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山下红卫兵墓：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沙坪坝，重庆的老区，昔日的文化重镇，历史在这里写下浓墨重彩的笔画：抗战精神的堡垒，红色革命的摇篮。这里数不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烈士公墓，无不是对历史的高歌，对后人的警示，但唯独这一处，透视出我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在沙坪坝可歌可泣的历史中，它被遗忘，被掩埋，甚至于如今日被驱逐！成为被删除被抹去的多余。

沙坪公园里，几个高耸的石碑兀自地立在公园一角，被周遭的树丛掩埋，被来往的游人忽视，多余得成了一个遗忘的角落。这一乱石堆被高墙围起，却也挡不住直指苍穹的塔尖，铁栅栏的大门紧锁，仍然有一股寒风袭面。门外一块小小的方碑，为这高墙里数十个石碑高塔正名：红卫兵墓园。

两年前我刚刚来到重庆，前后两次回到沙坪坝老校区，都借机会探寻了这个“多余的”被人遗忘的墓园。说是探寻，却不如说是一番历险，无人知晓，没有导引与解说，我只有翻过外面的铁门，像是一个偷偷溜入的贪玩少年。墓园里面只有冰冷的碑文、脱落的墙体、荒芜的杂草，这些实在不是一个少年应当喜欢的事情，不过一切却也透露着隐秘：碑顶擎天的火炬，“毛主席万岁”的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碑铭，有的墓碑前可以细细读来死者的光荣牺牲，有的只有几个姓名和比我还小的多的年龄，“墓中最年幼的战死者才仅仅14岁，传说她被偷袭的子弹射中时，正笑眯眯地吸吮手中的冰糕；还有60岁的年长者，被卷进这场疯狂的没有胜利者的争斗中。关于他们的爱好、生平，我们一无所知。唯有石碑上冷冰冰的刻痕符号，告诉你这些生命存在过。” 杂草丛中仿佛传来炮火硝烟的味道，墓园深处似在回响隆隆的口号，“敢叫日月换新天”被此刻的凄凉堵在喉头，我的时间在流走，但墓园的时间却是静止的，它静止在一个个生命的止息中，它停留在这个公园狭小的角落里。

时至如今，我要记下我第三次来到这里：一圈铁丝网成为高墙新的修饰物；厚厚的铁门前不再有翻越的可能；加装的摄像头不知道在监控着何方的路人；路边树木上的标语警告着来往的游客：文物重地请勿拍照；这一切还不够，新设的治安岗亭在墓园的对面，随时阻止好奇拍照和靠近墓园的游客；就连那最后为之正名的小小的方碑，也消失不见了。

我只觉得背后阵阵寒风，难不成因为我爬了两次玩大了，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还是惊动了这里的鬼魂？简直辱没先人！愧对历史！我先叩首告罪！

紧接着是惊诧、错愕、难以置信、无法接受以及更多的形容词无法描绘的感受。历史死了！我要对天说。你们死第二回了，我要对墓园里的几百个魂灵说。进而是愤怒与无奈，我恨不得在整个大地上奔走呼号，问问十万百万个为什么。然后只剩下悲哀，在所有的情感里，悲哀或许是最长久的，悲从中来，我却不知道怎么说，为什么说，对谁说，我只是要说一句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

我看看自己的手，一双杀人凶手的手，即使不是杀害历史的主谋，我也是同时代的帮凶。而此时此刻我只能用苍白的文字写下自己的忏悔书。

我无意也无能重述历史，记得两年前那两次在墓园里的杂草丛中走着，我丝毫不能想象那段过去是什么样子，是荒诞？是疯狂？耸立的墓碑甚至有一些不真实的感觉，我没有可供参考的回忆，就只好陪着这段历史这些人静静地坐一坐。好像坐的久了，我也可以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好像历史在我身上又有了生命，它通过这一切再度呈现，再次经历，它轻声细语，它泣涕涟涟，却已没有了满腔的怒火，积结的怨恨，历史，此刻不再是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想我听到了，历史的第一人称。

读读这一些那一些零零散散的文字吧，这些或真或假的旁白，给这里的黑白添上血色：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第一个仪式是展示烈士遗体，目的不是为了表现烈士的伟大，而是表明“反派”的反革命意识的残忍。天气仍然闷热，尸体裸露部分很多，大部分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守护死者的战友捂着洒满香水的口罩，不时用手中干树枝驱散苍蝇。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像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像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刘小枫《纪念冬妮娅》）

仿佛一组和声，在墓园丛中响起。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 、“该园存在多处安全隐患，当前未对外开放。”在网上能够查询到的只有这些文字，同时可以了解到在2009年墓园已经成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人称此为进步，但7年过去了，文物依旧是那些文物，保护没有半点下文。如今这般“修饰”也不知为何，我们是否可以希望是要保护或是整修了呢？

忐忐忑忑，小心翼翼，八十年代重庆市委书记曾提出“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这一切和沙坪坝的红岩革命陈列馆、歌乐山烈士陵园对历史文物的开发保护与宣传推广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如若再进一步讲，这不正是我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吗？这种态度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答案大概是多种多样的吧，有历史研究本身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或许还有民族性的原因？

“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恐的是什么呢？文革之恶，又真的是大恶吗？对谁来说是大恶呢？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份文件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从多方面承认、分析、反思了错误，它充分说明一个政党的转折与新生和充分认识和反思历史紧密相连，我们只有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才能从历史中重新走出。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根本点和出发点，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对中国的形势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更可见这一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所在。而我们如今对历史的不同态度，能不能算是实事求是呢？如果说在早先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刚刚从文革造成的千疮百孔中恢复，的确不宜于再触伤痛过度沉溺，那到如今我们就让它不了了之，就这样停止一切讨论和思考能算是实事求是吗？这样一种厚此薄彼的历史态度，又有什么好处？谁又能从中受益呢？

“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篡改和磨灭历史的行为不仅仅是可疑的，还是可怕的，而一个这样做的政党不能不是可疑而又可怕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若不能实事求是的认识文革，那便是对错误的逃避和漠视，作为一个真正先进代表人民的执政党，它必须对自己有所自信，它必须对历史有所担当。

“即使历史是一种羁绊和负担，对历史的认知却是最稳妥最可靠的解放手段。”当我们为了发展和稳定，为了更广大更长远的人民利益而搁置某些历史问题时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那些蒙上人们的眼睛而又引领人们走路的行为是多么的可鄙，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的行为至今仍屡见不鲜。

对历史的胜利只有骄傲没有反思，对历史的伤痕只有掩饰没有正视，一个这样的民族如何能称得上成熟。如今我们是否只剩下物质膨胀带来的虚骄迷狂，还做着中华崛起的美梦？我们的政府，到今天还处处照顾我们如初生的婴儿，生怕一不小心我们跌了跤，恨不得替我们走路，外面的世界、过去的历史，总有一些你碰不得说不得，而这些禁忌，却都是为了我们好！难道中国人走到今天，仍然不能正眼看一看那些民族历史的悲剧？难道我们要说中国人没有理性与勇气去面对和反思曾经的罪恶？难道反思曾经犯过的错误，还会给今天带来动荡？的确那段历史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如此的颠覆良知，让每一个了解的人都不忍卒读，但这是否就应该是否定我们去了解的正当原因？

如以赛亚柏林所言：“所有家长制政府，不管多么仁慈、谨慎、中立与理性，到头来都倾向于把大多数人当做未成年人，或当做愚不可及或负不了责任的人，或当做成熟太慢以至于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无法自立的人。这是一种使人堕落的政策，在我看来并不是建立在任何理性与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是相反，建立在对深刻的人性的一种深刻误解之上。”中国人不能忘记历史，如果他并非未成年人，或是愚不可及付不了责任的人，亦或成熟太慢以至于在未来无法自立的人，他就绝对绝对不应该忘记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有理由去深入那段历史，我们有权利要求改变对历史的不同态度，有权利倾听历史的真相，反思历史的迷狂；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义务、有责任去拾起我们民族曾经丢失的良心，在那段深刻的人性悲剧面前学会忏悔和反思，“历史不仅是一个发现的航程，也是一个与敌人斗争的过程。敌人就是早已实权在握的人，这些人强烈希望隐藏真相。”最大的敌人或许其实是我们自己，而最大的障碍是我们自身面对历史的态度，唯有我们每个人拥有正视与反思的态度，历史才能战胜它的敌人，迎接历史正义的最终胜利。

阿克顿勋爵曾写到：“历史是对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最强烈影响的因素”，对整个中华民族、一代代中国人而言，如果不真正反思文革、正视文革，那文革的悲剧注定还会重演，不真正正视民族之短，历史之痛，我们的民族就不能进步，我们的国家就无法真正强盛。

“奥斯维辛之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感到负疚”这是德国人在二战后的反思，有人说文革是中国的奥斯维辛，而如今我们对这段历史又是什么样态度？

世人犯下的一切都是我的罪，我们从来不适用这样太过博爱的思想，但我总觉得，任何人对历史的遗忘，就是对自己的犯罪。如果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只需要常识和良知，那就去看看历史吧，看看历史上所有的常识缺失和良知泯灭的事实！抗日战争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犯罪，解放战争是反革命的一方对革命一方的犯罪，那文革，就是人对人的犯罪，是对人性的践踏，对良知的鞭笞。历史不应该仅仅记住那些丰功伟绩，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伟大的民族精神，都是我们民族善的一面，而历史的作用“对最邪恶事业的制约，比对于最纯洁事业的促进更明显、更有力”，一个人的进步还要取长补短，更何况一个党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若不正视历史，何以知吾民之短，若不知吾民之短，何以兴中华之魂！

文化大革命“516通知”五十周年刚刚过去，这段十年的历史，不能不说是距我们今天最近的一次最沉重最惨痛最深刻的历史事件，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观察叙述诚然是史家之责任，但对一段历史记忆的共同守护却是整个民族的重担。那段创巨痛深的历史片段已经成为余秋雨笔下的集体文化记忆，它或许已经化为我们意识深处的无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消失，或是更可怕的隐隐发作。到如今文革结束也已四十年，早已过了那些不回头向前看的日子，而开始跑着向前发展的中国，却是最容易跌倒的中国，此时不正该回头看看，才能更好地向前吗。再者，四十年已经过去，此时此刻再不回头看，恐怕是乱坟岗也要变成土石堆了。

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这本文革回忆录中这样评价：“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

时间的步伐不停，如今我们既是后人，巴金老先生建造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也已在广东汕头变为现实；也许时间的跨度还不够长，不足以为历史公正的评价留下空间，但我们仍然愤懑于那些对历史的不同态度本身，要想真正实现历史的公正，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不过我相信，新时代的我们并不缺少对未来的希望与实事求是的勇气，正是这希望与勇气，将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天的最大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