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过后，变质的爱情神话

Love & Peace

全球的目光今天都聚焦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对战争的恐慌不止席卷了乌克兰人民，也紧紧揪住了所有关心着人类命运何去何从的人的心。每一场战争过后，都会给人类留下无数的伤痛。

艾伟的《爱人同志》中，讲述的就是一位因战争受伤身体残疾的军人，与一位女学生相爱。两人的爱情故事被作为“英雄”典型事迹被大力宣传，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都被这个圆满结局的故事鼓舞。然而时代变化，“英雄”的命运逐渐被功利性的社会给抛弃，曾经的“爱情神话”在拮据落魄的现实生活中逐渐变质，两性之间的战争反而愈演愈烈。

今天，小KEY给大家分享一篇吴义勤老师对《爱人同志》的书评，吴义勤指出，与对人性开掘的深度相一致，《 爱人同志》所进行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也同样是振聋发聩的，尽管这种批判是潜隐的、不动声色的。

“符号”的悲剧 

——评艾伟的《 爱人同志》

文 | 吴义勤 

在我看来，《爱人同志》的艺术力量首先就来自于小说独特的“爱情”描写以及对“爱情”崩溃、变质过程令人心悸的深刻揭示。

题目“爱人同志”本身就体现了小说所表现的“爱情”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称谓，“爱人”体现为一种情感关系，“同志”体现为一种政治关系，“爱人”和“同志”的身份重叠，既可以证明“爱情”的高尚性、崇高性，又可以暗指这种“爱情”背后的政治、时代、社会或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也隐喻了这种“爱情”的杂糅、混合质地与矛盾走向。

应该说，女学生张小影和残疾军人刘亚军的爱情最初是非常纯粹的。她想做的只是刘亚军的“爱人”而不是“同志”。甚至，这种爱情的发生还不乏一种古典“英雄美人”的意味和“一见钟情”的色彩，她“迷恋”他的声音和眼睛，同情他的不幸遭遇：

“她觉得他很可怜很可怜，从那时起她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她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件简单而普通不过的事情，也就是说她喜欢上了他。没有更多的理由。”

而刘亚军对爱情的最初态度也是矛盾甚至拒绝的。他对张小影的辱骂和厮打，既与他的性格有关，他的反复无常可以说正是他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同时也与他对张小影和这段爱情的“珍视”和“看重”有关，他既渴望被爱，又不愿张小影因他受苦受累。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的心情反复无常，同时他也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

他的矛盾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们爱情的纯粹性。但是，这种的爱情的悲剧性又几乎是天生注定的。本质上，爱情是一种私人性、私秘性的行为，然而张小影、刘亚军却生不逢时。他们的爱情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脱离私人性而成了一种公共性的行为。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完全被公共空间取代。

爱情也很快由他们个人的需要变成了时代的需要、官方的需要和公共的需要。张小影父亲张青松阻止女儿的企图之所以失败，也在于他女儿的爱情已不是他家庭内的事务，而是成了一种“公共事件”。

事实上，除了在最初的那一刻张小影对爱情的那点主动权和决定权外，他们的“爱情”在其后的发展轨迹就几乎完全脱离自我主体的控制，成了遵循社会惯性的一种被动行为。爱情的变味和变质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

“这段日子以来，张小影处在一种麻木和茫然之中。围绕着她和刘亚军的爱情而发生的事让她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一切完全超乎她的预料和想像，好像她和刘亚军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生命，完全脱离了她的控制。她想，现在有关她的事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美丽的气泡了。她甚至担心这个气泡吹得太大而破碎”。

而爱情的结局———结婚及婚礼——也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幸福感，相反，他们倒似乎成了一场“仪式”的旁观者，身不由己地进行着某种“惯性表演”。对于结婚，“张小影从未想过关于她和刘亚军关系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她也没有想过和刘亚军组成家庭”。

“但后来，由于外力的介入，她不得不面对这件事。校方及部队希望她在毕业那天和刘亚军结婚，他们说全国人民需要看到张小影和刘亚军的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个故事的圆满结局会鼓舞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人民，他们说婚礼将会通过电视和广播传入千家万户。一切是不容置疑的，根本容不得张小影说是或者不。”

而那个热闹的婚礼，则更令张小影觉得有点“不对味”，“好像这个婚礼是一个拥军报告会。张小影觉得自己仿佛游离于这个婚礼之外。她的思绪飘忽，这个为婚礼做过精心装扮的显得花枝招展的礼堂在她的感觉里成了一团头绪纷繁的色彩”。

如果说，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由世俗性向神圣性的转化是《爱人同志》所展示的张、刘“爱情”的必然轨迹的话，那么，在他们的“爱情”内部，时代、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需要在改变“爱情”的质地同时，却并没有完全遮蔽“爱情”主体的个体体验与生存痛感。

在与时代的逶迤关系之中，两个主人公之间的“战争”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爱情”异化、变质的惨烈过程。在爱情的发生期，张小影和刘亚军虽然也时常吵骂、厮打，但这里面有真实的情感，有相互的依恋和吸引。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掩盖这种“爱情”的先天不足，刘亚军的身体残疾以及心理的失衡是他们“爱情”的一种病毒。

而张小影从神圣的、精神化的“爱情幻觉”回到具体的世俗婚姻生活时的心态变化也是促使他们“爱情”变质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从结婚那天起，张小影就对自己和刘亚军的爱情产生了某种怀疑：

“张小影自进入房间起，她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陌生感。这不是对环境的陌生，她没来过这家饭店，她对环境感到陌生不足为奇。她是对刘亚军感到陌生，突然涌出的，没有来由。她本来以为她已经十分了解这个男人了，以为她了解他的任何想法以及一丝一毫的心理波动。但现在，她却对他感到陌生，就好像他们之间存在一条银河，她难以逾越过去。”

其后，他们的爱情就一步步被“敌意”取代了，而彼此间的猜测、谩骂、伤害则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刘亚军更是由一个“英雄爱人”变成了一个性变态者，一个靠黄色书刊和下流语言刺激自己性幻想的“流氓”。

“他和张小影的战争没有停止过。他总是挑衅张小影。现在他把激发张小影对他的仇恨当成自己的乐趣。他希望张小影把他当成一个魔鬼或一个专门吸她血的吸血鬼。他确实看到仇恨在张小影的眼里一点一点地积聚”。

《爱人同志》就这样以一种冷酷而原生态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由“同志”→“爱人”→“敌人”的神话崩溃轨迹，不仅对由“爱”→“恨”的“爱情”异化、变质过程的揭示是真实而惊心动魄的，而且对这种“堕落”爱情背后的心理内涵、人性内涵和精神内涵的挖掘也是异常深刻的。

当然，《爱人同志》在通过对一个“爱情”神话的解构来反思人与世界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的同时，对“人”本身的关注和解剖仍然是小说最重要的聚焦点。

某种意义上，对特殊生存境遇下个体特殊的生存体验和生存心理的剖示，以及对个体的生存人格、深层人性和精神悲剧的深入挖掘也正是这部小说艺术感染力和情感震撼力的重要根源。

小说的主人公刘亚军和张小影是近年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不多见的两个既有丰富的性格内涵，又有独特精神深度和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一个英雄，一个圣母，在他们这里，堕落、下坠的冲动与上升、超越的渴盼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他们的悲剧既是他们各自性格的悲剧，又更是时代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

而归根结底，宿命般地成为时代的“符号”以及对这种“符号”命运的沉溺与反抗、迷恋与失落则构成了他们性格中的基本张力。

拿刘亚军来说，他的“英雄”身份是小说一开始就赋予的，是先于小说或故事的一种“前存在”。客观上，他对这种“身份”是不甘的，是反抗的。

因为，在他这里“，英雄”身份的获得是基于一个残酷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身体的残疾，就是许多美好的东西的丧失。“残疾”=“英雄”这个等式也许是他不愿正视的，但是就他本人来说却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而就小说来说，这个等式的隐喻、象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其实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了对“英雄”神话的潜隐解构。

也正因为这样，小说在展示“英雄”作为一个政治神话的空洞一面的同时，更关注的还是“英雄”活生生的、具体的、感性的一面，甚至是“反英雄”的一面。

刘亚军的悲剧在于，他既享受着“英雄”身份带给他的“成果”——他的爱情，他的婚姻都是“英雄”身份带给他的：

“总的说来，刘亚军对张小影是心怀感激的。不管怎么说，他有了婚姻，有了一个不错的妻子，这意味着他有了一个可以照顾自己的人，意味着他枕边有了一具暖烘烘的肉体，意味着他有了正常的生活，而原以为像他这样的伤残的程度，不会再有姑娘来嫁他，他将独自走完这悲惨的一生。……张小影是这个世上的稀有品种，只有她这样的傻瓜才会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她的行为是这个世上许多奇怪行为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

同时，他又渴望能脱离“英雄”身份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正如小说中所写到的，

“其实，刘亚军心底里也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英雄。他甚至有点反感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英雄”。

“他相信张小影嫁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这当然是重要的），还有更为隐秘的原因。从张小影同他打打闹闹的过程中，他体味到张小影其实在心里没把他当成一个残疾者。他不想张小影把他看成一个英雄，当然也不想被看成一个残疾者”。

因此，对于刘亚军来说，“英雄”身份其实正是一种“命运”，他对此的反抗也正是对于“命运”的一种反抗。他的反复无常，他的狂躁和愤怒，他对张小影的谩骂与伤害，都是一种无奈而变态的“反抗”，这里面有自恋，有伤感，有发泄，也有面对命运时的悲怆与疼痛。

有谁关注过“英雄”这个词汇反面的内容呢？自卑、空虚、寂寞、恐惧、绝望、虚构、无聊、意淫、变态……这就是艾伟所揭示的“英雄”背后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内涵。

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其实小说对于刘亚军是充满理解与同情的，不仅从他的孩子气，他的敢说敢为，他做门卫时对受伤工人的正义感，他对女记者徐卉的倾诉，他在“英雄”报告会上的讲真话……

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真率、坦诚、果敢、坚毅、善良的一面，而且，他对时代和“人”本身的理解与认识也显然比张小影更清醒。

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自己“符号”化的“英雄”命运的警惕，“他从来不在乎自己是个英雄，他也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英雄”，与“英雄”相比，他更愿意做一个合格的“人”。

因此，当世事变迁，当“英雄”的含金量日益减低，并迅速被时代遗忘或淹没的时候，他除了短时间的因为张小影的被人蒙骗，以为宣传部要再度宣传他们，而“在乎这个称号”之外，他对自己的处境是坦然处之的。

与刘亚军对符号化的“英雄”命运的反抗相反，张小影则似乎是自觉自愿地走入“圣母”神话中的。刘亚军的悲剧是他拼命地挣脱这种“符号”化的命运而不得，最后以毁灭告终，张小影的悲剧则是她越来越陶醉于自己“圣母”的幻象而不自觉，最终以自我的压抑和受难诠释了一个“符号”的命运。

 

某种意义上，张小影的悲剧比刘亚军的悲剧更为惨烈，更值得反思。因为，刘亚军的悲剧是无可选择的、被动的，而张小影的悲剧则是主动的、自觉的、可以选择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否定张小影最初对刘亚军“爱”的真诚性和不自觉性。

如上文我所指出的，张小影对刘亚军最初的爱是有着非功利的、超现实的“纯粹性”的，甚至这其中还有某种英雄美人的“一见钟情”意味。问题是，当他们的爱情不管以多么纯粹的方式成为一种事实之后，它的纯粹性立即就受到了挑战。

他们的爱情经由时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过滤，就不再是一种普通意义的爱情，而是升华成了一种“英雄”与“圣母”的爱情，升华成了一种道德神话和精神神话。

在这样一个“符号化”运动中，张小影越来越偏离自我的本性，而自如惯性地进入了“符号”所规定的秩序。最初，她也曾有过陌生和不习惯，对于县委书记接见时不能穿心爱的裙子，她也感到懊恼和沮丧。

但是，当做报告、签名、留影、开会等等成为她的“日常生活”时，她不仅慢慢习惯了，而且还有了依赖和期待。她热中于到处讲他们虚构的“爱情故事”，并对刘亚军的散漫、自由主义、没有政治觉悟深为不满。

当刘亚军被抓时，她感到：

“不要说圣母的尊严，连一个人民教师的尊严都荡然无存。此刻，她对刘亚军充满了仇恨，她恨不得杀了他。我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这个破烂王？他现在哪里还有一点英雄的影子，他简直成了一个流氓。”

可以说，张小影在不知不觉间就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既是时代、社会与意识形态期待“强制性塑造”的结果，又是一种政治惯性和集体无意识潜隐发作的产物。而为了消解现实的痛苦，她把自己的爱情归结为一种命运，而与这种命运的认同相呼应，她也越来越沉迷于“圣母”的自我满足的“幻象”，

“每次，当她的双手触碰他冰冷的双腿时，她就会有一种自我感动———那种献身的满足感。献身是社会给她确立的形象。全国人民都把她当成了圣母。外界的反应就像是一面镜子，张小影总觉得自己离公众的要求相差甚远，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于那个公众形象，张小影一直在严格要求自己”。

也许正由于那种“符号”的规训，张小影才为自己虚构了一种“生存的意义”，她不愿意相信刘亚军永远站不起来的事实，想尽办法找偏方熬药。在她这里“，熬药”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它既是对刘亚军身体的救治，又是对刘亚军精神的疗救。她也不愿意承认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英雄”与“圣母”价值贬值的现实，以至于轻信宣传部要重新宣传他们的玩笑而成了一个笑柄。

直到刘亚军成为一个破烂王之后，她才隐隐地有了“意义丧失”的恐惧：

“她只觉得内心的什么东西被击中了，就好像一道堤坝被突然而来的洪水冲垮了一样。当她回到花房，呆呆地坐在客厅里时，她才弄懂自己的内心及其愿望。她不能接受像她们这样的人物去捡破烂。她感到刘亚军捡破烂这件事是对她多年来所付出的一切的绝妙的讽刺。甚至是对这桩婚姻的绝妙讽刺。我当初为什么嫁给他？因为他是一个英雄，一个与众不同的英雄。”

当然，我们在指出张小影因“符号化”命运而自我迷失、自我扭曲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小影的性格中同时又是有着美好的符合人性的一面的，她的勤劳、隐忍，她的善良，她的无私、纯洁，她的奉献，她的坚强与执著，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一个中国女性的真实的坚韧与真实的高尚。

正如他父亲张青松对她的分析一样：

“她吃得了苦。问题就在这儿。这孩子忍耐力惊人地好。她即使吃了苦也不会吭一声的。如果她吃不了苦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她还可能从那个残疾人身边逃走。我知道她是个死心眼，什么事都会默默承受。你根本拿她没办法。”

而惟其如此，她的悲剧才更令我们心痛，她的自我扭曲与自我压抑才更值得警醒与反思，才更具有现实的批判力量与人性的高度。

《爱人同志》的艺术力量除了来自人物的独特命运以及这种命运背后深刻的人性内涵外，还得力于作家对于“时代”、“现实”和“历史”的人道主义的拷问。

作者没有直接、正面地去表现时代的变迁，而是把“历史”与“现实”的内容全部隐藏在人物命运的背后，从而借助人物命运的转折来折射与思索现实与历史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中人物的故事就不仅是一个单纯、孤立的人性故事或爱情故事，而是成了历史与现实语境的复杂“产物”，这之间既有因果关系，又有逻辑关系。

也正因为这样，张小影和刘亚军的故事才超越个别性而具有了普遍性与象征性。在小说中，他们的命运和悲剧被演绎成了一代人的命运和悲剧，他们的痛苦和挣扎被读解成了一代人的痛苦与挣扎，而他们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也被诠释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与精神史。

实际上，与对人性开掘的深度相一致《，爱人同志》所进行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也同样是振聋发聩的，尽管这种批判是潜隐的、不动声色的。作家通过张小影和刘亚军的生命悲剧巧妙地勾连了两个时代，并真实地揭示了时代演变的本质。

就前者而言，刘亚军和张小影的“符号化”人生固然是对他们独立、正常人性的一种扭曲与剥夺，就后者而言，刘亚军和张小影这对“英雄”和“圣母”的被遗忘与被抛弃，也充分显现了历史的冷酷与残忍的本性。

在我看来，刘亚军的给“婊子”维持秩序以及沦为“破烂王”的遭遇正是对这个历史和时代的最大的讽刺，而“花房”的被拆迁命运也是历史无情、血腥一面的一种直接象征。

刘亚军最后的绝望，他的“自焚”，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现实，针对时代，针对存在本身的，是冷酷的时代使他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甚至连“敌人”都找不到了：

“他意识到，他幻想中的敌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们根本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力量，他们只是不想铲除他，他们要铲除他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动手。同那个世界相比，他根本就是一粒微尘，尘中的尘。也许他眼中的敌人本来就不存在，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攻击欲望根本就找不到发泄的对象。”

“他原本以为他的存在是强大的，但现在看来谁也没把他当成一个对手。他原本以为这世界是他的敌人，没想到这世界根本就是虚无，你想找一个明确的敌人也找不到。如果没了敌人，那么我多年来的不平、愤懑、仇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从表面上看，张小影和刘亚军的爱情确实是反人性的不道德的。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悲剧结局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作家显然不愿意仅仅停留在对他们人生的不道德与反人性一面的揭示上，而是把问题延伸到了另一个层面。

作家实际上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这种反人性、不道德的人生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可以避免的吗？谁是这种反人性、不道德人生的罪魁祸首，难道仅仅是人性和道德本身吗？我们身居其中的现实，我们无法逃避的时代，我们不能抹去的历史，是人性和道德的吗？

说到底，小说是通过张小影和刘亚军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应该更人道地生活。但是，如何在一个不人道的时代更人道地生活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真正人道的时代呢？作家没有给我们答案。

（本文原发于《南方文坛》，2003.04)

（内容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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