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一个生日，惊动了100万人

实际上，根据测算，西政办学至今近60年间（文革期间停办）培养的学生总数应当不超过30万。但是三倍于这个数字的接力再次证明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朋友遍天下，我相信这其中有不少与西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67岁的她献礼！

我们不止一次在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区看见这样的文字：“我虽不是西政学子，但是因为我的男友、女友、同学就读于此，我来过一次，便被其文化所感染，精神所折服，爱屋及乌，我对西政也有别样的感情。”也有不少其他学校的同学对我说过：“很奇怪，我见过不少西政学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母校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他们的疑问可能也是很多不了解西政的人士所共有的疑惑。想解答这个疑惑，则需要翻开新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历史画卷，从中寻找答案。西政算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高等院校，比不上北大清华历史悠久，比不上浙大、复旦学科齐全，到后来似乎在中国法学主要图谱的“五院四系”当中也渐渐落后，比不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第一的华政，也比不上坐拥财经和政法两大优势学科的中南财大，更比不上简称“法律最大”的中国政法大学，即使同处于西部的西北政法，我们与之相比也少了一些恬淡安逸。

历史的命运注定了西南政法大学总是跟共和国的发展痕迹勾勒在一起，总是与民主法治事业相依相伴。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首任校长为十大元帅刘伯承，1953年，西南政法学院正式挂牌成立，首任院长为抗日名将周保中将军。西南政法学院建设伊始，选址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化龙桥（后归渝中区管辖）。化龙桥地区是红岩精神发源地，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生活、战斗在这一块热土上。因此，西南政法的创立就染上了鲜红的色彩，注定了要为共和国陶铸法治英才的事业奉献终生。

之后，西南政法学院迁址歌乐山下，烈士墓旁。歌乐山，一座代表着近代重庆历史的自然文化名山。在这里，红岩烈士革命陈列馆与西南政法学院大门遥相呼应，不过百米距离。西南政法学院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自50年代到文革前夕，十几年间，培养出了刘家琛、姜兴长，胡克慧等十几位大检察官、大法官，梁慧星、李昌麒、种明钊、李开国等一大批当代法学名家。

由于西政在文革期间硬件设施维护较好，另外部分师资力量虽下放，但都留有具体联系方式，因此文革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具备了复学的条件。除了1977年高考招收法学专业的北京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西政于1978年正式招收法学专业本科生，是国内当时屈指可数的设立法学专业的高校，而且是当时唯一一所直属司法部管辖的部署政法院校。在这之后，78、79、80乃至后来的81、82、83，这六个年级同学中的多数现已经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界、司法界和政界的中坚力量。

在此，应当怀念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饱受艰难困苦但仍然对西政不离不弃的老师们，没有他们的努力，西政不可能很快复学。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校史馆里、记录片里、课堂之上、讲座之时、聚会之中，这些人和事的名字与过程总是被一遍又一遍提起。西政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每一位学子进行母校的历史文化教育。因此，大部分西政青年学子对母校的历史文化渊源都比较熟悉，在我看来，只有熟识，方可产生认知与认同，最后形成归属感。这是三十万西政校友心系天下，情牵母校，一方有难，各地支援的根本原因。

除了她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子，另一个方面，她还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1998年，在院校合并的大背景下，西政拟被合并到重庆大学。西政学子打出了“宁为西政魂，不做重大人”的口号，在历时数月的护校运动中，使得这一隅院校得以保存，没有寄人篱下。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被下放到地方的命运。

世纪之交，学校新校区建设在即，财政资金短缺，校领导之间不团结，十几位年青有为的教授先后离开西政，北上帝都，东奔湖湘，西赴成都。一时间，学校人心涣散，各类指标先后亮起了红灯。可以说那段日子是建校半个世纪以来最难熬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