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西政，我的法律与自由天堂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舒舒服服地睡个懒觉，再去久违的食堂任意挑了些中意的早餐坐在学生堆里慢慢地品尝，身边传来几个学生小声的讨论着在何种情况下被害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天啊，这是一个什么样学校啊，即便是在食堂，学生谈论的话题也能与法律扯上关系！

我随着学生一起步入教学楼找了个教室坐下，来上课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徐静村教授，他在刑事诉讼法领域学术成果丰硕，讲授的主题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徐教授从其本人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亲身经历讲起，如故事般地娓娓道来，将宏大的修法历史场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自然就明白了法律存在的问题和修改的必要性。

原来我们国家居然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没有诉讼法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行之前，司法机关只是依靠刑事政策和一些政策性文件以及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内部规定办理刑事案件。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年却是真实存在并发生着，看来人治却确是人的劣根性反映，法治来之不易啊。徐教授还讲述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当年在四川省军事管理委员会任职办理一宗故意杀人案的事情，当时去抓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要经过十多个武斗群众组织设的防线，每次都要被缴枪盘查，历经千辛万苦才抓到犯罪嫌疑人，没有公诉没有审判，口头请示领导后就直接执行了死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几乎连机关内部的规章制度都没有被遵守，对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基本程序根本就没有，更不要说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力了，多么可怕的一段没有诉讼法的时期啊，让人倍加珍惜如今的法制环境与和平生活。

徐教授还讲述了他参与的新中国首宗抢劫银行的案件，来说明刑事诉讼法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1970年，学习过法律知识的人很少，徐教授是其中向苏联专家学习过法律的少数人之一，当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了建国后首宗抢劫银行的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趁一间银行储蓄所下午下班时，冲进去用砖头砸死两名银行出纳员，抢走现金。此案惊动时任总理的周恩来，指示务必破案。但当年懂侦查的人不多，很多人去现场查看，没有保护现场的意识，还用手摸作案凶器砖头，混淆了现场的痕迹，用高音喇叭到处喊话，要群众提供线索，打草惊了蛇，致使案件很长时间没有进展。一些领导就去知识份子劳动改造的“五七干校”抽调了一名侦查能手和懂法的徐教授去破案，两人了解到上述情况，去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无法破案，直接向领导申请宁愿回去劳动改造，据说该案至今未破。司法程序未被遵守，法律知识未能应用，即便是总理批示，案件也无法破获，诉讼法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可见一般。

说到法律修改，1979年刑事诉讼法在适用十年后，党中央决定将庭前移送案件法官形成预断的纠问式的庭审制度变革成当庭采信证据的控辨式的庭审制度，并将诉讼法涉及的其他规定作相应的改动。这次修法，公、检、法三家都有人参加，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关职权的重新划分，对于要改的几个核心问题三家争得非常历害。

首先是法院不同意改革纠问式的庭审制度，他们调研后提出说当时全国法院系统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占20%，如果改革不庭前移送案件，法官不能在开庭前完成准备预断，开庭就不能针对性的调查，案件可能会搞错，他们承担不起。

检察院也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案件起诉后，法官不能正确判断，会导致起诉失败。公安机关也认为若一个案件收集的证据，仅凭法官开庭在极短时间内作出不采信的取舍判断，未免太过草率，也浪费诉讼资源。

最后几家谈判达成检察机关起诉时不移送案卷，只移送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但由于没有规定主要证据复印件的范围。不严谨的诉讼法规定导致实践中很多地方以证据交换的名义庭前全案证据复印移送，或全部移送案卷。本来这次庭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法官开庭前形成预断，但这样移送了证据复印件或案卷，法官通过庭前准备，又形成了预断，一次改革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要继续再改。

相应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是对检察职能的重新划分，1979年的诉讼法中规定有检察机关可以免予起诉犯罪嫌疑人，即是检察机关认定该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在定罪的前提下免于起诉该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定罪的权力，本应由法院来行使，要废止检察院的该项权力，但检察院不同意了，他们认为这是检察机关一项重要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该权力，检察机关就变成了直诉机关，没有了自主权。几经讨论，最后妥协的意见是废止免予起诉，但赋予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权力，不起诉权力不是定罪权，仅是从证据足不足以支持起诉方面自由裁量起诉还是不起诉。目前，检察机关最大的滥用权力的问题出现在如何使用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需要在修改诉讼法时进一步调整和细化，强化监督，并对暂缓起诉等权力作出法律规定。

而且，改革开放后，职务犯罪越来越多，中央感到震惊，一直想肃清职务犯罪，甚至提出要参照香港在内地建立廉政公署（ICAC），但发现我国的体制中没有廉政公署的位置。因为香港的廉政公署是是直接向港督负责，香港回归后是向特首（特别行政长官）负责。如果在内地也成立廉政公署，向谁负责？难道说向总书记负责吗？那样就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了。所以中国内地以党中央为领导核心，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权力核心的体制决定了没有廉政公署摆放的位置。

由于检察机关一直有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权力，就决定不设廉政公署，仍继续将职务犯罪侦查的权力赋予给检察机关，但考虑到检察机关侦查人员素质等问题，担心办不好案件，就把一部分经济类自侦案件（如税收方面的案件）交出来给公安机关侦办。这样的结果，现在看来是检察机关大伤元气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怎样才能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也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法律修改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在一些操作程序上也要进一步细化，现行刑事诉讼法还有很多漏洞，至少要将225条刑诉法条文修改成500条才比较合适。徐静村教授是西南政法大学的代表性人物，他风趣的语言，严谨的逻辑思维，精彩的演讲不时获得学生们的掌声。这里处处有人谈法律，时时在论法的精神，真不愧是学术的天堂！

作者简介：

张有胜，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西南政法大学2003届刑法学硕士，邱兴隆教授招收的第一届刑法学专业硕士，开门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