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艾伟创作谈：写作的最大敌人是重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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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的几点想法

文 | 艾伟

20世纪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取消戏剧性的文学。自卡夫卡以来,文学专注于人的卑微,古典小说中人的光辉形象被彻底颠覆。颠覆了人,某种意义上也就颠覆了戏剧性。我以为戏剧性和人的精神、人的丰富、人的高贵相关。卡夫卡以来的传统,人的主体性取消了,人成为卑琐的存在,成为一个形迹可疑的苍白的形象,这一传统现在依旧影响深远。

我去年重读了《牛虻》。一本旧小说,也算不上很好,但是有一点令我印象颇为深刻,那就是戏剧性。亚瑟和琼玛,亚瑟和神父,小说人物处在爱与恨,软弱与强硬,苛求与宽宥的矛盾交织之中,时刻处在那种紧张的对峙之中。这是古典小说的传统。在这种戏剧关系中,人变得更为丰富与高贵。我认为恢复戏剧性即是恢复人的光辉形象的第一步。

在《爱人有罪》的写作中,这一点我是有比较自觉的认识的。

我希望我的每部作品都在变化,在寻求新的东西,精神空间在不断生长、拓展。写作的最大敌人是重复自己。当一个写作者有了一定的经验时,他可能会躺在经验上滑翔,结果当然是不停地重复。可是,有时候,写作者是有命定的,有些写作者注定一辈子写一个母题,不管形式上如何变化,他还是在写那个他最感兴趣的主题。

我写过一组关于作家们弥留之际情形的文章。写这组文章的起因是我感到作家死之前思考的问题一定是他这辈子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发理解一个作家的精神世界最为脆弱也最为坚韧的一面,可以理解作家一生在为何种人生的命题而同自己的内心纠缠不清。

艾伟

人一生中总会有一些问题是困扰我们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有谁能把人生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呢。

童年记忆对写作的影响肯定是大的。这大概有如下原因：第一,童年记忆没有刻意性,记住的肯定是对生命有重大影响的事,可以说是带着这个世界原型的那种记忆。比如对亲人死亡的记忆,对疯子在油菜花开时发疯的记忆,这些记忆或多或少带有这个世界未解的神秘性存在,本身具备“文学性”。

第二,童年记忆有其不确定性,是可以任意改装的,这些记忆更具创造的可能性。不像成年以后,我们的记忆会像一块石头一样坚固,不易改动。

童话中充满了飞翔的事物,我从中学到很多小说写作的方法。我的一批小说都是用童话的方式叙述的。童话是最不讲逻辑的一种文学式样。比如,在《白雪公主》里,公主被巫婆用一个苹果毒死,结果,王子的一个吻把她救活了,公主把苹果吐了出来,吐出来的是整个的苹果。童话里发生的一切完全不受现实逻辑的束缚,但孩子们从来不去追究这些。孩子们什么都相信,你说什么他信什么,你说鬼,他信鬼。对孩子来说一切皆有可能,不像我们这些成年人,总是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世事。

如果说,小说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那孩子们就是天生的小说家。

《过往》内页

作家的个人气质当然是很重要的。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他的气质,他的趣味,他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但我以为这个气质有时候也不能太露。特别是小说写作,你如果过分强调所谓的气质,会使小说显得风格化。

风格化会使一个作家醒目,但也会使作家越走越窄。我希望自己是个相对庞杂的作家,这样会显得大气些,并且能使写作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如何想象这个时代的人？这关涉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在这个时代,关于人性恶无需任何理由与逻辑,你如果说某人是坏人,几乎人人都会相信。

但如果你说某人是好人,必须给出充足的理由。因此中国小说家最擅长的就是描写人的丑和卑琐,擅长于勾心斗角的官场,擅长于描写一地鸡毛的生活。

尽管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好人,但当我们把这些人写进小说的时候,我们发现会碰到重重难题。我们对生活中出现的高尚的人,出现的圣人,总是投以怀疑的目光：他们何以如此？他们私心何在？

这个时代的基本逻辑十分可怕,我们都习惯于用最坏的恶意去猜度人。这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写作难度,这也是我在写《爱人有罪》时面对的最大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比托尔斯泰要处理的来得复杂得多。

托尔斯泰在处理涅赫留道夫的时候几乎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让他跟着妓女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赎罪,在他们的文化语境中,这一切是成立的。而我在写俞智丽这样一个救赎者形象时,需要有充足的理由,我必须同我们时代的基本逻辑和现实感争斗。我动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动用了心理学上的“快感”资源。最后,我以为《爱人有罪》变成了一个关于人的丰富性的小说。

这世上大约有两类作家,一类更多地凭借经验写作,另一类更多地依赖于想象。我想,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一般来说都属于经验写作,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的,可能同生命中某个绕不过去的事件有关,总之,一般会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

但一个写作者的经历即使再丰富毕竟也是有限度的。所以,从个人经历出发,去探询及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写作者想要持续写作的必由之路,即从经验转向想象。

我的感觉是,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人生经验相当重要,但想象力同样重要。我想,一个人如果既有生活,又有思考,还有艺术感觉,那运气好的话,大概是会写出好小说来的。

（本文原发于《当代文坛》，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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