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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张羽 图片来自张羽朋友圈）
按：自前天下午6点多本公众号首发的 独家：《黑色漩涡》——34年前的一篇调查报告文学，就已揭开疯县拐卖妇女之罪 发出后，反响热烈，不到两天阅读量已超过20万，并有各网站多家自媒体和微博转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家没个妻儿姊妹呢，与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事件引发巨大关注和担忧实乃人之常情。
也因此有很多读者想要了解《黑色漩涡》原作者当年出笼那份调查报告的经过，经与作者商量，作者很爽快又写出这篇“背后的故事”（当然还有些东西是不能写出来的），依然授权本公号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郑重声明：以下文章作者为唐冬梅，已独家授权本公众号发布其所有授权文章——
我的记者生涯注定要与“拐卖妇女”这个耸人听闻的事情挂上钩的。也许这是宿命。当时，一个办公室只有一部电话，我作为一个新来者，当然成了“接听员”。第一个电话是一个有浓重外地口音的女孩打来的。她说：“编辑姐姐，求求你救救我。”她说她是四川人，被人犯子拐卖到了铜山县某乡某村一个老男人家做媳妇的。当公交车经过两个小时后，终于到达女孩所说的乡时，女孩却不见了。大约是1987年底，报社出现了一个着军装的年轻人。说是来报社学习的。他叫徐宁。没过多久，徐宁正式复员成为我的同事。1988年4月的一天，徐宁来到我办公室，说起他正在跟踪采访的一件发生在徐州的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说到一些耸人听闻的细节，其中参与犯罪的人数之多，受害妇女波及地区之广，犯罪手段之残忍，都是1949年之后全国所罕见的。这让我马上想起第一天上班接到四川女孩电话的事。当时，分管采访的是报社副总编辑陈德，一个G青^团系统培养出来的干部。徐宁说，陈总已经说了，只是配合一下市公安局的刑侦，报纸可能发不出来。我从新闻的敏感角度对徐宁说，你要尽可能地将所有能拿到的有关案件的资料收集过来，即使是一个小纸片都不要放过。徐宁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他的聪明、机灵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也许因为他背后的军方家世，他与当时办案的刑侦人员相处得非常好，在公安局出入自由。几乎所有与此案有关的大小案卷，全部被他一张不漏地复印回来了。我和徐宁看着这一大摞复印资料，开始商量怎么处理这些浸透了血和泪的资料。是让它们寂静无声地躺在资料库里，还是把它公布于众，成为全民关注的一个事件？那一年，徐宁大约是二十五六岁，我刚过了30岁。作为来报社已有几年的一名编辑和写作人，我慎重地对徐宁说：我们手里拿的是一颗炸弹，如果抛出去后，影响会很大，甚至可能伤及到我们自身。那个时候，报告文学成为各个报刊的热衷体裁。我们决定尽量利用手里的资料，做一篇纪实报告文学，从社会背景——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来挖掘和解析为什么这一特大恶性案件会发生在徐州。在撰写《黑色漩涡》一文时，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是泪水伴随着笔墨完成这篇二万六千多字的文稿。完成后，仿佛从地狱里返回，整个人都变得恍惚起来。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被重重的罪而伤，被那一百多名被拐卖到此地的姐妹们的哀伤而伤！文字稿是手写的。我交给了徐宁阅读。最后决定由徐宁亲自坐火车送到南京，交给由徐州地区走出去的著名作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顺利发表。当然这一切行动都是悄悄在进行着。这篇题名为《黑色漩涡》的纪实报告文学，最后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雨花》第十期（总二0八期）上刊发。这篇文章反响巨大，如晴天响雷一般。杂志问世不久，全国就有四十多家报刊转载，台港媒体、海外媒体都纷纷摘要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黑色漩涡”的中心，那一期杂志脱销，人人都在谈论拐卖妇女案。当时，社会上风传徐州火车站是一个危险之地，年轻女子不敢在徐州站转车了。这件事最伤的大概是徐州市^委领导的面子了。听说当时的市^委书^记郑某某勃然大怒。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徐州新闻界的三件事：一是徐州电视台的“沛县打狗”——当电视台拍摄到县人大主任拒绝将自己家的狗拴起来，回答记者时口出狂言：“群众算什么东西！”电视一经播出，全市民众一片哗然。当时给我们罗列了好几桩罪名：给徐州抹黑，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严重泄密，在案件未终审时就公之于社会；以及没有经过组织审核就拿出去发表等等。其实，在今天看来他们说的都是实情，也是这篇报道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们如何能口服心服接受这个批评？当即我们找到了郑书^记住宿的第三招待所（现在的徐州花园宾馆，他是从省里调来不久的干部，家属那时未到徐州），想要与他当面交换意见。结果肯定是没有见到他。但服务员让我们留个纸条预约了再见。第二天，市委宣传部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辑，让他通知我和徐宁下午二点去宣传部，郑书^记约见。时间为半个小时。我们如约到了宣传部的一间会议室。当时一位姓郑的副部长在场，不一会，郑书^记来了。几句客气的开场白之后，话题很快转到他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我们立足在上面正在提倡的新闻媒体监督公权力的背景下，竭力为自己辩护。东拉西扯之后，郑书^记说的一句话被我们咬住了。他说，这只是他自己的看法。并不代表市委的决定。那是一个八十年代的最好的时期，是那个宽松的时代给了我们勇敢，面对权力，我们没有认输。其中，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细节，我们在他的桌上放了一个小录音机。把当时的谈话做了录音。回去后，报社负责人对我们说，市委电话来了：要你们缴出录音带。并向我们透露说：你们惹毛了书^记，书^记说你俩是无赖记者。为了这一盒录音磁带，双方纠缠了一个多星期。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没有缴出去。在这个时候，《雨花》杂志的王晓丹编辑，专程受编辑部领导委托来看望我们，问我们需要编辑部什么帮助。她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同时，她还告诉我们，当时徐州宣传部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编辑部要全部买下那一期刊载《黑色漩涡》的杂志。当时的主编叶至诚（叶圣陶的次子）先生对来人说：“你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在得到《雨花》杂志社的支持和安慰之后，我们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徐宁更是兴奋，到报社来不久，干了这样一件大新闻。在那个时候，报社领导层内部分成两个派别，以至于编辑和记者都选阵营站队。具体因为什么事情产生的矛盾，我至今也不明白。一边是以陈德副总编为首的，对阵以总编兼社长的另一边。接着，市^委、宣传部几方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来到报社调查这篇《黑色漩涡》如何出笼的经过。徐宁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时，他还说：陈总让他一口咬定是总编让采访撰写的。第二天，调查组来到报社会议室，总编、副总编及办公室负责人都在场，我和徐宁也被叫到会议室。徐宁如实地说明了采访的经过，我如实地汇报了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一些想法及发表的经过。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和专人记录。经过几次折腾，陈德副总编最后调到市政府任秘书长，他调走时带走了几个他的亲信。原总编依然留任在报社做负责人。此事似乎平息了。我依然做我的副刊编辑，主编当时的“放鹤亭”文学副刊。徐宁依然在采访部当记者。这件事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简称“打拐办”。听公安机关内部人说《黑色漩涡》引起了高层震怒。第二年，更大的一个“刧数”来了……。风波过后，新闻界开始清理队伍。一个受人尊敬的新闻人被调离报社。据内部人说，我是市里点名要第一个调离的人选。报社领导可能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编辑，而且在那个对质的调查会上，我是如实地说明了事实。这可能无形中站在了留任领导的这一边。多少应该是有他的坚持，我最后还是留在了报社。但是，很快我被调离我挚爱的副刊部，去了新闻研究室——报社为安排那些年老又尚未退休的人的部门。同时，和我约法三章：不容许在报纸上写署名文章，不容许采访，不容许接受采访。也就是让我这个人在报纸上彻底消失。不久，徐宁在他父亲调往上海之后，也离开徐州日报社去了上海。至此，我们再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后来做了什么工作。这期间，有一个最大的新闻是那个去了市政府做秘书长的陈德跳楼自杀了。为什么而死？坊间传说很多。最后市^委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徐州民间百姓有传言：因公自杀。就这样在报社瞎混了几年后，有一天，报社的一个年轻编辑突然告诉我他辞职了，要去南方了。我非常惊讶。他接下来的话更是如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他说：我想了许多，即使我留在报社继续做下去，十年后，唐老师你的现在不就是我的明天吗？于是，在1995年初，我不辞而别，离开了徐州日报社。一转眼，离那件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已经有34年了。丰县之铁链女事件，让有心人再次从历史的尘埃里挖掘出这篇《黑色漩涡》。对照过往的一切，仿佛岁月停止流逝，一切都没有变。回忆往事，我依然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个有着一群勇敢无畏的记者的徐州：陆小平、王雪丁---还有我曾经的同事徐宁！你们都还好吗？如今，64岁的我回首当年撰写《黑色漩涡》的往事，不知不觉对那时的我有了一丝的敬畏。我庆幸自己在石头和鸡蛋面前，选择站在了弱势的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