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转轨型国家的根本动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启改革之路、转型之路。从此，“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记忆里一个具有强烈中国特征的名词。

改革的走向，关乎国家社会、更关乎个体的命运。经济体制如何改？是否走市场经济道路？如何走向市场经济？在关键的80-90年代，有数次经济学家参与的会议和讨论，与改革水流相交汇、相互激荡。

改革也是一种考验。本文重新回到80年代，复盘三次重要的经济会议，看看那些平等辩论、求贤若渴、尊重知识、勇于捍卫的精神是如何推动时代前行的。

01

莫干山会议

80年代初，改革是令人兴奋而迷茫的。经历了三大改造之后，国内的经济生产运行模式以计划指令式为主，往什么方向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没人能给出答案。这时，有着相似国情且率先迈步的东欧国家成为了重要的参考对象。

60年代起，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已经涌现了由计划模式向市场走的实践探索。弗·布鲁斯、奥塔·锡克都是1980年前后被邀请来华的两位东欧经济学家。

弗·布鲁斯曾任波兰政府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布鲁斯提倡“内置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60年代他因波兰的抗议示威活动而被免除职务，随后移居英国；奥塔·锡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参与主导了“布拉格之春”中的经济改革，但是随着苏联出兵布拉格，他被迫流亡别国。即便这两人有着“政治身份”上的争议，也因当时国内改革探索的迫切需要而被热情邀请。

1979年，弗·布鲁斯在社科院讲学，会议室挤满了人。中国经济学家拟了详细的十个问题请他作答，其中包含“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什么关系”、“成立公司之后，公司与企业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调节”、“如何看待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方法与行政方法”等等，这些问题反应当时国内对于市场经济的陌生。

奥塔·锡克来华后的演讲也引发了改革讨论的热潮。他参照曾在捷克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先调后放”的价格改革方案，即通过模型多次计算出各类产品的一套“合理”价格，再慢慢全面调整。

锡克的方案得到领导层的一定重视。随后，国务院建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由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负责，定位为研究、设计解决价格改革方案的临时机构，测算理论价格、研究调查物价问题。这个价格研究中心后来合并发展成为了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

当时，国内经济决策者、研究者们对于计划体制下经济改革的探索不止、跃跃欲试。1982年，刚成立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开始筹备一次“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不过，那段时间里，计划经济思想回潮，锡克的政治争议被扩大化，一度影响到将召开的会议，最后这场会议名义上由中国价格学会主办。

这是一场专业经济学家参加的讨论会，但更是从当下的迫切需求出发、讨论实践的会议。邀请来的七人经济学考察团，他们不仅是经济学者，而且都在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经济管理甚至改革的经历。除了布鲁斯、锡克，还有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院教授、曾在匈牙利外贸部工作的肯德；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等。另外，参会的人员还包括时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暮桥、国家物价总局局长刘卓甫，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廖季立担任会议主持。

7月11日，这场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也被称为“莫干山会议”。会议召开前，双方约定“不见报、不公开”，保证了双方可以尽量纯粹、专业讨论现实问题。因此，这一次莫干山会议鲜为人知。

会议上，中方得知了当时苏东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向存在几个特征：由片面强调中央集权向分权发展；逐步注意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逐步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譬如，匈牙利当时的具体改革方案，如 “某些国营的餐馆、浴室、理发馆等服务行业和一部分零售商业，用投标方式租给私人经营”，也为国内所了解。

这场会议上，苏东经济学者指出，“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原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然而究其根源，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这种论调，加强了中国改革者对改革困难的预期，也让这些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改革不是局部的、政策性的，而是系统化的，指向经济体制。

此外，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譬如：“东欧经济学者说，所谓‘好的’指令性计划并不存在。凡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国家，无例外地存在着产需脱节、物资匮乏、资源浪费和低效益。仅仅从制订计划的技术上下功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的缺陷。”

“有的学者认为，一些东欧国家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把固定资产投资权过多地下放给企业，是不合适的。社会主义的企业不可能对投资承担全部风险，投资成功了，企业可得到好处，失败了，最终还要由国家包下来。因此，企业总是倾向于更多地投资，或者说，它始终存在着一种‘投资饥饿’” 。

再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或隐蔽的通货膨胀，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或者水平高的时候，同样都存在物资短缺，存在卖方市场。”【1】

这些观点均被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三人整理在《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中。8月份，这份报告抄送给高层领导，得到了重视。

会议之外，外国考察团经过对国内几个城市考察之后，一致认为：中国面积庞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苏东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应当采取渐进改革方法。

第一次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也是一个重点。有学者提出，用一台计算机的精密计算来随时动态调整缺陷，以此弥补计划体制的存在的滞后性、局部性等缺陷。国务院价格小组的研究已经展开一段时间，这种以计算机代替中央计划的方式为薛暮桥、廖季立所质疑。布鲁斯或锡克提供的价格方案似乎都不适用于国情，这意味着，适合国内价格改革的方案仍然未有明晰的答案，需要我们自己摸索。

与此同时，一些小范围放开的经济政策也在慢慢试水。1982年9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决定对六类160种小商品放开价格管理，实行市场调节。 

第一次莫干山会议成果得到肯定后，第二轮莫干山会议也随之发起。1984年9月3日，《经济学周报》等媒体联合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场会议最终选择在莫干山召开。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议。

如何筛选参加的经济学家呢？会议采用 “以文选人”这样传统的方式，对参与对象展现了极大包容。有1300人投稿，委员会从中选了120篇论文，120名作者得以参加莫干山会议。

会议以专题小组展开讨论，分成了价格改革、企业改革、股份经济管理、城市对外开放等八个小组。

如果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价格改革则是水流最急最深的一处。来之前这群年轻人就得知，价格改革策略是“皇冠上的明珠”，对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也格外激烈。

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干事田源带来了“大步调整”的方案，而来自社科院的李剑阁提出了周小川、楼继伟提出的“小步快调”方案，这个方案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对比测算，引用了前沿的现代经济学。而寂寂无名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则提出了一个当时较为新颖的观点，他认为价格调整不解决根本问题，应该放开价格，让市场起作用；针对能源、原材料等差价很大的生产资料，采用分批、分步的办法。

围绕这三派观点，年青人们讨论得热血沸腾。华生在回忆中写道，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由于发言人数过多，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有时争论到深夜。

最终，向领导上报的报告里选用了调放结合的“价格双规”制，华生负责向领导现场解说。这其实是一种过渡式的改革思路。

事实上，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至今广为人知、涤荡至今，是因为这场会议让青年经济学者走上舞台，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崭露头角；更因为在他们的平等讨论、自由探讨下的成果，留在了浓墨重彩的改革史上，价格双轨制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采纳。这场会议涌现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改革派官员和经济学家，这是改革时代宝贵的财富。

1985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中提出：“按照规定允许企业自销的工业生产资料，由企业自行定价，但要加强管理和指导。”这一文件的下发，意味着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不受控制，由市场调节，也标志着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正式实施。此后一段时间里，同一种商品的市场调节价、国家牌价、国家指导价并存。

这一过渡时期的政策，成为改革路上一个值得思考的经济学命题。

02

巴山轮会议

莫干山会议后的一个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对于市场取向改革是一次极大的激励。

《决定》作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首次全面性纲要，计划与市场、价格改革、宏观调控、所有制改革等诸多存疑的地方均有提及。这份是首次确立“商品经济”可行的中央文件，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文件甚至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

《决定》强调了价格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计划体制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们的成效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具体的方向上，也对价格改革做出了指导，如应缩小国家定价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在这份文件末尾，则强调了“大胆起用中青年经济管理干部是当下迫切的任务”和“对人才务必不要搞烦琐哲学、求全责备，务必不要受派性和种种闲言碎语的干扰”。总得来看，这是对两次莫干山会议内容的良好回音和改革的正向激励。

到1984年底，经济出现莫名的升温，改革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在当年的政策刺激下，银行为了争取来年更大的拨款额度，全面放开贷款，12月银行放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4%；而全年货币增发量达到262亿元，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 

来年2月份，国务院召开省长会议，说服各省紧缩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但是效果甚微。这时，通货膨胀成为了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且就应对政策展开了大辩论。当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速爆发矛盾时，怎么办？

吴敬琏等人在起草经济改革方案时，曾提出改革应该在实施总量紧缩的政策前提下进行；而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则与此方向相反。但是，另一派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阶段的典型特征，不应压制。这种“起飞论”得到了许多青年学者的认可，它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的“非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速度有限超前在经济开放阶段是一种有利的推动，也是出于经济自身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巴山轮会议应时召开，主要是讨论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

1985年初，国家体改委的廖季立找到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希望世行能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再次讨论一下经济转轨与国家管理市场经济的内容。廖季立表示，中方与会人员会邀请政府各部委、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希望能邀请到外国对上述方面有实际经验的学者。

9月2日清晨，重庆，一艘名为“巴山轮”的长江游轮缓缓驶离。这艘3月份才下水的崭新轮船有着相当于三星级宾馆的配套设施，会议室、观光区、休闲健身区规划整齐。此时，岁龄82的薛暮桥正在为这场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致开幕词。

会场嘉宾席里，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英国著名政府官员、国际公务员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著名国际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奥特玛·埃明格尔，还有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赫然在座。

而中方的参会人员除了部级领导和经济学泰斗外，吴敬琏、高尚全、赵人伟这一群经济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精干也在列，此外，会议还特意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参会者预留了几个名额。

会议议程设置了7个问题：包括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等。这场由需求驱动的会议氛围也极度热烈，从全体会议、小组讨论、一对一讨论，中方学者抓紧时间向外国学者提问讨论，一度进行到深夜。

引起中外双方积极讨论的便是当下中国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与国内的争论不同，会议上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应该对此进行调控和干预。作为凯恩斯主义者，托宾根据一串数据，指出中国当下面临着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这让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印象深刻。他主张中国应当将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行使用。

郭树清回忆这场会议时写道：“作为与会代表,我亲耳听到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和专家异口同声强调保持总量平衡的重要性，并且以他们的切身经历告诫中国政府和学界，通货膨胀政策绝对得不偿失。”【2】郭树清是我国金融技术官员的代表，现任中国银保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当时，中国还未完全脱离指令式的计划经济。科尔奈将经济干预方式分为两种：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根据是否有控制又各自分为两种。而会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应是“有控制的市场协调”，而当前中国的发展连“直接行政协调”都未达到。【3】

这些有着并轨经济实践的学者详细传达了宏观调控的手段及主要政策，很多讨论解释了如何通过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管理总需求，如何以间接方式管理市场经济。其实，在此之前，国内的官员和学者对于宏观调控是颇为陌生的。可以说，巴山轮会议填补了国内对宏观管理的空白。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在计划指令与自由市场之间走了中间路线。第一次莫干山会议让国内决策者意识到经济体制的问题，而这次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用软预算约束和价格机制理论解释了计划指令下的长期短缺问题，让国内的经济学者对体制制约的认识更加深刻。但是，这时还无法完全接受自由市场，托宾带来的宏观调控似乎“恰到好处”。

现在对巴山轮会议的回忆里，夸赞“氛围好”的不在少数。众人对于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热情诚恳的建议印象深刻。负责会务工作、担任体改委秘书长的洪虎回忆：这场会议预算很小，外国专家拿到的报酬少，国内的更是一分没有。不过当时在改革领域有观点的人基本都请到了，能参会是一种荣誉；像郭树清、楼继伟都是‘挤'进来的。当时，郭树清年仅29岁，只是一名社科院的博士生；楼继伟也刚研究生毕业，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工作。

高尚全评价：巴山轮会议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会议上学者们对通货膨胀需干预的一致声音不仅平息了学界的争论，也为中央随后采取紧缩的信贷政策起到了推动。

会议后，凯恩克劳斯爵士回国向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提议，为中国设立“经济培训项目”。随后，1986年至1994年，每年都有五名至七名学子可在世行赞助下前往牛津大学学习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到英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或投资银行实习。

03

九一座谈会

在莫干山会议后，“价格双轨”制改革迅速推进，国内生产流通市场的活力与混乱一齐滋生和扩大。

1986年，国家物价局政策研究室调查显示，钢材计划内部分国家定价每吨700元左右，而计划外部分用户要支付1400元左右，双轨价差约1倍；原油计划内外价差4.95倍；煤炭计划内外价差54%。计划内外的差价诞生了新工种“倒爷”，这群人利用差价赚取暴利；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差价催生了寻租空间。在倒卖的刺激下，市场价格又飞涨一番。

1986年，价格改革的理论争论越发集中，而一场涵盖了价格双轨制度去留、关乎价格改革定位的论战发生了。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应该从哪步起走：是价格，还是所有制？

一方以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所有制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厉以宁论述理由是，在当前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下，资源短缺且信息不流通；市场不完善，价格起不到充分调节经济的作用，即便对价格改革也无成效。

厉以宁给出的方案是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线，随着向股份制的过渡完成，再分阶段改革价格，最终实现单一市场定价。他也提到了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案，认为不能只依靠紧缩政策，更应增加供给；而增加供给仍指向了所有制的改革，即要对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机制改革。

另一方则是吴敬琏为代表的价格改革中心论，不过吴敬琏的本意是“整体配套改革方案”。在他看来，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市场调节，这需要企业、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宏观调控三者配套。也就是说，改革应该先改善整体的市场环境，这应成为一种系统性的配套改革，单改价格或单改所有制都无法成功。

这就是“厉股份”与“吴市场”之争。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职的吴敬琏有过多次机会向中央领导层汇报这种整体配套方案。可是，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的风险大，在一些人眼里过于激进，因此难以得到中央文件上明确的首肯。在1986年上半年的一段时间内，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有被采纳，也没有被否决，中央仍然鼓励研究小组继续朝这个方向攻克，而且在多个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肯定了“建立良好的体制环境的重要性”，并给出了围绕“财政、税收、价格”三个方面展开改革的具体意见。

不过，10月份后，中央风向突然发生转变，以价格、财税、金融等整体配套的改革方案被搁置，以所有制为改革突破口的方案被采纳。1987-1988年，中央向下传达企业承包制改革的工作。

转变的原因众说纷纭，但综合起来大多落在价格改革的艰难性和当时的经济状况上。基于1985年突然紧缩的货币政策，1986年年初原材料供应紧张、企业资金困难，工业生产下滑，2月经济还出现了零增长，“这种情况下，企业改革可能比价格改革和整体配套改革对帮助经济恢复繁荣更具有说服力”【4】。而对财政、税收改革也遭到国有企业、地方的反对，这注定短期内难以平稳完成。

1986年配套改革方案的失败被一些人认为十分可惜，“错过了最佳的时机”。面对当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下滑，央行的信贷政策随之放宽。到1987年，通货膨胀则卷土重来。

不过，当时中央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程度有分歧。吴敬琏、马洪等人认为通货膨胀急需管控，但是决策者认为还不至此。事实上，在价格双轨制度下，计划内的限价压制了物价上涨，造成了水面下的通货膨胀。

通胀持续上升，价格双轨制改革已到了危机时刻。1988年5月，在新一批领导层指示下，中央决定开始以“价格闯关”的方式终结双轨制度。所谓“闯关”，主要是放开价格，让市场价格来决定。问题是，物价能否平复？

1985-1987年来，国内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上涨7%。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让老百姓抬高了预期。1988年3月开始，随着一个个商品价格放开的执行，一波波抢购及涨价风潮涌起。从猪肉、豆制品、白糖等生活用品到名烟、名酒，抢购到了一种极其疯狂的地步，一些商场的库存瞬间清空。在当时的新闻报道里，甚至有人一口气购买200斤食盐、500盒火柴。

抢购潮也造成了部分银行的挤兑，老百姓去银行排队取出存款抢购——弃货币而追逐商品。1988年8月，银行储蓄流出26.8亿元。8月3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稳定物价和市场的紧急通知》，指出价格、工资改革方案还需更长时间，实则宣告了“价格闯关”的失败。

随后，中国进入了缓慢的价格治理阶段。而在这场抢购潮平息后，消费降温，工厂商品积压、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备受质疑，改革是否该继续下去？犹豫、迷茫充斥学界，前几年那种改革、求知的旺盛情绪和干劲消散了。

早在1980年，薛暮桥在起草一个初步改革方案时，采用了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经济”这一说法，当时备受质疑。1982年，中央文件采用了这一说法，随后经济学界和政界的改革思想不断破除突进。然而，到了80年代末，连“商品经济”这一说法也变得小心翼翼了。经济体制改革能否继续往前走，与思想束缚上的解放息息相关，在任何时代都如此。

1990年7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包括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在内的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在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吴敬琏与计划派代表激烈争论，他立场坚定，反驳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向，认为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目标。

1989年开始，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崩溃，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纷纷改头换面，直到苏维埃政府宣告解体。所以，在这种国际局势下，国内谈改革，尤其是激进改革，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就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央在1991年10月到12月间接连主持召开了十一场座谈会，希望能够为来年十四大上经济体制的政策收集意见。每一场会议为期半天，均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会议要求参会者围绕三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等均被邀请。张卓元回忆道，这场座谈会气氛自由，发言顺序也不固定，大多数专家都不是念事先的发言稿，而是着重讲意见。

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等均反驳了倒车论调，在“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和“苏联的剧变”原因探究上，众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发展生产力。会上一个关键点，吴敬琏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保底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前者更好。

12月，这十一场漫长、激烈的座谈会结束后一个星期，苏联宣告解体。第二年初，小平“南巡”。随后，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指出要让“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至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执便退下舞台。随着各业价格管控的开放，自由价格迅速替代了计划价格，全国性的自由市场逐渐复苏、生长和繁荣。

复盘这三次关键会议，改革的过程其实是恢复自由市场的过程，以自由价格为主线带动产权改革、经济管理改革以及思想转变。这是一个充满渴望与激情的时代。

在国家大转型的时期，改革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致敬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