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专辑

利用这个机会，我谈几点认识、体会和建议。

我从1962 年开始跟从著名甲骨学家于省吾先生学习研究甲骨文。1965 年我发表了第一篇甲骨文方面的论文《说王》。于省吾先生是罗振玉之后识甲骨文字最多的甲骨学家，他曾叮嘱我：“王国维研究甲骨，写出了《殷周制度论》这篇史学名作，你应该也能这样。”鼓励我以甲骨文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我识出的甲骨文不多，但在研究商史方面小有成就。一是从甲骨文“王”字像有生杀大权的斧钺，找出我国古代王权起源于军事统帅的历史秘密；二是从甲骨文“比”和“从”两字的分辨，得出商王实际是领导各诸侯国联军的“总司令”，由此推导出商代诸侯制的实质是方国联盟，这对当时国家形式有新的认识；三是弄清楚了所谓“非王卜辞”并非为王占卜，而是为各父权制大家族“子”占卜的各种子卜辞。

当然，我的研究成果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甲骨研究者丰硕成果的一小部分，但是也可以说明甲骨文在研究我国古史方面有着其他史料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是非常英明的指示。甲骨文不仅可以作为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而且作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数千年来一直有连贯发展历史的汉字的前身，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文字本身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另外，甲骨文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它有文献史料的性质。但甲骨本身又是实物，龟甲、牛肩胛的种类和整治方式，出土的层位和如何分类等很多问题，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当然，我们既要看到甲骨文作为史料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一是它的残缺性，影响了信息的完整性。二是时代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其作为史料的重要性。三是甲骨文字识别的有限性，降低了其作为史料重大作用的发挥。因此，甲骨文还是有局限性的。

为了能更大地发挥甲骨文的重大作用，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甲骨文研究，首先要有人

一是在培养研究生时加强全面教育，为甲骨文研究提供充足后备军。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培养古文字研究生为例，因为师资力量比较全面，学生必须在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牍、说文研究各方面都受过专业教育。

二是加强师资力量，特别注意加强甲骨文方面的师资队伍建设。四川大学现在把退休的甲骨学者彭裕商又请回来带研究生，就很好。各校也可以把社会上从事甲骨研究的人请到校内做教师。教育部也可以考虑古文字专业硕士、博士点师资力量的合理调配，使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更全面。

三是继续吸引更多学科的专家来参与甲骨文研究。不仅是史学、文字学、语言学，还应有社会学、民族学，甚至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化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这样扩大视野，迟早会使甲骨学变成显学中的大显学。

四是从广泛意义上扩大研究的后备军。扩大关注甲骨文的人群，要写出受欢迎的甲骨文通俗读物，使甲骨文研究有更强大的群众基础。

二、加强研究就要统合更多的研究材料

首先是继续开展田野发掘，包括到殷墟以外的地区去找甲骨，而且不必限于商代。其次是继续做好各单位收藏甲骨的公布，要更多地使用数字化的手段以便利大家使用。希望能就目前比较公认的分类法，公布某类字体甲骨的集成。像王卜辞，应抛开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可出一部历组卜辞集成，便于进一步缀合与研究。

三、用立项来促进研究，组织队伍

根据这方面的经验，主要应该用较长期的重大项目来组织和培训新人队伍，这是最有效的。国家立项固然能提高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性和地位，但现在有些做得过分机械。比如，一个项目一般三年，三年就要拿出成果，还有中期检查。事实上，文科研究很多都不是在限定时间内能完成的。李宗焜做《甲骨文字编》用了20年。从国家层面来说，做大项目可以定一个主要负责人，定一个一定要达到的目标。至于它到底要用多少年，花多少钱，不要做硬性规定，要考虑人文科学本身的特点。

我报告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在甲骨文商史研究与甲骨文保护性整理著录方面的工作，二是有关建议。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在甲骨文商史研究、甲骨文保护性整理与著录方面的工作

甲骨文是19 世纪末发现的地下出土中国最早的成文古典文献遗产，也是汉字的鼻祖，传承着真正的中国基因。这门堪称“绝学”的甲骨学，内容繁富，是重建中国上古史，透视3000 年前殷商社会生活景致，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中国精神之缘起、中国信仰之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品格之由来、中国艺术美学之发轫的最真实的素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甲骨文研究始终受到国家与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就把《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列为历史学科一项重要文化工程。进入21 世纪，党和国家更是把甲骨文研究提高到与中华优秀文化体系构建相系的战略高度，聚焦于如何满足人们对有关历史知识的渴求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层面，关系到中华文明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2017年10月，甲骨文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甲骨文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历久弥新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是1992 年在《甲骨文合集》编辑组基础上成立的。新世纪伊始，我们用了12年时间，上下求索，不泥古，不执今，不媚俗，立足于甲骨、金文、考古及文献等多重史征，完成了11 卷《商代史》的著述，“拉长”了中国上古史体系，填补了商断代史著的空白；编集了《甲骨文献集成》，汇总海内外各语种的甲骨学重要论著2480 多种，极大地便利了研习者。我们正在编著的《甲骨文合集三编》，总计著录甲骨文近3 万片，不久将提供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录集。我们还加强与海内外甲骨收藏单位的交流合作，10 年间已经整理了包括旅顺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在内多批次总计近2万片甲骨文的整理释读，出版了12种甲骨文著录新书，还有多种也将在两三年内推出。

此外，我们联合安阳师范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致力于甲骨文大数据平台“殷契文渊”的构建，甲骨文人工智能识别技术的研究和甲骨文碎片的计算机拼合，以及有序进行甲骨文三维建模数据库建设。利用超景深显微观察和物理测量甲骨文笔道轨迹的微痕变化，结合仿真实验，考订甲骨文断代问题，探索甲骨文的奥秘。

二、有关未来制定甲骨文研究发展规划的建议

在甲骨文发现120周年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我们特别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甲骨文研究的发展规划时，有以下几方面导向和新的拓展领域：

一是加强全社会对中华古典文字——甲骨文的敬畏之心。保护载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甲骨文的尊严，杜绝伪造、乱用、乱通假甲骨文字的现象。注重多元化、多路径的甲骨文研究理论、方案、方法的探索，完善甲骨学学科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造就良好的甲骨学发展氛围。

二是从国家层面启动全国甲骨藏品单位的家底清理与著录。落实甲骨文抢救性保护措施，全面推动甲骨文的专业整理、科学研究和著录公布，推进甲骨文的知识展示与文创利用。

三是重视文理结合、打破界际，多学科、多部门、同方向、开放式协同创新攻关。建议从顶层设计甲骨文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指南，提高甲骨文人工智能识别技术。适当增加甲骨文重大项目、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的设立，要建立实事求是的符合特殊学科特点的科研考核机制，不提倡“短平快”的形式宣导，结项成果要经得起学术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评判。

四是要着力“出学术精品，育高端人才”。注意甲骨文与甲骨学专门人才的培养，扶育一批名副其实的甲骨文科普园地。要重视甲骨学史的钩沉探赜，揭示尘封的沧桑历程，这对甲骨学的传承有促进作用。

新时代迎来了甲骨文研究的新际遇，刚才聆听了习总书记发来的贺信，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将发凡契志，继往开来，一以贯之肩负起新的学术使命，沉心静气，明达致远，耕耘于古文字与古史研究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明而鞠躬尽力。

一、殷墟考古发掘将甲骨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殷墟考古出土甲骨文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考古出土甲骨的科学性。120年来，殷墟甲骨已出土了约15万片，其中大多数是1928年前农民私掘出土，科学发掘的有35000余片。私掘所得的甲骨，出土状况不明，且多属小片，大多数文字较少。考古发掘品，不仅可确知甲骨所出的具体地点、坑位、甲骨埋藏情况及同出的其他遗物等，还避免了鉴真辨伪的问题。

二是考古出土甲骨的集中性。1936年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刻辞甲骨17096片，卜甲就有17088片，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有300余版。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刻辞甲骨5335片，以卜骨为主，完整的刻辞卜骨有100多版。1991年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甲骨1583片，有刻辞的689 片，以大版的卜甲居多，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数量如此之多的甲骨集中出土，为深入研究甲骨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出土甲骨的丰富性。考古出土品中，常见大块的或完整的及文字较多的甲骨。1929年小屯出土了4版基本完整的有字卜甲，董作宾先生据此写了《大龟四版考释》，首创了“贞人说”。其后，又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五期分法与十项标准，使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YH127坑甲骨涉及殷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参加整理的胡厚宣先生，据此坑甲骨资料并结合以前所出的卜辞，写出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对甲骨学与商史研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小屯南地甲骨，内容丰富，为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提供了又一批重要资料，而且出土时大多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这对甲骨文断代与殷墟文化分期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最大的特点是占卜主体不是王而是一位与王有血缘关系的高级贵族“子”。《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出版后，激发了学术界对甲骨学与商史研究，特别是对“非王卜辞”及商代家族形态深入研究的热潮。

总之，殷墟考古发掘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新视野和新成果。

二、甲骨学研究成果又促进了殷墟考古不断向前发展

120年来，在构建甲骨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征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体系。这些方面的学术成就，王宇信、具隆会的《甲骨学发展120年》已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我想强调的是，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如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确定、殷墟考古发现的许多重要遗迹、遗物的年代和性质等考古学问题，都是依据甲骨文资料和甲骨学研究成果来探讨的。因此，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这样定会取得更大收获。

三、应对学科发展要求，立足学术前沿，拓展研究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要确保有人做、有传承。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倍感亲切。我们不能忘怀1928年到1937年主持殷墟考古及甲骨文发掘、整理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王湘、石璋如、高去寻、胡厚宣等学者。我们也不会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殷墟进行考古发掘的老中青学者，以及他们辛勤发掘、踏实研究、开拓创新、追求真理的精神。

刘钊在《甲骨文研究的春天来了》一文中，提到新形势下甲骨文研究应该如何发展和提升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其中不少研究项目与我们收藏甲骨的单位和直面甲骨实物的人员有关。我们一定要继续做好殷墟遗址发掘，保护好珍贵的甲骨文物，发挥自身优势，将甲骨文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我深信，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未来的甲骨学研究，必定能创造新的辉煌！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纪念座谈会。刚才，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座谈会发来的贺信，深受鼓舞，心潮难平！总书记的贺信高度评价了甲骨文发现的重大意义，充分肯定了几代甲骨学者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对广大研究人员寄予了殷切希望。总书记的贺信，不仅表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更饱含着对潜心从事甲骨文等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深切关怀！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作为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计划”的牵头单位，组建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11家单位，在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对新时代如何加强甲骨文研究，我谈几点认识：

第一，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我们要勇于肩负起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以纪念甲骨文发现120 周年为新起点，继往开来，更加深入地开展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百余年来，经过一代代学者的艰难探索，甲骨文研究已从鸿蒙初辟到巍然成学，享誉国际学术界。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依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4000 多个甲骨文中公认被释读出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十几万片甲骨的缀合、分期、断代和解读困难重重，在甲骨学的不少问题上学者们还没能达成共识。除甲骨文之外，两万余件商

周青铜器铭文、数十万枚新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以及其他先秦古文字材料，分散收藏在不同的文博考古单位，亟待开展科学保护、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我们要遵循总书记贺信中提出的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为完成好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的艰巨任务，要重视培养青年学者队伍，创新研究手段和方法，加强多学科交流协作。同时，我们也建议国家加强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的统筹规划，发挥制度优势，组织力量，协同攻关，对分散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开展科学保护、整理和研究，避免力量分散、重复投资、资源浪费。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和贺信精神，努力发扬光大汉字文化，将以甲骨文为标志的汉字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挖掘好、阐释好，从而彰显作为中华基因和文化根脉的古老汉字对提升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我们呼吁，全社会都要珍惜汉字、敬畏汉字、热爱汉字，让中华文明和汉字文化永续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出中华民族的智慧。为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汉字和汉字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以适应文化强国建设和信息化时代的需要，

努力推进新时代汉字研究的全面振兴繁荣。汉字研究专业工作者还要积极关注汉字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推进汉字文化的普及，就是实实在在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工作者既要坚守书斋、甘于寂寞，也要走出书斋、服务社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汉字故事，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广大人民群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安全，我们要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和语言文字工作提供智力支撑，自觉服务于国家语言能力提升和语文现代化事业。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关键在教育，汉字文化的普及和传承要从教育抓起。我建议，在基础教育阶段，要重视吸收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将汉字的构形规则、历史发展和文化内涵适当引入语文教育，改进和丰富语文教学内容。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认字写字，还要追根溯源，告诉学生汉字从何而来，让学生通过汉字的学习了解中华文化的基因，播下历史文化的种子。只有这样，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才会代代相传，以至久远。在改进学校语文教育的同时，我们同样要重视汉字文化的国际交流，通过留学生教育和海外孔子学院所开展的各层次汉字教学，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这次座谈会之后，我们要认真学习、充分领会总书记贺信和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不忘初心，不负使命，尽责尽力，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让古老汉字焕发出时代风采！

北京国子监，每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这里曾经是元、明、清三代设立的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120年前，公元1899年的一天，一名古董商来到这里，给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送来了一些品相完整、并有刻划符号的龟甲残片。王懿荣以他深厚的文字学功底，认为这可能是上古文字。

后来王懿荣逝后，其好友刘鹗在获得了王懿荣所藏甲骨后，又通过其他途径收集、购买了甲骨5000多片。他对这些甲骨进行了整理，从中精选墨拓1058片，编著成《铁云藏龟》一书，于1903年石印出版。《铁云藏龟》是第一本著录甲骨文并公之于世的书。在书中，刘鹗明确指出，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并对干支、数字共计40多个甲骨文单字作了考释论证，后来证明无误的有34个字。

《铁云藏龟》的出版，让更多学者得以认识和研究这种从未见过的上古文字。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便是通过《铁云藏龟》知道甲骨文的。他在1904年完成的《契文举例》一书中，考释了334个字，其中认对的有185个，成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开创性著作。

裘锡圭表示：“在甲骨学初创的时期，主要有三位学者，一位是第一个鉴定殷墟甲骨上的文字，商代古文字的王懿荣。第二位，是首先著录甲骨文，将它公布于众的刘鹗。第三位，就是清末的大经学家孙诒让，他写了一部《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做了一个相当全面的研究。”

除了上面的三位开拓者，还有两位学者也同时开始了甲骨的收集和研究。一位是天津人王襄，他编写的《簠室殷契类纂》是甲骨学史上第一部字汇书，于1920年出版。1925年他出版了《簠室殷契征文》，公布了他收藏的1225片甲骨文精品。另一个是罗振玉，他以他的研究成果，开创了甲骨学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