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马库斯·布伦纳梅尔 （Markus K. Brunnermeier）
译 者：余江
来 源：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社《韧性社会》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风险无处不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冲突以及气候变化技术革新伴随的风险让我们感受到了脆弱。作为个人,我们发现自己可能会被重大意外事件突然袭击,而全球化、技术和医疗进步可以减轻巨大风险的传统印象被颠覆。世界各国面临各种动荡,从新冠疫情,到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和食品短缺,以及日益严重的气候威胁……从投资组合风险到保障风险,再到疫情风险,我们时刻需要同风险打交道。传统上我们采用风险管理的办法,测算采取某种行动时面临的风险大小,并评估自己能否承受，而在《韧性社会》中，马库斯·布伦纳梅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将韧性放在核心位置。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借用橡树与芦苇的寓言来说明“韧性”的本质——橡树极具稳健性，高大挺拔，在寻常的大风里显得坚不可摧，与之相比，芦苇则是柔韧的，微风也会使之弯腰。可是当强风暴雨袭来时，芦苇却高声宣告：“我将弯而不折。”芦苇的韧性使得它在暴风雨后依然可以回到原状，而橡树一旦倒下就不可能再复原。韧性即是在冲击之后做出响应和回弹的能力。我们会发现，即使遭受了同样的负面冲击，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以及人们所呈现的恢复能力也是不同的。事实上，很多人群并非天生面临更大的危险，而是各种因素导致了他们存在韧性上的不平等，这使得这些群体在面临重大危机时，更难复原或走向“新常态”。在《韧性社会》中，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总结了几个显著影响“韧性不平等”的因素，包括贫富差异、性别差异以及种族差异：富人和穷人在韧性上的不平等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当冲击来临时,富裕家庭有充分的缓冲,使他们能平安度过,并更有可能在未来保持富裕。贫困家庭则更加脆弱,实现反弹也更为艰难。他们面临贫困陷阱的风险,使自己长期被甩在后面,导致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还有一种效应会在更长时期导致不平等恶化。富人知道自己更容易从负面冲击中恢复,因此愿意承担更多风险。例如,他们更愿意投资高风险的资产, 从长期获得更多预期回报。而韧性不足的穷人无力承受波动,于是会避开风险高但收益也高的投资机会。森迪尔·穆莱纳桑( Sendil Mullainathan)与艾达尔·莎菲尔( Eldar Shafir)就强调,穷人要把太多精力耗费在维持日常生计上,这使他们无力承担风险。从长远看,承担风险的能力会放大初始的不平等水平,因为富裕居民获得的投资回报通常高于贫困居民。结合疫情环境，对富人而言,疫情危机或许只是暂时冲击。但缺乏储蓄的贫困劳动者,如无力负担1 000美元意外支出的大多数美国人,则可能遭受长期影响。如果给劳动力市场留下疤痕效应,新冠疫情这样的暂时意外冲击可能变成永久性的打击。韧性不平等会放大收入不平等,并因为其持续影响而使长期的财富不平等恶化。性别差异本身缺乏公平,这同时会妨碍女性承担更多风险，削弱她们在冲击后的恢复能力,可能给她们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留下长期疤痕。有数据资料表明 (见图13. 2), 相较于男性，女性在2020 年3 月的疫情冲击中受到了更严重的伤害。经济衰退对男性的影响通常大于女性,但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与二战之后的历次衰退都完全不同,它对服务业的打击远甚于制造业。男性就业更多偏向制造业等耐用品行业，女性就业则更多集中在服务业，这使得疫情危机造成的不同性别失业的增加幅度非常特殊。与此同时，女性除了面临大规模失业,还要承担因为学校关闭带来的大部分额外家务和子女看护责任,包括子女在家上学等。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缅甸和我国等多个国家的不同报告表明，为减缓疫情传播所做的努力，例如隔离和行动限制，可能导致亲密伴侣暴力的增加。虽然这些措施可能对于控制病毒的传播很必要，但它们也可能限制幸存者与家庭中的加害者保持距离的能力，并且减少他们获得支持应对性别暴力的服务和资源的机会。这一切都使得女性在应对重大冲击时，其韧性远不如男性。而消除性别偏见所带来都不平等，是提高女性群体韧性的最好方式。在美国, 族裔之间的不平等与矛盾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危机后加剧。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更多从事高风险职业,更多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建筑中,更不容易获得医疗服务,更多罹患各种疾病。非洲裔美国人尤其受到许多与健康、收入、教育、成就、暴力和工作环境有关的不平等的困扰。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被杀害后,美国的族裔冲突演变为一场政治危机。现任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 (Lisa Cook) 认为需要在肤浅的空想之外推行真正的深刻改革,以推动持久的结构性变化。她在关于反种族主义的政策和实践的建议中提出,需要解决少数族裔在理工类学科 (STEM) 中人数偏少的问题,并强调了改组警察队伍的重要性。她还指出,美国国会需要解决不容忽视的族裔 财富差距问题 (见图 13. 3)。种族主义对社会韧性影响重大。丽莎·库克发现,非洲裔美国人较少参与创新进程给美国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GDP的4. 4% ,超过女性受歧视造成的年度损失 ( GDP 的 2. 7% )。除经济损失外, 长期的族裔发展成就差距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如果没有机会平等,我们的社会能否实现真正的自由?除了上文谈论到的韧性不平等会放大收入不平等,并因为其持续影响而使长期的财富不平等恶化外，韧性的不平等还会导致健康不平等。在新冠疫情早期阶段,许多美国人拒绝接受检测和治疗,因为他们担心大额的自费支出。另外,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在过去和如今都相对更差,使他们容易遭受新冠疫情的沉重打击。美国人糟糕的整体健康状况反映在近年来预期寿命的停滞不前上,而在其他发达经济体,预期寿命一直在稳定延长。此外，位居收入分配下半部分的许多美国劳动者不能享受带薪病假。近年来,极少为劳动者提供保护的零工经济式就业岗位的增长使这种情况更趋严重。在本次疫情中,对患病员工的保护不足可能带来了严重的健康负外部性。为维持收入,生病的员工被迫继续工作,于是给同事带来感染风险，这使得在危机中，人们健康不平等也更加显著。与此同时，就业上的不平等也将进一步扩大。由于疫情的影响，大量体力劳动及服务业岗位被机器替代，并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待到危机解除，社会对该类形成“新常态”的行业也不再需要工人。例如人们担心清洁工人会带来病毒,于是纷纷购买自动吸尘器。在未来,这些居民家庭可能会减少使用清洁工人,即使在新冠危机过去很久之后,对清洁服务的需求也未必会反弹。因此服务业劳动者可能会受到永久性打击,失去工作后，这一部分人员的韧性也将进一步被削弱。事实上，此次危机中，韧性的不平等还可能导致学习上的不平等被放大。在线学习参与状况的差异就反映了这种可能性。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常见应用程序上做的数学练习要少得多,甚至利用谷歌搜索在线学习资源也是高收入地区的学生更频繁。这一趋势值得警惕,因为教育是培养韧性的关键投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此类挑战甚至更加严峻。学校本可以成为推动平等的力量,但封锁迫使孩子们留在家里以后,他们有相当大的风险再也不能回去上学。在巴西的中学生中,手机机拥有率和互联网接入的分布极不平衡,尤其是在该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只有很少学生拥有在家里上课所需的设备。这一切都将导致孩子们面临着教育的不平等，人力资本培养将受到深远创伤,留下另一个长期疤痕。新冠疫情或许会被视为带来深远影响的极少悲剧性事件之一，在这场危机下，人们对境遇并不相同，许多科技企业及其股东获得了巨大收益,大量穷人则生活艰难。然而疫情对不平等对长期效应目前还难以确定，或者说，疫情可能存在缩小韧性不平等的效益。事实上，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Scheidel）发现，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在过去只有通过重大危机才会被缩小，他总结出“导致社会经济秩序大洗牌的‘天启四骑士’”，包括全民动员的战争冲突、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运动、国家政权倾覆，以及致命流行病。他认为必须出现其中一类事件，在当时产生近乎世界末日般的影响，才能造成拉平差距的效应。如同沙伊德尔所说，世界大战“成为公平化政策变革的一种效力绝佳的催化剂,为选举权普及、城市化和福利国家扩张提供了强大推力。”世界大战的冲击带来的“大压缩” (Great Compression)现象,使各发达国家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得到极大缓解。因此，此次危机很有可能也会带来社会福利机制及就业形势的转变，从而缩小韧性不平等。就个人而言，首先需要直面冲击，适当的冲击会让风险暴露，从而能够学习如何应对冲击。当个人或社会暴露在某些风险之下时,我们便有机会学习如何调整规划,以应对未来的类似危机,从而提升韧性。正如我国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应对非常成功,正是因为我们从 2003 年的萨斯 ( SARs) 疫情中学到了如何实施紧急计划其次，应当重视“以防万一”，把保留冗余当作优点，为自己提供一定的安全缓冲资源。持续学习，提高自身各项能力，从而为自己提供更多的工作、生活选择空间，在面对危机时拥有更高的韧性。事实上，在重大危机中，没有人能真正独行，因此为了提高韧性，人类社会需要组织起来，最终建立一个有韧性且平等的社会。就像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在《韧性社会》中说的：无论如何，更能提升社会韧性的都将是平等，而非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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