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世界中，法治是永远的基石。任何权力都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权力，似乎总成为人们心中的庞大阴影。

好在，一些喜出望外的转变开始出现。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逐渐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一些人居家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的都是法律讨论。

也许，不停追求法治、公平与正义，某天世界就会像周大伟老师所说的，由法律取代习惯，成为我们每天所呼吸的空气。

01.

现代国家，法治才是正道

中国学者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从中国历史的兴亡周期律中，提出中国是个超稳定的系统。

他们还把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用这套方法解释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基本特点，这给我们很大影响，对理解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有建设性意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不少内忧外患都和帝王身边的宦官恶行有关，但是为什么历代皇帝还是离不开他们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在一个不透明且权力高度集中的循环体系里，除了身边人外，皇帝根本找不到其他值得信任的人。

翻看历史，从秦朝的赵高到清宫里的小李子，一个个龙种最后都变成了跳蚤。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几千年是一个新酒不断倒到旧瓶里的故事。然而，很不幸的是，中国又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发展历程。

它既来自现代世界对传统农业世界的征服，也来源于主流文明对衰落文明的挑战。

在现实社会里，它则表现为接连不断的列强入侵、内部战争乃至改朝换代。按照历史学家的统计，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发生过3700多次战争，几乎每年一次，而且大部分是内战。

我们有时经常有这样感慨，自己的国家好像在历史上一直没有治理好。其实原因不在外边，而在于我们内部。

很多人都会把历史解释成一种与外部敌对势力有关的阴谋，实际上他们忽视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

弗里德曼说，无论走向何方，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事实，就是法律和法的运用将一直存在。在社会的每一方面，不论高级或低级，所有的冲突、争执、妥协、和解、变动，人们至少都要通过法律来表达自己。

事实上，现代社会都是受法律所驾驭的，即使像日本这样的特例国家，最后也离不开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总之，不管有什么差异，所有现代国家都由法律统治和管理。无论是法院判决，还是政府条例，非规范都得让位给规范，习惯要被法律替代。这样传统的共识会逐渐消解，世界也将被被法律驾驭。

回顾现代法治的开端，关键的一步就发生在一个日子，即1215年的6月15日，这一天英国国王约翰，在大主教坎特伯雷的陪同下，来到距温莎城堡不远的兰尼米德草地上。

当时英国正和法国激战，旷日持久的战争让英国的贵族忍无可忍，最后他们自己起草了一卷褶皱的羊皮纸，交给国王，上面列了63条规则，要求约翰王遵守。

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宪章》（Magna Carta），它被誉为英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首个限制王权的文件，其中的一些内容后来甚至成为英国法治的基本原则。

至于我们中国，有人问商鞅和韩非的律法算不算法治，其实这都不算。

因为那时法治对王权没有任何限制，只有在英国《大宪章》出现以后，法律才能够制约王权，才真正实现了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就拿《大宪章》40条来说：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或者被拖延，这就是例证。

我很认同一个观点，现代世界的文化可以是多元的，但现代文明的法治精神却是共通的。

比如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美国人一直觉得过去抢了他们的土地，双方之间有些仇杀，因此就允许印第安人按照自己的特色来立法，只要不过分，不有什么酷刑，有些宗教仪式、传统都可以保留。

但没想到，印第安人最后立的法与外界差不多。封闭的环境一旦打开，人难免要往高处走。

再比如，我们国家前几年，在制定民法典时，许多学者对习惯法、地方法特别感兴趣，专门到一些偏远地区去找案例，以此证明它们现在还有价值。

但一旦偏远地区的人走出了他们封闭的环境，不要说走到北京上海，哪怕就走到贵阳、昆明、成都，你都很难再用过去的习惯来束缚他。

为此，许多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人，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对近现代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人类法律史给予足够的重视。

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西方的古代史比较，古代中国历史在现代的意义并不是很明显。近代以前的中国史，尽管朝代更替频繁，人们甚至能从宫廷帷幕里编出精彩有趣的野史趣闻，但整体过程是乏味的。

它对现代文明的变革影响，至少远不如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历史。

地理大发现，图源:Wikipedia

所以我们太沉迷于中国古代的统治史，会导致闭目塞听。

周有光先生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他说我们不仅要从中国去看世界，更多地应该从世界来看中国。

我个人观点是，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地来关心普世的问题。

我们尽可能地提供普世的知识，也就是通识，就像我们知鸦平台所做的一样，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关注一些自己说话都不愿相信的专家学者。

那些否定普世问题，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我认为不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有太大贡献。

因此，在研究上，除了考古史，我个人建议削减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分量。

同时要加强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

工业革命，图源：Wikipedia

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吸取别人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和歧路。

童之伟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假设：如果中国近两百年来，我们一直是采用闭关锁国的方式不与外边有任何联系，那中国人会不会自己发明电脑、互联网还有移动通讯？许多朋友都一致认为不可能。

如果我们只学中国的古代文化、比如四书五经，即便我们学到死，也很难学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很难学到自由、平等、博爱；

很难学到民意、民权、民生；很难学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也很难学到契约精神以及王权在下的法治精神。

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图源：RFI

当然，也学不到牛顿的三大定律，元素周期表、细胞、疫苗、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还有南丁格尔的护理体系。

道理非常清楚，这不是什么东西的差别，而是先进和落后、封闭和自由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