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半岛风云与“南斯拉夫实验”

撰文：梁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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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民族混居起源于帝国大混战

前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是塞尔维亚的自治省。

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瓦解与内战是欧洲战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南斯拉夫分裂为七个国家，各族武装部队混战，并对异族人民进行清洗，发生多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贯的媒体报导，把南斯拉夫战争描述成上千年的族群仇恨重燃，似乎各民族本来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指与个体跨文化适应相关的能力）就不高，混战是迟早发生的事情，并不可抗逆。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二战以后设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曾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尊重各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差异，鼓励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并且一改社会主义国家集权倾向，多次向地方分权，大致维持了文艺创作和言论自由。在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Josip Broz Tito) 存世的多篇演说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多份党内文件中，还能依稀看到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它的领导者的身影。然而，南斯拉夫的民族融合与分权，最后经不起经济下滑的挑战，并在再次集权的尝试中土崩瓦解。南斯拉夫是国家建构 (state-building) 失败的经典案例，可以警示那些设法提高文化智商、承认民族差异的行政者，要清楚意识到成败的临界点在哪里，特别是如何建设能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存活的文化智商。

巴尔干地区的几个互相残杀的民族，其实同大于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语 (Serbo-Croat-Bosnian) 以及黑山语 (Montenegrin) 实际上是同一种语言 (舒特方言，Shtokavian) 的四个分支，其结构、文字基本相同，相互沟通无甚问题，此外的几种语言都属于南部斯拉夫 (South Slav) 语系。然而波斯尼亚语因为奥斯曼帝国影响而掺有土耳其、阿拉伯语词汇。历史上，四语书写方法并不相同 ── 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是拉丁字母，塞尔维亚语、黑山语和马其顿语是西里尔 (俄语) 字母 (目前逐步改为拉丁字母)，波斯尼亚语是阿拉伯字母 (“Arebica”，十九世纪末改为拉丁和西里尔字母)。几各民族最为突出的差异体现在宗教上。除波斯尼亚主要人口为伊斯兰教徒，黑山也有两成人口为伊斯兰教徒。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为天主教。除此之外的所有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都是以压倒性地以东正教徒为主。与以上全部斯拉夫族裔不同的是在科索沃占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并不属于斯拉夫语系的阿尔巴尼亚语。

巴尔干民族分布图，紫色为克罗地亚人 (天主教)，黄色为塞尔维亚人 (东正教)，绿色为波斯尼亚人 (伊斯兰)，蓝绿色为阿尔巴尼亚人 (伊斯兰)

烟包上的三种语言，克罗地亚语 (上) 和波斯尼亚语 (中) 完全一样，塞尔维亚语 (下) 不过是上面两种文字的音译

在二战以前，巴尔干地区民族分布是在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与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君主国 (Habsburg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 (Holy Roman Empire) 的混战中形成的。中古克罗地亚王国在1102年与匈牙利合并，此后再隶属于哈布斯堡君主国；这个联盟维持了八百多年，到1918年奥匈帝国战败才解散。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定都伊斯坦堡，其曾于1389年与塞尔维亚王国于科索沃交战，并最终于1459年消灭塞尔维亚王国。奥斯曼帝国接着在1529年和1683年两次围攻维也纳不下，被迫退回匈牙利，1699年再退回到大致是今天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国界的地方 (见下图)。哈布斯堡君主国得以巩固其对今日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的统治，并把从奥斯曼帝国逃出来的东正教难民，安置在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化边境上；又以减轻他们的税务负担，换取这些东正教民协助防务。斯拉夫人口的重心因此开始北移，塞尔维亚人大量定居于克罗地亚西部山区。1718年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塞尔维亚短暂受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复于1739年由奥斯曼帝国占领，造成塞族人大量逃入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1804年和1815年塞尔维亚两次起义，取得自治地位，并于1878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交战败北后获得独立。

1699年卡洛维茨条约后形势，左上方奥斯曼帝国疆界即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国境

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并不是第一个在多民族混居的中南欧地区摸索新型国家认同的政权。哈布斯堡君主国女皇玛丽亚·泰瑞莎 (Maria Theresa) 因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 (Francis I) 联姻，所以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后，也是法国末代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她的顾问、贝多芬的好友，法学家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 (Joseph von Sonnenfels) 在1771年建议为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提倡一种新爱国主义，其基础不是种族或文化、语言，而是对帝国共同的法律 (即宪制) 效忠，条件是帝国法律能为子民提供幸福，子民对失去这种幸福的恐惧将使得他们奋力捍卫祖国。(Judson, 2016) 这为玛丽亚·泰瑞莎之子、哈布斯堡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 (Joseph II) 的行政管治改革提供了基础。约瑟夫二世在1781年废除了贵族对农奴的许多权力，又颁布 《包容专令》 (Patent of Toleration)，解除了对新教和东正教的一些职业、经济和教育上的限制，初步允许信仰自由，并批准建立教堂；翌年又颁布 《包容敕令》 (Edict of Tolerance)，解除对犹太人的诸多限制，但并不包括犹太人最多的加利西亚 (Galicia) 地区。约瑟夫二世并且建立了一套现代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消除了地方行政混乱的局面，并且首次向公务员和法官定额发薪，以防止腐败，同时建立起有系统的司法程序，甚至设置秘密警察，并改革税制。约瑟夫二世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迫使匈牙利地区 (包括捷克、克罗地亚等地) 官僚改用德语，马上引起匈牙利贵族、教会不满。哈布斯堡君主国于是走向官僚主义时代；一百多年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将与这个官僚主义斗争；但允许南斯拉夫有效进行管治的，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所遗留的行政基础。

1809-13年间，拿破仑派兵东进，统治克罗地亚东部沿海地区，但并未超越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帝国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的边境，战后这些地区又复归哈布斯堡统治。1848年，欧洲多国发生革命，影响法国、德意志各国、丹麦、意大利和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匈牙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地。刚在革命中从奥地利获取独立的匈牙利，革命政权国会下令，各族人民如要成为匈牙利国民，便需要讲匈牙利语。这马上引起克罗地亚人的不满，要求在匈牙利内部实现自治；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相继提出语言和行政自主的口号，使匈牙利当局大为恼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于是起义。在革命中，克罗地亚议会 (Sabor) 选出曾在与奥斯曼帝国战斗中立下战功的少将约瑟夫• 耶拉西奇伯爵 (Josip Jelačić) 为总督，但耶拉西奇为了讨好哈布斯堡维也纳中央政府，派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政权。哈布斯堡王朝得到挽救，耶拉西奇也于1859年在总督任上逝世。好景不长，1859年，哈布斯堡君主国在其意大利领地战败于法军和法国支持的意大利独立军手上，1866年与普鲁士战斗中又惨败，王朝面临崩溃，只好与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妥协，在1867年成立奥匈帝国，恢复匈牙利王国的地位；奥地利、匈牙利政府分家，各有自己的议会和首相。翌年《匈牙利－克罗地亚协定》 生效。按照规定，克罗地亚总督由匈牙利首相推荐，经匈牙利国王批准上任，并对克罗地亚议会负责；克罗地亚同时可以参加匈牙利国会，占总442席的40席。克罗地亚自此实现有限度自治。

少将约瑟夫•耶拉西奇伯爵

在巴尔干各国的民族主义史观中，奥斯曼帝国经常被指要负上使巴尔干地区文化社会程度倒退的责任，罪名包括阻碍巴尔干地区迎接一海之隔在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使得波斯尼亚、科索沃等地肩负沉重的 “落后包袱”。而在二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史观为了证明共产政权对社会发展贡献良多，也有必要强调过去的落后性，结果与民族主义史观重合。 甚至奥斯曼帝国最先进、最包容的 “米利特” (族群自治) 制度，由于允许斯拉夫人信仰不同宗教，使用不同的文字，也被指阻碍了巴尔干民族的同质化。其实奥斯曼帝国的管治并不完全反动。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强制人民改信伊斯兰教，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II) 也在1463年下令保护波斯尼亚的罗马天主教会。尽管如此，改信伊斯兰教还是会带来一些额外权益。在拜占廷亡国后，东正教一直缺乏罗马天主教般的庞大资源和指挥系统，所以在波斯尼亚，东正教斯拉夫人改信伊斯兰教的比率就很高。伊斯兰教徒迅速成为波斯尼亚城市主要人口。1520-30年奥斯曼帝国人口普查发现，萨拉热窝市内1024户中全数为伊斯兰教徒。穆斯林斯拉夫人成为当地统治精英，严守地方自治原则，甚至长年阻止奥斯曼苏丹的钦差大臣在萨拉热窝办公，又坐拥大量土地，并聘用东正教、天主教徒为雇农，使得宗教分野与阶级界线重叠。但与欧洲中古国家不同的是，奥斯曼帝国下的雇农并不是农奴。单是这点就已经比中古时期欧洲主要国家来得进步。

1878年，奥匈帝国趁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交战，以及波斯尼亚起义，派兵占领波斯尼亚，并将其视为奥匈帝国唯一的殖民地。奥匈帝国推动 “波斯尼亚民族” 身份，而不少波斯尼亚精英也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Zagreb) 或维也纳留学，并推动波斯尼亚文化现代化。为了压制泛斯拉夫民族运动，并消除奥斯曼帝国在1908年发生立宪革命后收回波斯尼亚的幻想，奥匈帝国在当年（1908年）宣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1910年2月，波斯尼亚颁布宪法，成立议会。当时奥匈帝国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对斯拉夫人富有同情，酝酿将波斯尼亚变成奥匈帝国内的第三个 “斯拉夫王国”。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和夫人苏菲在1914年6月28日于萨拉热窝遭到暗杀，其幕后黑手是一个由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南斯拉夫统一主义组织 “黑手党” (Black Hands)。随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欧洲各国加入战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要为刺杀案负上责任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萌芽于18世纪末，成型于1848年革命中在布拉格举行的 “斯拉夫大会” (Slavic Congress)。此后泛斯拉夫运动以各种型态出现，包括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各地成立，提倡体育和武装自卫的制服团体 “索科尔” (Sokol，隼鸟)，其会歌  “嗨，斯拉夫人！” (Hey, Slavs!) 在二战后成为南斯拉夫的国歌。这个组织多次举行万人团体操 (Slet)。这种集体运动最后获得苏联广泛采用，并为其他共产国家所采纳，朝鲜现在是少数还保留此传统的国家，以 “阿里郎节” 团体操闻名，但鲜有人追溯其于泛斯拉夫运动的起源。

二十年代 “索科尔” 举行的万人团体操

大塞尔维亚、大克罗地亚主义僵持不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匈帝国为了战争动员，采取了高压手段。1918年战败后，奥匈帝国各地如捷克、波兰、克罗地亚的民众为泄愤，大肆破坏与帝国有关的符号，例如鹰的雕像。奥匈帝国领土上出现各种独立、复国运动，匈牙利甚至一度成立苏维埃政权。1918年10月5日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国民会议 (National Council of Slovenes, Croats and Serbs) 在萨格勒布成立，拒绝奥匈帝国皇帝卡尔 (Karl) 有关联邦改革的方案，主张马上建立南斯拉夫民族国家。11月24日，国民会议决定接受塞尔维亚王国领导，并派出副总统、克罗地亚权利党 (Party of Rights) 领袖安特·帕韦利奇 (Ante Pavelić) 到贝尔格莱德拜谒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塞尔维亚王国改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王国 (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南斯拉夫成立，而国民议会也欢迎塞军开入萨格勒布。但塞军的行为马上引起克罗地亚农民的反感，农民党主席斯捷潘·拉迪奇 (Stjepan Radić) 更呼吁农民消极对待塞军和南斯拉夫政权，认为其代表着军国主义，延续哈布斯堡专制，要求王国改组为联邦。

1918年11月塞尔维亚军队开入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南斯拉夫建国

这种抵制是有其经济起因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刚建国，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便提出要进行土改，并于1919年2月25日签署土改法令。然而首当其冲的却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地主。全南斯拉夫两百万公顷土地被分配给五十万雇农，但土改进程缓慢，最后也花了15年才完成。王国又驱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并支持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进行殖民；到二战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成立后，又把这些塞尔维亚殖民者驱逐出科索沃。王国延续了泛斯拉夫主义的任务，但更多表示出一种大塞尔维亚主义。在行政机关中，塞尔维亚人独大，挤压其他斯拉夫民族，而克罗地亚人尤其不满，觉得南斯拉夫的体制比在奥匈帝国下的有限度自治更差。帕韦利奇领导的克罗地亚权利党公开宣扬分裂主义，乃至大克罗地亚主义，声称要收复中古克罗地亚领土。他的议会斗争并不成功。1929年亚历山大一世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宣布禁止各党派运作，开始 “一月六日独裁” (6 January Dictatorship)。帕韦利奇流亡意大利，创立 “乌斯塔沙” (Ustaše， “起义”) 运动，奉行恐怖主义，并于1932年提出口号： 以 “刀、手枪、机关枪和计时炸弹” 促成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复活。同时又与分裂组织 “内马其顿革命组织” (IMRO) 合作，于1934年在法国暗杀亚历山大一世。背后支持暗杀的是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希望暗杀成功后，南斯拉夫各民族将混战，为意大利出兵制造条件，但内战最后并没有发生。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参加纳粹党卫军

1935-39年，南斯拉夫由塞尔维亚激进联盟 (Serbian Radical Union) 执政，成立半法西斯政权，由首相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 (Milan Stojadinović) 领导，期间与纳粹德国友好，向德国输出大量原材料。经济上，南斯拉夫的国有部门极为庞大，控制铁道、矿业、钢铁、森林、医院、银行、出版社，甚至酒店、剧院和电影院，又对火柴、盐、烟草、火水实行专卖。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将念念不忘要打倒这种官僚资本主义。1939年激进联盟下台，接任的首相德拉吉沙·茨韦特科维奇 (Dragiša Cvetković) 开始推动南斯拉夫联邦化，于1939年成立克罗地亚自治省 (Banovina of Croatia)，由克罗地亚人伊万·舒巴希奇 (Ivan Šubašić) 担任总督。二战爆发后，乌斯塔沙在意大利军队支持下，成立傀儡政权 “克罗地亚独立国”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由帕韦利奇出任元首。忠于南斯拉夫皇室的右翼军人则组成 “南斯拉夫祖国军” (Chetnik)。两方都进行了种族清洗大屠杀，其中以乌斯塔沙针对塞尔维亚人的屠杀最为惨无人道，甚至震惊纳粹德军，塞族人死亡数字接近四十万人。意大利同时占领阿尔巴尼亚，把科索沃纳入 “大阿尔巴尼亚保护国” 领土，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也获得纳粹德国招揽，参加党卫军等组织。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的、在16世纪从西班牙南部迁来的犹太人，全数遭到乌斯塔沙和纳粹合作者灭绝。战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政权为免重燃族群矛盾，全面禁制讨论二战时期族群间的暴行，但这些事件作为集体回忆却被封存下来，然后在九十年代重新爆发。

安特·帕韦利奇与希特勒会面

在二战中，英美等国本来支持南斯拉夫祖国军，但祖国军多次拒绝执行盟军指令，又秘密与纳粹德军合谋，引起英美不满，改为支持铁托所领导的左翼游击队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身是巴尔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矢志推动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的建立。1909年由第二国际奥斯曼帝国代表、希腊犹太人阿夫兰姆·贝纳若亚 (Avraam Benaroya) 成立的奥斯曼社会主义工人联盟 (Ottoman Socialist Worker’s Federation) 也参与到巴尔干联邦运动之中。1915年各国左翼领袖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召开会议，成立 “革命巴尔干社会主义劳动联盟”，领导者包括保加利亚左翼领袖，日后的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而南共的成立则可以追溯到1919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各左翼党派 “合并大会”。会上成立了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劳动党 (共产主义者)” ，1920年二大上改名为 “南斯拉夫共产党”，旋即转入地下活动。南共与贝纳若亚参与创立的希腊共产党，以及保加利亚、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共同隶属共产国际的 “巴尔干共产联盟”，在当时提倡建立 “巴尔干联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祖国军军旗，上书 “为国王、为祖国。不自由，毋宁死”。

1944年，铁托 (左立者) 与邱吉尔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会面

但在二十年代，南共深陷于党内各民族斗争之中。1926年南共三大提出将塞尔维亚统治的马其顿、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分裂出来。1928年南共四大，共产国际要求破除族群宗派主义，获得萨格勒布党委的支持，铁托等人因此崭露头角。铁托曾是奥匈帝国士兵，1915年被俄国俘获，得以参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并在回到南斯拉夫后参与共产主义活动。1937年铁托接替被斯大林清洗的米兰‧高尔基奇 (Milan Gorkić) 出任南共代总书记，再于1940年10月南共第五次省区会议正式当选总书记。1944年6月16日，担任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首相的伊万·舒巴希奇与同为克罗地亚人的铁托签署合作协定，同意战后南斯拉夫组成为联邦国家，南斯拉夫王国改名为 “南斯拉夫民主联邦” (Democratic Federative Yugoslavia)；国王彼得二世 (Peter II) 不再承认祖国军，改为承认南共人民解放军为合法武装。英国对这项协定十分重视，派员参与签署仪式，并监督了1945年盟军战胜后的第一场南斯拉夫选举。南共在选举中大胜，国王彼得二世宣布退位，首相一职也改由铁托担任。南斯拉夫成为东欧唯一一个自行击退德军获得解放的国家，除了贝尔格莱德战役外，全过程近乎无需苏军干涉，战后也没有苏军驻兵，故在对苏关系里话语权极高，而战时南共与英美的合作，也使得铁托等人习惯于参加西方阵营。

巴尔干联邦的各种方案

二战以后，季米特洛夫出任保加利亚总理、党总书记，重提巴尔干联邦化的旧梦，并获得铁托的热烈支持。但事态因为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恶化而停步。斯大林认为巴尔干联盟是在共产圈中另立中心，又反对南斯拉夫试图与同为共产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合并，更反对南斯拉夫支援希腊共产党发动打倒国王保罗一世的内战。原因是邱吉尔跟斯大林在1944年10月有个 “百分率协定” (Percentages Agreement)，划分了战后英国和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其中南斯拉夫为50%-50%，希腊为90%-10%，英国占多数。斯大林为免触怒西方，要求南斯拉夫停止支援希腊共产党，结果两国交恶，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也被迫表态反对南斯拉夫 “铁托路线”。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合并失败，更是意味着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问题难以解决。铁托把国内支持斯大林的人士关押于南斯拉夫版的 “火烧岛” ── 位处克罗地亚海滨的裸岛 (Goli Otok，又译 “格利奥托克岛”) ，同时向西方要求援助，获得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和物资，经济迅速恢复。

“百分率协定”

在1960-80年间，南斯拉夫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年均GDP增长率为6.1%，“1947-1981年间南斯拉夫社会产值每11年翻一番。1947-1976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7倍，平均每年递增10%。1948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1%，城市人口占29%，1982年正好倒了过来。” 南斯拉夫在1964-65年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向欧美大量出口各类产品，包括廉价实用、模仿意大利菲亚特汽车 (Fiat) 的扎斯塔瓦 (Zastava) 牌汽车。然而，南斯拉夫内部经济发展并不平均。曾受奥匈帝国统治的南斯拉夫北部，如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工业基础远较曾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南部要强。北部加盟共和国党政领导人因此主张利用工业优势，开放市场，以输出和国际贸易为主，而南部党政领导人则主张保护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以保障倾斜投资与补贴，并长期认为南部被北部加盟共和国剥削。这就种下了日后南北失和乃至分裂的种子。

社会主义下实行自由化和工业民主

1944年10月贝尔格莱德解放

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制宪会议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Federal People’s Republic of Yugoslavia) 。民族政策虽为立国之本，但起初并非南斯拉夫领导者最关心的议题。铁托自己就宣称南共 “早在战前就已彻底解决了”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1964年12月南共八大报告)，方法即建立联邦制。其实，在1948-49年苏联－南斯拉夫交恶以前，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是苏联斯大林式的联邦主义，地方加盟共和国仅在名义上分权，而联邦中央政府实际上高度集权。苏南分裂后，南斯拉夫开始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52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党改名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南共联盟”)，逐步推动分权以及党政分离，即 “改变党的领导作用为引导作用。[…] 使行政工作和经济业务由国家处理，南共联盟不加干预；南共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南斯拉夫自此走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迥异的道路。

铁托 

爱德华·卡德尔

南斯拉夫官方承认六大斯拉夫人族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穆斯林 (最后者为1971年增补)。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人虽为穆斯林，但并非斯拉夫人，故不在此列。铁托认为，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并不相冲突，“是民族还是阶级优先，并不存在着什么疑难之处。[…] 不论有什么民族特殊性，全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1971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自治者二次全国大会讲话) 铁托又说：“为 [工人] 阶级在本民族内赢得统治阶级地位 [就] 代表着民族的利益，而民族的利益则代表着阶级利益。” (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铁托的这个想法，如果以中国人熟悉的孙中山政治词汇解释，那就是 “民族、民权、民生” 问题必须同时解决，而且能解决民生问题就是最高的民族利益。

铁托认为，“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把争取民族解放和平等的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相结合再一起。[…] 民族问题成为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事业。” (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学和艺术研究院讲话) 所以，民族的解放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无论如何，铁托等南共领导者竭力阻止社会主义南斯拉夫重蹈二战前南斯拉夫王国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覆辙。斯洛文尼亚人，党第二号人物爱德华·卡德尔 (Edvard Kardelj) 副总理在国会宣告：“旧有的臭名昭彰的所谓 ‘大南斯拉夫主义’ 过去曾是，将来也还会是反动的与不能实现的。” (1953年1月南斯拉夫联邦国会报告) 铁托提出 “兄弟情与统一” 的口号，并总结：“我们还遇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和作用太大了，这样据说就会导致我国大家庭的解体和团结的削弱。共产主义者有责任从原则上反对诸如此类的倾向。”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报告) 

1964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铁托表现出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中罕见的极高文化智商。他指出，南共的文艺教育政策的出发点是促进各民族 “自然意向的解放，即通过互相的文化影响，彼此发生联系并互相借鉴。[…] 不但不否定，而且肯定每各民族在文化创作中民族特点的存在。” 铁托呼吁全党全国要 “始终不渝地忠于国际主义，[…] 首先在自己国家内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共同体里，做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 [，] 主张自己国家内的国际主义”，并且提出要彻底肃清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中的 “民族主义、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因素”。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报告) 除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之外，南斯拉夫还将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列为法定语言，并没有尝试推动语言同化政策，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继续以拉丁和西里尔字母书写。换言之，铁托为了防止大南斯拉夫主义复辟，连基本的文化融合政策都不愿意推行。

不过，这就陷入一个思想误区，即以为：克服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和大克罗地亚主义就等于克服了剥削、封建阶级意识，而此后各民族应该在社会主义下自由发展，且将不会再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而重新衍生排他的、封建保守、民族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即使再有民族主义的表现，也只不过是社会主义体制下新出现的官僚主义利益的反映。铁托甚至为个别民族文化辩护，并批判党内沙文主义：“众所周知，马其顿民族的民族独立权力曾受到多方面的否定。[…] 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有人在这样做。这些企图是出于 […] 政治野心和政治欲望 […] 想再次使马其顿民族的创造能力停顿下来”。 (1970年6月9日在马其顿科学和艺术研究院讲话)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

南共党内第三号人物、塞尔维亚人亚历山大·兰科维奇 (Aleksandar Ranković)，掌管南斯拉夫情治单位，代表着南共党内的 “大南斯拉夫主义” 倾向，反对地方分权和党政分开。1959年，主张分权的党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在狩猎时遭到意外枪伤，一直有传是兰科维奇在背后策划。1966年，兰科维奇因在铁托寝室内安装偷听器，被开除党内外职务。1966年7月，南共八届四中全会批判兰科维奇，指在其管辖下的情治单位有 “不正之风”，罪名包括 “压制社会”。秘密警察遭到批判的情况，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兰科维奇被打倒后，南共更加缺乏国家统一的思想和强制促成统一的行政力量。后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面对克罗地亚等地的分裂主张时，多对 “兰科维奇主义” (Rankovićism) 有怀念之情。

卡德尔成为了南斯拉夫独有的 “工人自治” 路线最有力的推手。“工人自治” 起源于战时组织后方生产的一种办法。为了鼓励工人生产积极性，并填补战时企业缺乏管理人员，南共游击队推动工人用民主方式管理工厂，选出工人委员会，并推举管理人员，但这套模式在战后南斯拉夫短暂实行斯大林主义集权的时候又被搁置。在1945-53年间， “工人自治的权限还不很大，企业的经理仍由国家任命”。以1953年为分水岭，工人自治开始上轨道，企业厂长、经理虽然由国家招聘，但是要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决定。卡德尔认为，企业国有制容易滋长官僚主义甚至利益集团，“劳动者也不能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所以国有制 “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刑式，而只是一种低级形式，只有以企业自治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最理想的高级公有制形式。”工人自治的社会所有制 “直接地体现了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苏共在1956年召开二十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 “秘密讲话” 批判斯大林，开启了共产主义国家自由化的潮流，但接着匈牙利就发生反苏反共革命，最后被苏军残酷镇压。卡德尔宣称：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实际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较认真地探求并且找到了某种从政治上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了群众的自治机构， […]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 […] 把官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势力加以彻底清算；[…] 它可以保证将来避免匈牙利式的流血事件和危机”。(1956年12月在南斯拉夫联邦国会演说) 

南斯拉夫炼铜厂一景

1963年，南斯拉夫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开始推动全社会自治，范围扩大到党、军之外的所有国家机关和社会单位，各地建立“自治利益共同体”管理地区事务。1971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再扩大为 “联合劳动自治”阶段，按1976年《联合劳动法》，将工厂车间层面定义为 “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工厂层面为 “联合劳动组织”，联合企业转化为“联合劳动复合组织”，全方位实行工人自治。南斯拉夫最早喊出中国在八十年代才奉行的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又自称为 “统一市场下的社会计划经济”，实现计划和市场的 “最佳配合”。然而，实行社会所有制的真相是，在1949-52年间，南斯拉夫同时面临外贸危机和熟手工人的短缺。在劳动力短缺、工人有条件要求增加薪酬的时候，当局决定高举工业民主旗帜，把企业的管理权 ── 包括招聘权和制定薪酬水平的权利 ── 交还予企业员工。而这些工人委员会通常只会选出少数精英工人和白领人员担任企业要职，形成薪酬与普通工人极为悬殊 (后期甚至达到1:20) 的所谓 “工人贵族”，并且由他们制定薪酬和招聘员工，并鼓励企业之间进行竞争。结果当局成功通过工业民主，达到了压抑劳动成本的效果。当局为私有资本保留一定空间，但又对私营企业的扩张作出种种制约，以防止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的出现。 

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这并不阻碍南斯拉夫国内和西方各国的左派，把南斯拉夫工人自治视为斯大林国有制以外的一种可行而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其中，由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Mihailo Marković) 等人领导的南斯拉夫实践学派 (Praxis Group) 呼吁重新研读青年马克思的手稿，特别是1844年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并高举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的旗帜，每年在科尔丘拉岛 (Kurčula) 上举行夏季研讨班，吸引西方左派思想巨头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和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等人参加。然而实践学派 “既是南斯拉夫体制在国外的最热情的宣传者，也是它在国内的最猛烈的批评者” (Secor, 1999)，铁托对它爱恨交缠，尤其是面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冒起，亟需实践学派的支持。破局的契机是1968年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示威。铁托拒绝派兵镇压，反而上电视演说，表示同情学生要求，指责南斯拉夫的官僚系统阻碍学生满足愿望，并振振有词的说，如果官僚继续从中作梗，自己甚至愿意辞职。铁托最后当然没有辞职，反而下令开除八名煽动学生示威的实践学派哲学家的教职。他们最后要靠贝尔格莱德大学出面，才保住了职位。然而，南斯拉夫更大的危机，将来自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

1968年6月9日铁托发表电视演说，承认学生示威反映政府存在缺点

（注释略去。本文于刊发时，应原作者要求，对个别词句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略微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