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 村主任霍东征

    东征当村主任了！

    这是父亲在电话里给我说的第一句话。事隔近一年，父亲说这句话时的诧异和兴奋，我仍然记忆犹新。

    父亲离开村里有十几年了，现在常年住在榆林市里，谁当村主任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但对像他这样的村里人来说，不论离开有多久，现在住哪里，谁当村主任仍然是最大的新闻，比谁当国家主席还重要。村主任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评头论足，骂几句也无妨。

    赖学生，好演员

    东征姓霍，大名“霍汉辉”，但我一直呼他的小名，要不是写这篇文章，我几乎忘了他还有个大名。

    在村里读小学的五年里，东征一直和我同桌。他是有名的赖学生，课下调皮捣蛋，惹是生非，课上交头接耳，小动作不断，经常受到老师的斥责，女同学总是躲着他。考试的时候，如果正常发挥，成绩一般不会及格。偶尔我故意不遮挡自己的考卷，他能勉强过关。他后来回忆说，每到考试阶段，他会让他母亲蒸两个窝窝头，然后带到学校给我吃。但这事，我确实记不清了。

    但东征是那种脸皮比较厚的学生，对老师的批评和同学们的不屑，他都嘻嘻哈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脸皮厚，或许是因为有厚的资本。东征在一个方面的表现，让所有同学望尘莫及。这就是演戏。

    村里霍姓是小姓，总共也就是十来户人家，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但几乎个个能歌善舞，是村里闹秧歌和文艺演出的主力。东征在霍家人中，又是出类拔萃的。

    小时候一起排练文艺节目，台词我背好几遍，仍然记不住，演出时得有人蹲在戏台暗侧提词。但东征只背一遍，就烂熟于心，从来不需要别人提词。我当时想，如果他能把记台词的本领用在学习上，考试一定能及格。

    大牌演员通常会耍大牌，东征也不例外。

    每次演出前，大家都得哄着他，让着他，看他的脸色，稍有不如意，他就威胁罢演，搞得领导只能给他说好话。

    春节闹秧歌的时候，演员被分派到村民家吃饭，东征总是被派到生活条件最好的家户，尽管他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

    闹秧歌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排门子”，即秧歌队在全村挨家挨户走一遍，一家也不能遗漏。排门子的时候，伞头领着秧歌队唱上几句吉庆的歌词，主家会奉送上香烟、红枣、瓜子之类的东西，以表谢意。三天秧歌结束后，收集来的香烟要分成不同的等级，在所有队员之间分配，东征总是拿到等级最高的那份。即使我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当秧歌队负责人的时候，他分到的香烟也比我多。

     只有一次，我比他略占上风。那是1976年正月初，我们俩合作表演跑旱船，我扮演老艄（公），东征扮演小艄（公）。在我们当地，跑旱船叫“扳水船”，最难的不是模仿艄公，领引年青女子坐的“水船”，渡过黄河九十九道湾上的急流险滩，而是说、学、逗、唱。老艄和小艄的角色，类似相声表演中的逗哏和捧哏，但没有事先编好的剧本，全凭演员现场即兴发挥,惹得观者笑声不断。村里演出时，我们小学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看到一半就溜走了，因为我们给她父母编的笑话，让她难为情。但她父母还是坚持看完，才乐呵呵地回家。

正月十五，各生产大队挑选的优秀节目在公社汇演，我和东征表演的“扳水船”获得第一名，让我们顿时成了“大明星”。

     我们俩的合作，也曾改变过他的命运。粉碎“四人帮”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很快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紧跟形势，编写了二人剧《老俩口喜读红五卷》，由东征和俊英（玉平的妹妹）分别扮演男女主角。1977年元月，这个节目参加了全县文艺调演，大获成功。县文工团领导发现东征是个好演员，就把他招进了文工团。

      东征从此变成了“准公家人”，令我羡慕不已。

      一年之后，我离开村里，去西安读大学。

从花脸演员到赌徒

进入县文工团后，凭着演艺天赋，东征如鱼得水。几年后，文工团更名为“吴堡县晋剧团”，东征主演二花脸，算是剧团的骨干演员，走在县城街上或偶尔回村露露面，一副“明星”派头。

但在县剧团，东征的身份一直是“合同工”，比正式工矮一截。

剧团曾分到一些转正名额，他本来有资格转正，但县文化局局长想把名额用于自己的儿子，剧团党委书记想把名额给自己的侄子。鹬蚌相争，他也没有变成渔翁。

虽是合同演员，找婆姨（媳妇）不愁。东征娶了个既俊又能吃苦的婆姨，名叫俊莲。他也没有为娶婆姨付彩礼，让贫困的父母躲过了窘境，挣足了脸面。那时候，彩礼的多少与男人的吸引力成反比。

1992年，俊莲怀上了第四胎。之前，他们已相继生了三个孩子，全是女儿。他们希望有个男孩。

但此时，计划生育政策严格起来。剧团领导找东征谈话，告诉他：生孩子还是保工作，二者只能选其一。犹疑再三，俩口子决定还是生孩子。这样，东征就辞掉了剧团的工作，和婆姨一起回到了村里。几个月之后，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果真是个男孩。东征说，丢了工作，值！

（东征化妆剧照，1990年。）

东征本来就不是个勤劳的农民。十五年的演员生涯，使得他根本受不了种地的苦。回村后，家里的承包地靠婆姨种，东征每天睡到太阳照到屁股门子才起来，成天游手好闲，让人指指点点。村里通上电后，村领导照顾他，让他当了电工。

东征从小嘴馋，在城里生活多年又养成了好吃肉的毛病。买不起肉，他就尝试用取巧的方式饱饱口福，但很快证明，此法不可行。他决定自己搞饲养。

东征养了六只羊、两头牛。有一天，一头牛拉稀，怎么治也不见好。无奈之下，他来到了乡卫生所求助。卫生所卖药的是本村人，说罂粟壳人吃了能治拉肚子，牛吃了也一定管用，就给了他一点罂粟壳。他回家后用罂粟壳熬了一碗汤，给牛灌进去，果然，很快，牛就不拉稀了。

第二年，东征就开始在自家的菜园子地里种罂粟。当时村里种罂粟的不止他一人，说是为了自用，但他的种植面积超出了自用。这事被人告发了。闻到风声后，他把熬好的罂粟膏倒进茅坑，来不及烧掉的罂粟杆扔进附近的沟渠。警察到他家搜索一番，一无所获。他以为一场虚惊已过，但警察在离开的路上，还是被人指点，走向那个留着证据的沟渠。当时天已黄昏，东征一看不妙，连鞋也来不及穿，拔腿就跑。一口气跑了十多华里，跑到佳县李家圪凹村。这是他外婆家的村，他很熟悉，但他不敢去外婆家，而是躲在小时候一块玩耍的发小家。

第二天，他找到了在乡政府工作的三姐夫。他知道三姐夫和吴堡县的主要领导关系好，希望通过人情关系放他一马。尽管他把事情轻描淡写说了一下，这位领导还是在电话里告诉他，如果被逮着，至少被判十年。当然，如果逮不着人，也没有办法。

东征明白了，他不坐牢的唯一选择是人间蒸发。他去了西安，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大城市，混迹于上百万的打工仔中，拉板车，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十年。期间第五个年头，他以为没事了，就回来办身份证，结果还是被派出所关起来。幸运的是，县公安局有一位曾在村里插过队的熟人，说既然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就不要再追究了。这样，在看守所戴着手铐待了几个小时后，他被放了出来，也办了身份证。

 东征在西安打工期间，他的儿女们也慢慢长大了。二女儿嫁了一个富二代，公公在榆林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小的煤矿，就出资为亲家办了一个煤炭运输公司。这样，东征就回到榆林，做起了煤炭运输生意。

他应该赚了点钱，风光过一阵子。但很快染上了赌博的毛病。一次下注上万，一晚上输八九十来万是常有的事。他不仅把自己赚的钱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赌债，连卡车司机的工资也拖欠。他究竟欠了多少债，至今仍是个迷，有人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他自己告诉我,也就几十万，只是利滚利滚到了近两百万。有一年春节我在榆林见到他，他要请我吃饭，我说等你把债还清了再请我吧，旁边立即有人插话：那你大概永远不会有机会吃他的饭了！

他的债主很多，没人能把他送进牢里，但频繁的追债也让他不胜其烦。他选择了躲避。他把手机关了，债主没办法联系他。小女儿曾给他买了一辆60万的路虎牌车，他怕被债主扣押，不敢开，就交给了大女婿，骑了一辆破踏板摩托回到村里。他觉得还是躲到村里安全些。

后来，三个女儿和债主达成协议，分期分批替他把大部分债还了。

这样，东征又浮出了水面。

竞选村主任，屡败屡战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东征萌发了当村主任的念头。

村主任虽然是“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毕竟也算个官，对许多村民还是有吸引力的。何况，现在当村官，只是发钱放款，无须征粮收费，每月还有上千元的“工资”，遇上政府出资的项目，还可以克扣点工程款。何乐不为？

2012年春天的村主任选举，有四位候选人竞争，东征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把一些外地打工的村民也拉回来为他投票，得票仍然最低。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一则，他在村民中并没有很好的威信；二则，村里霍姓人数本来就少，又被两个候选人分票。当时村里的宗族观念还比较强，姓霍的候选人要拉到王姓和张姓的票，不是很容易。

2015年春，东征准备再次竞选村主任。他曾游说我父亲回去给他投票，但父亲有些为难。东征是我的朋友，另一个竞争者是张姓本家我的远房堂弟，投谁都不合适，父亲就没有回去。东征觉得没有胜出的希望，在最后一刻，决定退出竞选，把他的票源转给现任候选人，保证了后者顺利连任。

2018年春，东征决定再次参加村主任竞选。他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已经连任两届的村主任。

这一次，他大获成功。他的得票不仅超过法定的半数，而且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得票主要来自张姓和王姓的人，而霍姓本家的人，有几位明确反对他。

但村民的选举结果得不到乡（镇）政府的认可。乡政府的人认为，东征劣迹斑斑，根本不适合当村主任。乡政府更愿意让他的竞争对手，即在任的村主任连任。

乡政府要求重选。但重选的结果，仍然是东征当选。

第二次投票结果出来后，又出现了相互告发事件。对方告东征超龄，东征告对方学历造假。

按照任职条件规定，村主任当选时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东征生于1958年11月，选举时年过59，确实大大超龄了。幸运的是，他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1961年11月。这一代人都没有出生证，所以法律上只能以身份证年龄为依据，这样，东征的超龄在可接受范围。

竞争对手是小学毕业，但填写了初中毕业。这个学历造假就成为硬伤。

刚刚上任的村支书王峰峰，比东征小20来岁，力挺东征，说如果东征当不了村主任，他自己也就不当村支书了。

乡政府最终还是接受了村民的选举结果，宣布东征当选村主任。

（东征终于当上了村主任。）

东征说，这是民意的胜利。

我曾问东征：你那么多铁杆票是不是贿赂来的,或私下作过什么许诺？他说，不是，绝对没有，最多就是给大家敬支烟。不过,当场有位村民说，东征曾给他一包软中华烟。但他又补充说，投票给东征，与这包烟没有关系。

无论东征的话是否属实，当上村主任后，他反复强调，他是全村人的村主任，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村主任，所以无论投他票的人还是没有投他票的人，他都会一碗水端平，不会厚此薄彼。确实，有几个投他票的人曾因为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埋怨他，说“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给你拉票，你怎么能当上村主任？”东征说：谁让你们瞎了眼选我？现在后悔也晚了。当然，这话，在投票选举前，他是不敢说的。

据我了解，东征这次选举中能得到多数村民的拥护，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的竞争对手在担任六年村主任后，失去了人心。大部分村民觉得，东征即便不比他更好，也不可能差到哪里去，所以应该给东征个机会。也就是说，许多人投东征的票，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东征是一个好的村主任，而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现在的村主任连任。

二是，上一次落选后，东征干了一件大事，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辛庄村与张家楞村之间有座山，叫“新云山”，据说是祖师初到陕北时栖身的地方。山上有座庙，是祖师庙。说是庙，其实就几孔破窑洞，里面放着几尊泥塑像。但香火很旺。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庙会，附近数百里的人赶来参加，很是热闹。

2015年，东征当上了庙会的副会长。由于会长不管事，他就成了实际上的会长。他决定把祖师庙彻底修缮一番。他用高利贷从民间筹款二十四万元，盖了一座真正的庙宇，铺设了通向庙宇的车道，还在庙的对面建了一个大戏台。

有人曾担心他还不上修庙借的款，他说不用担心，到时候神自己会还的。

庙宇修缮后的第一年，他决定三月三庙会期间给祖师唱三天大戏。他以庙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邀请两个村的村民和在外地工作的人都前来看戏。神的事，谁也不敢怠慢。即使不能亲自前往，钱不能少。我自己就托我父亲捐了一千元。这一次庙会，总共收到捐款十万多元。后来，香火钱也更多了。这样，不到两年的时间，神就帮他还清了所有的欠债。

村民们说，自东征修庙后，祖师更显灵了。东征做了件大好事。

从此，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东征重建的新云山祖师庙。背后的窑洞是旧庙。）

喜欢当官，贴钱也乐意

过去当村干部，或多或少都得给自己捞点金钱上的好处，即便不占村里的便宜，政府给的津贴能体体面面装在自己腰包。但东征一反常态，自己贴钱当官。

他上任后不久，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他邀请全村人集体吃粽子。村民们不仅免费吃粽子，还可以参加吃粽子比赛，优胜者有奖品。这一顿粽子大餐，共花了一万二千多元，全是他和村支书两人掏的腰包。

村里的“爱心超市”只发奖品不卖商品，奖品都是日用品，也是村干部捐钱买进的。其中村支书出了六千元，东征出了五千元，其他村干部一千到三千不等。奖品上标的不是价格，而是点数。村民们每干一件好事，可以获得一定的点数，去爱心超市领取相应点数的日常用品。

中秋节，村委会请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吃月饼和各种新鲜水果，一些老人感动得流了泪，说自己的儿女也没有这么孝敬。钱，也是东征和村支书出的。

2019年春节前，村里搞了一次“新民风建设表彰大会”，东征和村支书又自掏腰包，慰问了三十九位70岁以上的老人，为每位老人送上一袋白面和一桶食用油。

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回村里，到东征的办公室和他聊天，他说上任不到一年，仅招待客人的茶叶钱就超过一万。他拿出最贵的细支南京牌烟让我抽，我说你怎么抽得起这么贵的烟，他说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他平时抽的是芙蓉王。

他上任以来，有好茶好烟招待，来村里检查工作的干部也多了起来，招待费全是东征自掏腰包，确实不是一个小数。

我们村的秧歌曾经名声远扬，但近二十年没有人张罗了，秧歌也就不闹了。东征上任后，又组织起了秧歌队。今年春节连闹三天，还闹到乡政府，他自己亲自上阵演出，也捐了钱。

我问东征：你为什么愿意干这赔本的买卖？

东征回答：我从小就喜欢当官，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贴钱我也乐意！我们姓霍的从来没有人当过村主任，我现在也是为我们姓霍的长脸啊。

当然，东征贴钱当官，也因为他有这个条件。他的三个女儿是他的坚强后盾。他贴的钱都是女儿们给的，不是他自己赚的。他现在开的雷克萨斯牌车是二女儿给买的，价格120万，为村里办事跑一趟县城，汽油费加上过路费近200元，用的是二女儿出钱充值的加油卡和电子收费卡。

在竞选村主任之前，三个女儿分别给每个选民打电话，表达的就一个意思：我爸好当官，我们做儿女的愿意贴钱，满足他的心愿，就拜托你们投他一票。他上任后绝对不会占村里人的一分便宜。否则，我们儿女也不答应。

东征自己贴大钱当官，也要求其他村干部贴点小钱。对村支书王峰峰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一则，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做生意赚钱，贴得起；二则，他有自己的打算：如果能连续当两届（十年）支书，就有希望转成国家公务员，贴点钱也值得。但对其他村干部来说，这种做法能否持续，仍然是个问题。毕竟，其他人的纯官瘾没有东征那么大，也没有他那么既有钱又孝顺的女儿。

（村支书王峰峰（左）和东征在办公窑前合影。）

辛庄村的特朗普

东征当村主任不到一年，村貌和村风确实有了很大变化。他也很快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威。

东征对我说，他的目标是做到：村里过去不曾有他这样的村主任，今后也不会再有他这样的村主任。他的意思是，他要做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村主任。

他知道，达到这个目标，仅仅贴钱是不够的。必须干大事。

上任半年多，他就干了十一件大事，包括：平整了300亩高标准农田；平整出200亩花椒树地；开垦了上百亩荒芜地，准备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业；修通了通往每座山的三轮车道；铺设了通往高树梁的一公里长的砖路；完成了通往霍家崖土路的混凝土硬化工程；整修了村里集体拥有的十多孔旧公窑；新建了能满足全村人饮水需要的新水井和引水管道，春节后就启动自来水工程；等。

建饮水井和引水管道的10万元投资是县水利局拨的。工程完成后，水利局的人来检查，很惊讶他用这么少的钱就做出这么好的水井。他们说，在其他村，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20万。东征告诉我，其实超支了4千元，他自己贴了。其他工程款的超支部分，最多的有2万4千元，也由他和村支书王峰峰俩人垫付。

做工程，东征奉行的是“辛庄第一”的原则。

过去政府资助的工程，通常承包给有特殊关系的人，中间环节的撒漏很多，真正用在工程上的钱不到总经费的一半，甚至不到三分之一，工人也是包工头自己找的，本村人参与的不多。

但自东征当村主任后，村里的工程，他自己亲自监管，用工尽可能雇村里的劳动力（除非村里人自己做不了或上级不允许），这样，不仅撒漏少，钱都花在工程上，保证了工程质量，而且让大部分工程款变成村民的劳务收入。

让村里人参与工程，也改变了村风。村里过去赌博成风，现在有事做了，赌博的人就少了。

我一个叔叔原来是有个远近闻名的赌徒，每天吃过早饭就到镇上“上班”（赌博），但也是全村头脑最聪明的人，年轻时曾用心算与村里最好的算盘手比赛，结果他赢了。东征用其所长，让他帮助搞规划和工程监理，我这个叔叔也就不再赌博了，见到我就一股劲说东征的好话。

东征知道， 想做大事，就得舍得花时间，出大力。

过去的村主任，都是兼职，主要忙自己家的事情，真正投入村务工作的时间很少，也没有固定的值班时间。东征与他们不同。他是村里第一个全职村主任。。

刚上任的时候，县文广局派来的第一书记（副科级）告诉东征，必须保证足够的值班时间。他问每周多少天？第一书记说三四天。他说没问题。不几天，他就把铺盖搬到办公室，还雇了个做饭的，吃睡都在办公室。这样，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都是他的值班时间，任何人随时可以找到他。

时间就是权力。现在，第一书记和另外两位县政府派来的住村干部，以及乡政府派来的包村干部，如果外出，反倒要向他请假了。

东征在榆林市里有一套170多平方米的楼房，装修豪华，但他觉得，住在窑洞的办公室里，活得更像个人物。

东征不仅自己把自己当个人物，也要求别人把他当个人物。

他不愣，但很横。作为村主任的权威，任何人不能藐视。

他曾把第一书记骂哭，因为嫌后者工作态度不认真，没有按时完成他交办的任务。

学校的排水沟要经过村会计的地界，会计不同意，东征说，如果你再坚持，明天开始你就不再是会计了。会计只好同意。会计是村里任职几十年的老会计，和我俩是发小。

他要求每个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必须承诺做一件公益事，没人敢不服从。这样，监督委员张三有辆三轮车，承诺免费为村民提供运输服务；村民代表张毛是个土厨司，承诺每一项村集体工程完工后，请全体工程人员吃一顿糕；等等。

由于村支书大部分时间不在村里，东征能大权独揽。当然，如果有重要决策要做，他会用微信或电话与村书记沟通，达成共识。他说自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做事：听多数人（村民）的意见，和少数人（村干部）商量，最后自己说了算。

因为年龄限制，东征不可能连任。他说，任职期间（现改成了五年），他最大的愿望是把张家湾和背户湾之间的沟填平。填平这条沟，可以造出100多亩平地，村里闹秧歌和其他公共活动就有了一个像样的广场，可以有种植花果蔬菜的地，还可以办杂粮食品加工厂。

小时候，我曾幻想过在张家湾和背户湾之间修一座桥，他的想法很能引起我的共鸣。如果这件事做成，他确实能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村主任。

他请风水先生站在新云山上看了，风水先生说，填了这条沟，辛庄就成了真正的风水宝地，干什么成什么。他对此深信不疑。

去年12月我去西安讲学，有一天中午安排和在西安的几个发小吃午餐。我到场时，没想到东征已经坐在那里，还带着他的二女儿。原来，他听说我在西安，为见我一面，与我聊聊他的宏伟规划，就连夜开车二百多公里到榆林，一大早坐飞机飞到西安。当天下午，他就飞回榆林。机票钱，当然是他自己掏。饭桌上，他谈论的主要话题就是怎么填这条沟。我建议他找专家做个预算。

今年春节假期见他，他说找专家了，专家说总预算需要六七百万。他希望我帮他找钱，我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建议他先填上游的三分之一，估计有两百万够了。这样也许有希望找到钱。

玉平说，东征这个人，有一股倔劲，想做什么，不论多大困难，一定要做成。

我最近一直在想：东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想来想去，他就是辛庄村的特朗普！

（东征最大的心愿是把正对面的那条沟填平，建成一个公共活动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