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世纪温暖期”的末端。从约公元800 年到1200 年的这几个世纪，欧洲人享受了温暖的冬天、漫长的夏天和良好的收成。获得更为稳定的食物供应后，欧洲人开始走出黑暗时代，重建了欧洲内部和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在欧洲的最北端，诺斯人得以前往爱尔兰和格陵兰岛，并穿越了北大西洋。

欧洲之外，温暖世纪给其他地区带来了麻烦。长期干旱导致新墨西哥的查科大峡谷（Chaco Canyon）文化和柬埔寨的吴哥窟文明的灭亡，削弱了中美洲的玛雅诸邦。在蒙古，中世纪温暖期意味着更加炎热干燥的气候，蒙古马牧场缩小，成吉思汗率军扩张，以征服更肥沃的土地。他缔造的大蒙古国疆域，覆盖了从东亚到地中海的广大地区，是有史以来个人征服者缔造的最大帝国。

♦“中世纪温暖期”前后的气温变化

成吉思汗最伟大的成就是“蒙古和平”。

连通东亚、中亚和西方的贸易路线，第一次掌握在了同一个国家手中。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积极推动贸易。他们在主要干道沿线每隔20 到30 英里建立驿站，向蒙古信使提供新的马匹，向旅行的商人提供休息场所。驿站还供应给养，在难行路段提供向导，为商队提供武装保护。驿站向旅客提供的服务标准，与名为“牌子”的等级化通行证系统挂钩。牌子由金、银或木头制成，持有者可以在蒙古人的保护下周游蒙古全境。

随着旅行者获得保护，并拥有可靠的交通和住宿设施，亚洲的公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商人们第一次可以顺畅往返于东西方之间。东西方的商品和思想的传播，比以往都要自由。世界也比过去的几个世纪更加稳定。

♦ 蒙哥时期的蒙古活动范围

不幸的是，一种几乎看不见的敌人，也搭上了蒙古人的洲际公路和海上航道的便车。这个敌人造成的破坏超过了任何征服军。

它就是黑死病。

1346 年， 金帐汗国可汗札尼别率领的蒙古军队，包围了热那亚人位于克里米亚的贸易城市卡法（Caffa）。意大利商人建立的这座城市，是将俄国奴隶卖到埃及的贸易点。蒙古统治者有时会和意大利奴隶贩子合作，有时则试图禁止贸易并驱逐热那亚人。札尼别试图关闭这个贸易点。但后来蒙古军中爆发鼠疫，死于鼠疫的人数超过了卡法的热那亚守军造成的损失。经常有数十人同时病死，由于死得太快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蒙古人被迫撤退。作为最后一击，他们用弹射器将死于鼠疫者的尸体投入城中，希望让意大利人遭受同样的痛苦。

尸体刚被抛进城中，就被热那亚人丢进海里。但于事无补，被围城市里的封闭街区为疾病传播提供了完美条件。鼠疫在卡法城中迅速地传播开来。恐慌的意大利商人放弃了该城，将受感染的老鼠一同带上了船。

黑死病并非始于卡法。这次大鼠疫可能起于东方的草原。疾病沿着贸易路线从那里向外传播，寄生着带病跳蚤的黑鼠藏在粮车和货物堆中与商队同行。位于今天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的伊塞克湖（Issyk Kul）的小小绿洲贸易点，是鼠疫前往西方旅途中的一站。记录显示，1338 年，伊塞克湖地区有人死于一种神秘的疾病。他的妻子使用了各种民间的治疗方法，但都无济于事。丈夫去世几天后，妻子也死了。第二年，另外106 名伊塞克湖地区的居民也突然生病死去，比正常年份多了102 人。从村中墓地的墓碑来看，106 名村民的死因全都相同。

1347 年抵达意大利港口墨西拿的12艘热那亚商船，将这种疾病带进了欧洲。船员大多已经死去或奄奄一息——鼠疫的传染性很强，以至于同船员说话的人也会被感染。几个月后，鼠疫又从墨西拿传播到了热那亚和比萨。当年年底，疾病已经肆虐了整个意大利，并通过商船向北扩散到巴黎、低地国家和英格兰。1349 年，鼠疫的流行范围扩大到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1350 年，它穿过北大西洋，抵达冰岛和格陵兰，摧毁了那里日渐没落的维京人定居点。两年后，它又来到了俄国。

疾病造成的死亡非常迅速。经历过佛罗伦萨黑死病爆发的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宣称， 一些人“ 与朋友共进午餐，与祖先共进晚餐”。大多数人感染的是腺鼠疫——病人突发高烧，几天后腋下和腹股沟出现苹果大小的痛苦黑死肿块（淋巴结肿块），那是充满病菌的淋巴结。肿块有时会爆裂，释放出血和有毒的脓液。病人的四肢上会布满黑斑，这种疾病因此得名黑死病。随后是抽搐、吐血和神志不清。病人一般在5 天内就会死亡，幸运的人则用不了1 天。幸存者寥寥无几。另一种形式是肺鼠疫，虽然较为少见但更加致命，传染性也要强得多。肺鼠疫袭击肺部而非淋巴结，造成病人被血性泡沫憋死。最致命的是罕见的败血型鼠疫，细菌直接侵入血流，在任何可见的症状出现前就会造成死亡。

鼠疫横扫欧洲的速度和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惊人的，杀死了接近欧洲人口的一半。欧洲农村人口锐减，城市和乡间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村庄空寂，遭到遗弃。田地荒芜。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士死亡比例尤其高，出现了大量岗位空缺，但很难培养出足够的新教士来填补。政府同样难以招募到士兵，被迫提高报酬。差不多用了两百年，欧洲人口才恢复到鼠疫来袭前的水平。

第一波死亡结束后，鼠疫仍不定期袭击欧洲，直到1665 年还爆发过伦敦大鼠疫。不过，之后的流行都不像第一次那么有破坏性。被疾病肆虐过的社群死亡率降低，因为经过早先流行病袭击的幸存者获得了免疫力。

♦ 描述黑死病的影像作品，引自《从石器时代到太空时代》

虽然人们并不了解疾病的起因，但他们意识到疾病与贸易路线存在联系。一些城市试图禁止外来者进入。惊恐的居民先是指责外国人，后来又把矛头指向了经常参与东方贸易的当地犹太人。瘟疫是犹太人在井中投毒引起的，这一谣言开始到处传播。一些犹太人在自己家中被惊恐的暴徒烧死。另一些人遭到拷打，直至他们承认自己不曾犯过的罪行。

1348 年7 月，教皇克莱芒六世（Clement VI）颁布敕令，将欧洲犹太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命令基督徒停止对他们使用暴力，但无济于事。迫害行为持续升级，在斯特拉斯堡达到高潮。

目击者后来描绘了当天的情形。陷入偏执狂的斯特拉斯堡基督徒押着被捕者前往城中的犹太人公墓，在那里展开了即席法律诉讼，对犹太人在城中水井投毒和传播瘟疫提出指控并做了审判。经过拷问，一些囚徒承认了指控。于是，数以千计的其他犹太人遭到杀害，或者被各座日耳曼城市驱逐。一些人被要求在皈依天主教和火刑间做出选择。斯特拉斯堡的少数被捕者放弃了犹太教，选择了皈依。包括迈耶尔（Meier）拉比在内的约2000 人拒绝这样做，于是被处以火刑。

该事件一位目击者报告称：“人群几乎把斯特拉斯堡的犹太人扒得精光，押着他们前往犹太公墓，并将他们赶进一间准备实施火刑的房子。在公墓门口，其中几名女性的年轻貌美激起了一些同情，她们得以死里逃生，但又被人掳去，完全违背她们的意愿。在斯特拉斯堡的那个瓦伦丁节，年轻貌美者和皈依者是仅有的看见日落的犹太人。试图逃跑的人被沿街追捕和杀害。”

♦ 欧仁·贝耶（Eugène Beyer）描绘的斯特拉斯堡犹太人大屠杀的可怕场景

14 世纪的斯特拉斯堡犹太人大屠杀再次展现了人性的一种缺陷：我们在陷入麻烦时，总是习惯于寻找替罪羊。

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庄稼歉收、瘟疫流行和经济危机，都可以很容易地点燃大众歇斯底里的怒火，煽动恐惧的人们对被迫害或受鄙视的少数群体使用暴力。这种现象以不同的形式，在历史中不断上演: 古罗马受迫害的基督徒，16 世纪欧洲被处以火刑的女巫，19世纪对俄国与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20 世纪初对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二战中被纳粹德国谋杀的600 万犹太人。种族仇恨、迷信、偏见和无知，这些强大的力量造成了社群和国家的分裂，在不同历史时期，引发了巨大的灾难。

寻找替罪羊，不是唯一的人性缺陷。14世纪，可汗札尼别的军队从卡法（Caffa）撤退时，会用弹射器将死于鼠疫者的尸体投入城中。到了18世纪，同样的戏码又在北美洲上演——1763 年6 月，英国殖民要塞皮特堡（Fort Pitt） 被包围。渥太华（Ottawa） 部落酋长庞蒂亚克（Pontiac）将五大湖地区的印第安部落组成联盟，试图将英国人赶回沿海的定居点。尼亚加拉（Niagara）以西的10 座英国要塞中有8 座已被庞蒂亚克的军队攻陷。当时，要塞内爆发了天花。所有人都知道，与欧洲人不同，印第安人对这种疾病完全没有抵抗力。当庞蒂亚克的两名酋长来到要塞要求英国人投降时，皮特堡的指挥官西梅翁·埃库耶（Simeon Ecuyer）上尉给了他们天花病人用过的两条毯子和一块手帕。他希望这些东西能产生想要的效果。

三周后，英军在北美的总司令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爵士有了同样的想法。他在写给解了皮特堡之围的亨利·布凯（Henry Bouquet）上校的信中表示：“能否设法把天花传给那些未受过感染的印第安人部落？当前局势下，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削弱他们。”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天花成了印第安人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