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能够带来和平吗？来自亚当·斯密的启示

与常识相悖，亚当·斯密作为最著名的自由贸易论者之一，却担心商业贸易及其带来的财富可能并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国际战争。其原因在于，随着贸易的发展，战争的相对成本和感知成本下降，同时商业利益集团的势力逐渐增强。了解他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有关“贸易如何影响战争”这一问题的争论。

国际贸易的出现使增进世界和平成为可能，但也带来了战争增多的威胁，目前尚不清楚哪一种论断更为合理。即使到现在，学者仍未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贸易到底会增加战争还是减少战争？

对此，经验研究也尚无定论。尽管大多数经验研究支持“贸易促进和平”这一观点，但这些研究及其研究方法仍存在一些争议，一些研究甚至表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与和平之间并没有关系。理论研究同样对贸易与战争的关系做出了不同阐释。通常情况下，贸易要么被视作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战争，要么被视作实现和平的手段。其中，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和气贸易（doux commerce）。

和气贸易论包含三个维度，分别为两个国内维度与一个国际维度。首先，贸易具有教化一国民众的作用，它促进了国民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为法治提供保障。其次，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对君主专制的约束。再次，贸易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因为和平地获取贸易利得是各个国家的共同目标。孟德斯鸠是和气贸易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对这三个维度都曾做出过论述。正如大多数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写的那样，大多数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均从和气贸易论中的国际维度出发，认为贸易对和平具有积极影响。那么，本文也仅关注这一国际维度。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被公认为是“经济学之父”。人们经常将他与贸易和平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一直是商业贸易社会的推动者和支持者。斯密被视作“自由和平主义”（liberalpacifism）的代表人物，很多学者认为他持有“全球化会促进和平”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斯密希望并预期贸易将成为战争的普遍替代品”。因此，斯密被认为是“国际贸易促进和平”这一传统学说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但是，斯密的和平主义的成立是有条件的，需要假设战争的机会成本很高，并且需要国家具备一定的审慎态度和军事力量。然而，我们认为亚当·斯密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明确。内奥克莱斯（Neocleous，2013）已经指出，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并不认为商业精神和尚武精神是相互对立的，相反，他们认为军事价值观在维持商业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斯密是坚定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对和气贸易理论中有关国内的观点深信不疑：他认为贸易确实会给国内带来和平、秩序与公正。毫无疑问，斯密期待贸易能在国际层面促进和平。在商业社会，人们在意识到贸易可以使双方均获益时，便会理想化地认为和平会随之而来。但是由于重商主义精神在商业社会中的兴盛，斯密在现实中观察到相反的情形：

然而，正是根据这样的所谓原则，各国都被灌输了这样的邪说：它们的利益在于使所有邻国变得更加穷困。于是，每一个国家都嫉妒与自己通商的其他国家的繁荣，并认为这些国家的利得就相当于本国的损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本来应该与个人之间的商业往来一样，成为团结和友谊的纽带，现在却成了争议和仇恨的最主要来源。

因为贸易“本来应该……成为团结和友谊的纽带”，所以它理应促进和平的发展，但斯密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贸易的发展会导致战争的成本结构和商业集团的利益发生变化，进而产生一系列扭曲的激励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国富论》理解为对这种情形为何产生的解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警示，即如果一国不对其商业利益加以限制，则商业集团的发展将不断地使邻国从朋友变为敌人。

实际上，斯密认为即使贸易可以使战争不那么残酷，它也无法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范德哈尔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斯密对贸易与战争的态度并不像同时期的法国人那般乐观。但与范德哈尔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即使斯密不把贸易看作战争的延续，即使他把贸易看作先进的商业社会和商业文明的一种工具和征兆，他仍然认为和气贸易实际上并不能促进和平。

斯密的担忧来源于商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他认为，在商业社会中，专业军队的出现不仅是国防必需的，而且还可以减少战争的相对成本，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抽离出生产活动。商业社会的军费开支可以通过债务融资，这也降低了战争的感知成本。感知成本的降低使普通民众开始做起了“帝国梦”，而势力与日俱增的商业集团由于需要建立和保护它们的垄断地位而支持战争，这便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帝国梦”的幻想。因此，贸易的发展可能会提高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尽管作战效率更高，作战方式更加人道主义，但冲突将更频繁、持续时间也更长。

斯密意识到，和平与战争二者都是复杂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是说斯密将贸易看作战争的唯一决定因素，或者贸易必然会引发战争；而是说在给定这种复杂的情形下，战争的相对成本和感知成本的变化将改变人们对战争的需求，从而改变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贸易对和平带来的潜在影响之一，是商业社会中尚武精神的弱化。但在18世纪，这种尚武精神的弱化并不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事情，而是被视作值得担忧之事，例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就有这种担忧。他认为，商业贸易不仅让士兵更加“女性化”，这是一种代表着文明礼貌和善于交际的积极特征；还使他们更加“柔弱”，这是一种代表着软弱的消极特征。斯密也有这种担忧。

由于尚武精神的衰退，商业社会无法再依靠民兵组织，而必须依靠专业的常备军进行防御。为了理解斯密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没有常备军的商业社会。斯密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大多数人优先考虑的是他们为养活自己从事的专业化工作，而不是军事训练。在商业社会中，工人的时间如果被军队征调和参与战争占用，他们就会失去收入，所以他们宁愿不在民兵组织中服役。于是，商业精神将取代尚武精神在民兵组织的成员中盛行。对斯密而言，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民兵组织对军事训练漠不关心，而且“他们的心思不断用于享乐，以致玩物丧志，变得越来越懦弱和胆怯”。因此，商业贸易有“不良后果……它让人变得胆小如鼠，失去尚武精神”。因此，人们不太倾向于发动战争，尽管这一现象通常是可取的，但如果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它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贸易削弱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富裕的商业社会很容易成为贫穷的野蛮社会的牺牲品，因为“野蛮民族的民兵组织相对于文明民族的民兵组织具有不可抵挡的优势”。

商业社会的解决办法是发展和依靠一支专业的军队，即常备军。斯密将常备军描述为文明社会对抗野蛮国家时的唯一保护。常备军在武力上比民兵组织更强，因为它有更高的技能和更严明的纪律。

为了将战争技术推进到那样“完善的程度”，分工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战争本身必须是专业化的。在职业化和专门化的军队中，士兵由于劳动分工获得了更高的技能，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进行军事训练，毕竟这现在成了他们的工作。由于劳动分工的加强和随之而来的职业化，战争逐渐变成一门非常错综复杂的学问。在农业社会，“一堵坚固的城墙”往往就是一座城市抵御敌人所需的全部了。劳动分工的加强既导致了更复杂的战争战术的出现，例如“之字形进攻法”；也带来了武器装备的技术改良，例如一些“战争器械”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每天都要服从上级的命令，职业军人是有纪律的。正如斯密所说的，现代战争尤其需要纪律，因为火器的发明改变了战争的方式，这个观点与大卫·休谟的观点类似。在火器发明之前，士兵个人的力量和技能是战争的主要决定因素，比如“身体的力量与敏捷性”和“武器使用上的娴熟和高超技能”，而这些因素在斯密的时代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由于枪炮的噪音和硝烟的存在，纪律变得更加重要。斯密还认为，常备军的纪律之所以是核心，也因为不同于其他发展阶段的社会，在一个先进的商业社会中，军队将由“最卑鄙的人”组成。在农业社会，士兵主要是“绅士”或“尊贵的人”。农业社会中的士兵是出于“他们的荣誉感和品德”而战斗的，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纪律管理”。

然而，在商业国家，社会中的上层人士更喜欢赚钱，因此他们会从事商业贸易而不是参与战争。结果，“保卫国家的职责自然落到较低阶层的人民身上，因为没有人能够强迫富人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根据斯密的说法，下层阶级缺乏纪律，并且只有通过从属于一支常备军才能获得纪律。纪律是“他们畏惧长官和军法的严厉惩罚”的结果。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斯密才会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主张，一个社会应该认可那些对违反军纪的行为施以的严酷惩罚，哪怕这些惩罚相比于罪行显得过重。士兵只有在常备军中接受长期训练，才能达到纪律的要求。斯密的历史证据使他相信，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一定优于民兵组织。

他甚至在《道德情操论》中也重复了这一点，认为常备军会产生“优秀军人”，他们的特点是纪律严明，服从命令，“热爱和信赖自己的将军”，以至于他们“开往他们毫无生还希望的作战地点，常常比开往没有困难和危险的地方，更为乐意和欣然从命”。 

常备军的出现增强了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也降低了战争的相对成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溯斯密是如何描述不同类型的社会以及它们发动战争的能力的，他的逻辑与休谟的逻辑惊人地相似，这一点在《国富论》第五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狩猎民族里，每一个男人既是战士也是狩猎者。一个人若是参与战斗，就不能够狩猎。因此，战争期间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不允许他们长期拥有大规模的军队。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战争持续时间较短，而且相对来说并不频繁。

游牧民族能够配备更庞大的军队，战争持续时间更长。因为在游牧民族里，人们畜养的牧群可以在战争期间满足军队的温饱。因此斯密认为，游牧民族更加好战。

在农业社会中，似乎每个人都具备当兵的意志力，因为那些以务农为生的人通常整天在旷野里过活，一年到头忍受严酷的天气条件。日常生活中的刻苦耐劳，使他们对战场上的各种劳累活动已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农业社会中战争的持续时间不可过长，丰收时节不可发动战争，因为此时农民需要回去收割庄稼。尽管战争的实际成本可能不高，因为经过繁重的农业劳动，男子在作战前几乎不需要训练；但战争的相对成本很高，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需要参与作战，这就降低了他们为自身和他人提供粮食的能力。人们无法承受长期频繁的战争，战争持续时间必须足够短，以避开农忙时间，否则人们将难以生产出充足的粮食维系生存。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商业社会不仅普遍拥有更大规模的人口，而且配有一支可以全年作战的常备军。频繁持久的战争并不会危及全部人口或其中一小部分人的生存。这降低了战争的相对成本（而非绝对成本）。斯密认为，鉴于更低的相对成本，如今战争可以持续更长时间。

此外，战术与技术方面的发展使一场战争难以决定输赢，商业社会间的战争通常要经过数次长期战役。因此，随着商业社会的出现，较低的相对成本使战争愈加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

然而，常备军的军费开支很大。即使战争的相对成本有所下降，战争本身和供养常备军的绝对成本也相当高。非商业社会无力负担常备军的开支，只有商业社会有支付这笔军费开支的办法，即发行公债。但公共债务对民众隐瞒了战争的真实成本，因为它使公众不会直接面对军费开支。由于公债的发行，开支巨大的军事活动的成本看上去有所降低，因此战争很容易持续更长时间、爆发更加频繁。下面是斯密的论证过程。

当代的对外战争是“有历史记载以来费用最高的战争”，战争费用也成为现代国家最大的开支。在《国富论》第五篇中，斯密解释道，战争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愈加昂贵的原因有三点：常备军的开支，更有威力、更昂贵的武器的研发和战争持续时间的延长。如果一个国家像商业社会那样配有常备军，那么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国家都要向士兵支付报酬。威力更大的武器（特别是火器）的研发，意味着建造抵御炮弹的防御工事的费用也会增加。最后，下文将解释战争持续的时间为何会延长，从而解释战争开支的增加。

那些更高的战争费用和国防支出应当如何支付？斯密以商业社会为例进行了计算，得到的结果是，战争会导致国家开支增加3—4倍，因此它难以从正常的财政预算中获得资金支持，也无法通过设立新税种或增加税收获得资金。政府通常不愿也不能征收重税，“因为害怕如此之大又如此突然的税收增加会触怒民众，从而使其很快就厌恶战争”。即使政府提高了税收，也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征收。此外，政府并不能准确地知道需要征收多少税来弥补武装冲突造成的不可预测的开支。因此，在战争期间，税收不会大幅增加。可能的途径是在和平时期增加税收，以备战时之需，然而斯密在现实中并没有观察到类似的情形。

但是，商业社会的发展为国家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即债务：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道德因素的作用，社会的商业发展状况使政府不得不借债，同时也使人民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放贷。如果社会所处的这种状况通常伴随着借债的必要性，那么它同时也为借债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政府不能坐等陆续征收来的税款，借债是唯一的选择。而现在，借债的机会几乎唾手可得。

在这里，斯密明确地质疑了“商业社会将更加和平”的观点。债务降低了战争的感知成本，因此战争容易变得更频繁更持久。在不存在债务的情况下，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通过大幅增加税收来支付战争费用，民众会“切身感受到战争的全部负担”并且“很快就会对它感到厌倦”。因为政府难以通过税收来筹措所需资金，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程度也会降低，“各国将不至于肆意地开战”。

与税收相比，债务对当下的人们来说并不是沉重的负担，因此民众不会感到战争给生活造成的不便，至少对不居住在战区的人们来说情况是如此。事实上，斯密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观点，许多人实际上“可以悠然自得地从报纸上读到本国海军和陆军取得的丰功伟绩”，并且产生“对征服他国与国家荣耀的千万种幻想”，因此他们“通常不愿意恢复和平，因为这意味着这种享受的结束”债务使战争在民众间更易被接受，因此更有可能使战争时间延长、频次增加。

战争会被民众当作一种娱乐，因为大部分人生活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体会不到战争造成的不便。另一方面，非商业社会中的战争极具破坏性，因为非商业社会没有配备专业军队，大部分人在战争期间不得不放弃本职工作参与作战，并且承担战争造成的全部负担。而在商业社会中，大多数人不直接参与战争，所以战争只对现役军人和居住在战区附近的人造成影响，而且战争的成本可以转嫁给子孙后代。因此，斯密担心债务融资会通过降低战争的感知成本，进而延长战争的时间，增加战争的频次。

但国家最初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斯密认为，一个商业国家既会发起防御战役，也会发动进攻战役。防御战役通常是为防御邻国的掠夺。一场掠夺战争的胜利对入侵者来说意味着战利品，尤其当战胜一个富裕国家的时候，胜利者可以占领这个国家的都城，拥有这个国家的财富。随着目标国家财富的增加，潜在的战利品也会增加，这就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富裕国家最有可能成为那些具有侵略性的非商业贫穷邻国的攻击目标。因此，商业国家可能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防御战役。然而，随着常备军的建立和火器的发明，这种侵略就很难再取得胜利，这使商业国家对穷国而言不那么具有吸引力。而进攻战役既针对富国，也针对穷国；穷国由于武器的落后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很容易被征服。

可是，既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本来应该与个人之间的商业往来一样，成为团结和友谊的纽带”，那么为什么商业国家会首先发动进攻战役呢？斯密注意到，这种战争通常是由国内寻求垄断利润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挑起的，富裕的商业国家成为“卑鄙的贪欲和垄断意志”的牺牲品。商人和制造业者有非常“强大”的权力，以至于能够“胁迫立法机关”；以至于“我敢肯定，我们有关收入的最残酷的法律，与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大喊大叫地从立法机关强行索取的用来支持其荒谬且具有压迫性的垄断权的一些法律相比起来，还算是极其温和的。就像德拉科的法律一样，这些法律可以说是用鲜血写就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愿意并有能力将国家从原本自然和平的贸易道路上引向战争，只是为了寻求垄断带来的价格上涨。

商人和制造业者尽其所能保护垄断，并为自身创造新的垄断。斯密甚至说，他那个时代包括英国在内的帝国，都是这些特殊商业利益的结果。开展殖民地贸易的商人是制定殖民地贸易规章制度的“主要推动者”，而在一个“受小店主影响”的政府中，政治家“只为了将全国人民都培育成消费者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会用同胞的血汗和财富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帝国”。斯密断言，从原来为了防范海盗和走私犯而建立的无比庞大的海军力量，到最近的两次战争，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唯一目的”就是维持这种商业利益。这样，帝国为商人和制造业者创造了不断增加的利润，但最终必须由消费者为这些增加的利润买单：

为了这种垄断能给我国生产者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加价，我国消费者就不得不承担维持和保卫这个帝国的全部费用。为了这个目的，并且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最近的两次战争中，我国已支出两亿多英镑，还举借了超过一亿七千万英镑的新债，这超过了所有先前战争为同一目的而开支的总数。

斯密观察到，对这种私人利益往往“不能骤然地压制”。商人和制造业者相互竞争的商业利益引起了国家之间的敌意，使邻国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而使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由于斯密认为贸易的增加并不会使战争减少，也不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所以他认为国防对一国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国防是政府的三大职责之一（另外两项职责是司法和对特定公共机构的维护）。由于国防的重要性，商业和经济利益必须排在国家安全事务之后，比如国际贸易可能会由于国防原因受到限制。出于这个原因，尽管英国的航海法“不利于对外贸易”，但斯密仍然支持这部法律。类似地，斯密赞成对渔业发放出口奖励金，也支持那些为了保护国防相关产业而设置的贸易限制措施，例如对火药工业的保护。他甚至赞成那些和“野蛮”民族（如非洲或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拥有临时性垄断，因为这些公司需要承担一些防御费用，比如修建堡垒和驻兵以保护自己的仓库。

因此，斯密对战争频次增加和持续时间延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商业活动的确破坏了整个社会中自火器发明以来就很看重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但是这种破坏并不会体现在常备军身上，因为常备军中的士兵的特征就在于他们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这也是实施严格的军事法律的结果。让斯密担心的是，通过债务融资，战争的感知成本会降低，导致君主会越来越希望利用军工企业进一步拓展帝国的疆域。

虽然斯密似乎担心和气贸易不一定能够缓解国家间的冲突，但他确实看到了战场变得“更温和”。斯密在他的《法理学讲义》中解释了人道主义行为在战争中增加的现象，尤其是在当时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斯密指出，野蛮与血腥是属于古代社会战争的特征，相比之下，在他所处的时代，即使在战场上，人们也流露出对人和财产更多的尊重。

斯密使用战俘待遇的变化来论证这一点。但是，与休谟等人的观点不同，斯密并没有将对战俘更人道的待遇归因于国家法律的发展。对斯密而言，这种“人道方面的改善”并不是商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国家法律进步的产物，因为斯密认为这些法律实际上“常常被人违反，这不会使违法者在其同胞中遭受什么值得重视的耻辱”。他观察到，人们“对各国法律的尊重……常常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相反，他得出的结论是，更高层次的人道主义是基督教信仰的结果，是“策略考量而非人性本身”的结果，也是武器发展的结果。基督徒“有义务”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其他基督徒，这就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行为在教皇统治时期有所增加的原因。

另外，斯密认为，一支来自非商业社会的侵略军经常会使战败国的人民遭受毁灭性打击和野蛮对待，但一支来自商业社会的侵略军则可能使他们避免承受这种命运。商业社会的侵略者并不会抢劫农民，而会向农民购买粮食，以获得军队无法在行军时携带的粮食，从而也保证了军队稳定的粮食供给。在某些情况下，“对一个文明程度高的国家来说，战争并非无利，因为许多人实际上能通过战争致富”，对那些提供粮食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然而，战争向人道主义方向的发展并没有打消斯密的顾虑，他仍然认为国际战争的数量并不会因此减少、持续时间不会缩短。

贸易能够带来和平吗？与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不同，虽然斯密是最著名的商业贸易的推动者之一，他也认为贸易在促进社会文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在回答“贸易能否带来和平”这个问题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贸易以及贸易创造的财富可能并不会减少国际冲突，实际上可能使冲突增加。这并不是因为贸易是战争的延伸，也不是因为贸易没有提供“团结和友谊的纽带”，而是因为一系列扭曲的激励：贸易及其带来的财富增加了一些商业利益集团的权力，减少了战争的相对成本和感知成本。

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贸易对战争的影响，以及当代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分析斯密的观点可以为这一讨论引入经济分析的思路，做出新的贡献。斯密认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商业社会的发展都为一国国内带来了公序良俗，也带来了更多的人性色彩；但是它加大了国际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和战争持续的时长。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加剧了国家间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而这可能会导致国际战争频率的增加，因为对穷国来说，富国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目标。另外，对斯密来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会随着贸易的增长而增大，因为商人和制造业者“卑鄙自私”地“胁迫”立法机构，也会错误地使民众相信“建立垄断和提高商业利润实际上对国家有利”。大多数民众会支持更多的战争，因为人们感觉实现“帝国梦”的成本并不是很高。在商业社会中，士兵可以停止生产性工作而投身战争，而这并不会影响其他居民的生存问题；如果在农业社会，国家非常贫穷，就无法在避免饥荒的情况下长期地支持军队作战，因此那个时期的战争通常不会持续很久。对斯密而言，战争的相对价格随贸易的增长而下降，而就如一般的需求和价格的关系一样，战争价格的下降会使战争的需求增加。此外，斯密认为，即使战争的绝对成本增加，但由于商业社会可以利用债务融资，因此支付能力也有所提高。债务融资降低了人们可感知到的战争成本，从而为更加频繁和更加持久的战争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因此，尽管贸易并不是战争的延伸，尽管它是“团结和友谊的纽带”，但是在商业时代战争并不一定会减少，原因在于相对成本和感知成本的降低以及商人的“贪婪”这两种因素带来的激励扭曲。虽然斯密努力推动自由贸易并为之辩护，但是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贸易对战争影响的思路，同时告诫我们，不要认为当前的和平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