阔农村地区大有作为”。即使我们忽略了知青对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的再塑造，我们也不能不从事实上承认他们在知识、行为和思想上对当地的启蒙。

再回过头来看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故事，影片通过知青与农民之间的文化隔阂，确立了罗明和马剑铃文化启蒙者的定位。他们承担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山村启蒙任务，然而两个愣头青年，在自我把控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居然被荒谬地通过一场运动赋予了这样的神圣使命。

影片首先呈现了农民在文化上的劣势，如对生产队长的无知的刻画：他由于不识字将菜谱拿倒，他将小提琴当做一个玩具烧毁，并被罗明急中生智编造的 《莫扎特想念毛主席》 的曲名蒙骗。在这里，生产队长的权威，慈爱的劳动者、改造者形象一扫全无，成为知青眼中刻板又滑稽的小丑式人物。与此同时，影片表现了知青在文化上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带来的现代文明像春雨之于久旱的大地，一定程度上救赎了愚昧的村民。

小裁缝的转变正是知青启蒙的产物，其觉醒与出走构成了电影的主线。促成小裁缝觉醒的契机是堕胎手术,“当孤独成为女性生命自处状态时，自我的发现也许会成为一种可能”。知青罗明引导和参与了小裁缝的爱情体验，却缺席了本该两人共同承受的责任。

所以，小裁缝说，“我感觉我像变了个人似的”。小裁缝经历了爱情、性、流产，完成了从心灵到肉体的解放的过程，放弃了自己的爱情，逃离了那个偏僻落后的山村。所以说知青启蒙只是一场不应该有的错误，而这场错误给无数农村地区的女性造成了深刻的伤害。

如果说，这种事情促成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话，那可能只是一场错误的没有预期的正外部性吧。

而对于这些回城的知青而言呢？

他们也成了世纪之交国企下岗中的大多数，而此时，一个个都已经人过中年。

历史不可挽回，错误不该是谁。

追究与悔恨终是徒然，借用巴金老先生给塔园博物馆的对联来结束本文：建设塔园，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