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尔丘克：普通人的“小写”生活总被忽视

波兰当之无愧是一个文学大国。从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滚烫的长诗起步，数百年来，文学一直和这个国家的动荡历史具有某种同步性。贡布罗维奇、米沃什、赫伯特、辛波斯卡乃至扎加耶夫斯基，每一代波兰作家都在寻求用更宽广的视野反映波兰的现实处境。

在小说界，当代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波兰已经家喻户晓。她善于将民间传说、史诗、神话和现实相互融合，把神奇性和隐喻性赋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今的波兰文学界，她被看作可以和“诺奖”得主米沃什、辛波斯卡这样的“文学巨人”并驾齐驱。荣誉纷至沓来，她随后就获得了二〇一八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托卡尔丘克“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叙述想象力，把横跨界限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领受诺贝尔文学奖

生于1962年的托卡尔丘克，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早年致力于心理学研究，曾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1989年凭借诗集《镜子里的城市》登上文坛。代表作有长篇小说《E.E.》（1995）、《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6）、《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8）、《最后的故事》（2004）、《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尹》（2006）、《云游》（2007）、《糜骨之壤》（2009）、《雅各布之书》（2014）；小说集《衣柜》（1997）、《鼓声齐鸣》（2001）、《怪诞故事集》（2018）；散文《玩偶与珍珠》（2001）等。

作为曾经的荣格心理学“信徒”，心理学背景给予了托卡尔丘克一种迥异的创作视角——如何掌握一种叙事魔法，将个体在相同情境下产生的迥异体验，用寓言、神话、梦境等超现实方式来“统领”入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并不神秘，它就存在于每一个波兰人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沉痛历史和破碎社会现状的缝隙之中。

△KEY-可以文化目前已推出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作品

托卡尔丘克的写作，强烈关注波兰民族文化和历史纷争的多样性，但姿态已经和前辈不同。揭露、清算战后近半个世纪波兰现实的是非功过，这“文以载道”的责任，她这一代的波兰作家有了不同的理解——“大社会”已经转向“小社会”，“大写”的人也变成了“小写”。

当然，那些压抑而充满伤痛的波兰民族历史的阴霾，并没有从托卡尔丘克头顶上散去。她有自己的面对方式——把阴云打散，和个体亲近，在作品里得到汇总，拼贴神话和寓言，用一种看似变形的方式，更自由也更自然地还原普通人“小写”的私人生活。

“神话是故事的根基，

也是文学的间接灵感”

柏琳：你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据说求学时曾在一个罹患精神疾病的青少年收容所做过义工。对精神问题的研究，如何影响了你后来的文学写作？

奥尔加：我学习心理学时还很年轻，这当然是我寻找自我成长道路的一种方式，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不会过分高估这段学习经历的重要性。即使我学习的是桥梁工程或者农业专业，我也迟早会开始写作。我对文学的兴趣埋藏得更深。尽管如此，心理学的研究确实发展和深化了我对“世界文学”的感知力。

后来我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当时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是——不同的人即使经历同样的事情，也会有各自不同的体验方式。在此之后，“文化”这个概念，会将这些个体的经历捆绑在一种具有统领性质的叙事体系中，即所谓的“真理”或“历史”。我对这种纷繁多样的观点非常着迷。

柏琳：在心理学方面，据说你是一个荣格的信徒，你为何会受到荣格的吸引？

奥尔加：当我在华沙学习心理学时，波兰正处于戒严令之下——那是一个可怕的时期。读荣格的书在我心中播下了秩序的种子，使我相信集体意识是由某种我们可以信任的、更深层次的、固定的规律所支配的。

荣格的想法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今天我不再那么依恋它们了。他的心理学讲座内容，让我再度确信存在一些比日常政治混乱更坚实的东西——神话，它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即使我们不认识它。神话是故事的根基，也是文学的间接灵感。

柏琳：的确，神话是你写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你讲述了充满神话韵味的中世纪圣女库梅尔尼斯的传记故事。你曾说，“写小说对我而言，就是对人讲神话故事，让人在神话中走向成熟”，神话在你的文学世界发挥了什么作用？

奥尔加：我至今依然在读寓言和神话故事，它们使我感到满足和安慰，就像是“叙事的黄油和面包”，是一种必需品。寓言，是讲述世界的最古老和最深刻的形式之一，这种自发的民间智慧关乎一些最根本的事物——死亡以及躲避死亡的可能性，对正义的理解，以及社会运行机制。孩子从神话中能学到很多，它们为孩子做好生活的铺垫。大多数人都是从阅读神话和寓言开始文学冒险的。

从广义上说，讲故事和写小说都根源于寓言传统——我们通过塑造的角色来直面人的困境和障碍，由此我们也能了解他人的生活。在寓言和神话中，世界总是巨大的，有无限潜力——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力量会帮助你，什么会变成危险——小说中也是如此。神话提供了一种图解式的叙事，为某些场景和事件做好预演，但神话从来不引入心理机制。文学的伟大，在于把心理学引入了情境。

柏琳：你是一个很难被限定在一种文学体裁内的作家，《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就是一个例证——自传体、随笔、史诗，还有菜谱……它是各种文体的杂交。事实上，在你的写作中，经常致力于寻找史诗和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另一个空间”，你如何理解历史叙事和文学之间的界限？

奥尔加：我相信，每一代作家都试图寻找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世界。而随着世界的变化，这种描述的形式也必须改变。一方面，我们沉浸在传统中，另一方面，这种传统越来越狭窄，令人窒息，让人无法真正定位自我。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自我的声音。

在写作中，我总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我的声音、我的故事节奏。即使我已经有了故事的话题和角色，我还是会问自己：“谁在说话？我听见了谁的声音？”

事实上，谁来讲述故事，取决于语调和语言系统，以及情绪和氛围，我需要耐心和勇气来为笔下角色定调。我用这种写作方式写成了《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及后来的《飞行》。这些小说由很多碎片构成，如同星座群像中的一颗颗恒星，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画面，代表一种更广阔的意义。

柏琳：你也写过很多短篇小说，比如二〇〇四年的《最后的故事》（Ostatnie historie ），你还提议过要建立一个“短故事节”，短篇这种形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奥尔加：我相信如今的人们更倾向于用简短的叙述方式来思考。这是我们和互联网共存的结果导致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比如，我们以为在用一个“Windows”系统，结果跳入大脑的是若干个彼此毫不相关的网页。因此，我们（作家）的任务，在于把这些混乱的事物聚集在一起，并从个体经历中寻找与之相关的更普遍的意义。

短篇小说的文学形式要求很高——需要高度的专注，以及创造“金句妙语”的能力。我总是告诉自己，长篇小说应该引导读者进入一种恍惚状态，而短篇则应该让我们体验一次微妙不可言喻的启蒙之旅，并给予我们洞察力。此外，短篇小说也是一种对作者来说困难的创作形式，不会有很多人能直面它。

“短故事节”的想法，源于一种反抗不公平现状的情绪——读者和出版商对待短篇小说的态度比长篇差太多，短篇小说总是不受欢迎的体裁，人们总是喜欢写些“大部头”，以至于崇高的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日渐枯竭。

△托卡尔丘克小说集《怪诞故事集》&《衣柜》

柏琳：“寻根”同样是你写作的重要主题，《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探讨了人们在新地区如何扎根生活的问题，《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探索了个人在历史长河中该如何定位，为什么寻根主题对你如此重要？

奥尔加：许多作家都会在某个时刻重返家庭叙事。它们是我们童年记忆中能分享给陌生人的最私密的部分。《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确实受到了我祖母的家庭故事的启发，当然，我做了很大改动，赋予了我自己的理解。距离《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写作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把这本小说看作我的青春时代。

柏琳：在以上两本小说中，你提供了一幅抑郁、古怪的“畸零人画像”，比如醉鬼马雷克和恐惧睡觉的苏姆，这些畸零人的描写，让人想起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或者福克纳和麦卡勒斯的写作，孤独的畸零人总在寻求爱与平静。你写这些畸零人有什么用意？

△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美国作家

奥尔加：把“ 人”（human） 的首字母大写成“H”的宏大历史，总是告诉我们战争与和平、显赫的人类功绩以及重大历史进程，而普通人和他们“小写”的生活总被忽视，这些人的生活我们只能通过文学来了解。写作时，我喜欢用青蛙的视角，不喜欢鸟瞰。我喜欢从近距离、从底部看到的一切。

作为一个心理学研究者，我很清楚每个人都有点古怪，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敏感点，无论好坏，我们都会把这些特质隐藏起来。每个人都独一无二，事实上，西方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文学，非常强调这种独特性——由此，就会创造出一批强力而凸显的人物形象，这些文学人物往往比真实的人更生动，比如包法利夫人、堂吉诃德和莫尔索。

柏琳：波兰有伟大的文学传统，你的国家诞生了密茨凯维奇、贡布罗维奇、辛波斯卡和米沃什这样的“巨人”，作为当代波兰作家，你是否觉得年轻一代作家依然生活在这些“文学巨人”的阴影下？

奥尔加：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没认识过任何一个试图模仿辛波斯卡或米沃什的作家呢。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写作的情境发生了很大改变。然而我意识到，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伟大的文学前辈建立了一种感知的范域，用来测试波兰语所能抵达的边界，而语言才是真正连接我们的东西。

△米沃什

辛波斯卡和米沃什的写作风格，就像来自不同国家的两个人。我认为现在是停止在民族范畴里思考文学的时候了，文学应该被看作是某种语言的产物。人类的经验愈发普遍化，文学也变得愈发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译者是文化之间传播的使者，使得阅读成为一种纯粹的人类行为。在波兰，我们对来自中国、法国或者美国的小说都抱有很高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深刻而精妙的交流手段。

柏琳：我们来谈一谈文学中的“波兰性”，作为东欧文学的一部分，经历东欧剧变后的波兰文学也有了变化，原来旨在揭露殖民和反抗极权的“清算文学”逐渐淡出，新一代作家似乎把目光从“大社会”转向了“小社会”，不再想背负“现实使命”，对此你怎么看？

奥尔加：这个问题太有趣了。你是对的，文学如今变成了“私人的事”，但这并不是说它变得琐碎，或者回避了生活中重大而普遍的问题。今天，我们对政治有不同的理解——不再是权力斗争、军备竞赛或者和平条约，而是个体生活的一面多棱镜——他或者她吃什么东西，是否觉得自尊受伤，是否实现了自我价值，自我独特性是否被接受，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责任，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对待自然、动物，等等，这些转变都在发生，如今波兰人更愿意阅读那些与个体更密切的文学作品。

柏琳：波兰有过沉痛的历史和政治状况。二十世纪它曾沦为德国和苏联两种极权模式的实验场，这段历史创伤至今依然对波兰人的精神状态造成持续性负面影响，作为作家，你觉得自己是否存在某种写作责任？

△《动画版波兰史》

奥尔加：我不是宿命论者。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强大、清醒且有支持力的社会，波兰就能变成现代化且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共同体，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历史的打击似乎会使社会失去自尊，战败和数次起义会导致无意识的自我贬低，或者天才缺席。这种缺乏自尊心的态度是殖民主义者的有效工具。

想解决这个问题，想增强自尊，提高自我估值，方法之一就是文化建设——这是能够在社会中进行深入和具体交流的对话体系。一些政客似乎并不喜欢这种情况，他们把赌注压在工厂、矿山、进出口贸易上，但是，正是文化才能让社会变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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