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伟|汉熹平石经历代著录考述

［关键词］汉石经；拓本；摹本；著录；考证

［摘 要］汉石经拓本六朝梁已见传世，唐中宗后多有散佚。宋代残石出土后，曾有多种拓本传世，惜均已亡佚。元明以降，汉石经残石及拓本逐渐被人们冷落。清代曾有三种拓本传世，今所及见者仅国家图书馆所藏“小逢莱阁本”。民国时期曾有多种石经辑拓本印行，惜多散佚，所幸其中残石大多著录于《汉石经集存》一书。建国后所出残石拓本散见于各类期刊。

汉石经，又名熹平石经、一字石经、鸿都石经，汉熹平四年（175年） 始立，光和六年（183年） 刊成。经石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碑高一丈有余，宽四尺左右，刻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7部经书，共有经石46枚，29万字。作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刊立的石经，其在学术史、书法史、汉字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于经学研究特别是经书用字以及校勘更具特殊意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拟对石经在历代著录的情况作一详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溯各种拓本、摹本及翻刻本的流传散佚过程。

1 宋以前

熹平石经拓本至迟在六朝梁已见传世，此后部分拓本陆续散佚。先看《隋书·经籍志》的相关记载：

《隋书·经籍志》：“《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梁有《毛诗》二卷，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梁有二卷。”

《隋书·经籍志》除著录当时的现有藏书之外，同时著者还通过在书目后作注的方式，反映出东汉以来同类书籍的留存情况。由《隋书》记载可知汉熹平石经拓本在隋代仍有33卷存世，但与梁代所见到的拓本相比，除《仪礼》《公羊传》仍系完帙之外，其他几经拓本已有不同程度的散佚。

唐朝初年，祕府仍保存有熹平石经的拓本，相关记载见于《隋书·经籍志》《泊宅编》等书中：

《隋书·经籍志》：“贞观初，祕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祕府。”

方勺《泊宅编》：“唐初，魏郑公鸠集所余，十不获一，而传拓之本，犹在祕府……当时一字石经存者犹数十卷。”

黄伯思《东观余论》：“独此一字者乃当时所刻，字画高古，精善殊可宝重。开元中，尝藏拓本于御府，以‘开元’二字小印印之，与《法书名画》同藏，盖唐世以前，未录前代石刻，独此见收，其可宝如此。”

由上述引文可知，唐初拓本仍在祕府应为不争之事实，关于这一时期祕府所藏汉石经拓本的基本情况，请看《旧唐书·经籍志》的相关记载：

“《今字石经易篆》三卷；《今字石经尚书》五卷；《今字石经郑玄尚书》八卷……《今字石经毛诗》三卷……《今字石经仪礼》四卷……《今字石经左传经》十卷；《今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今字石经论语》二卷蔡邕注。”

《旧唐书》编纂于五代时期的后晋，其《经籍志》则以毋煚《古今书录》为蓝本修撰。《古今书录》所著录的书，是开元年间的政府藏书，因此《旧唐书·经籍志》所反映的也应是开元时期政府藏书的实际情况，将其与《隋书·经籍志》粗略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在由隋至唐初这段时间内，汉石经拓本还没有大量散佚，当时存世的石经拓本尚不在少数。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拓本之大量流失，当发生在中宗之时。

王国维《魏石经考》：“徐浩《古迹记》载，中宗时以内府真迹赐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下至宰相、驸马等。自此，内府真迹散入诸家，《隋志》所录石经拓本之散佚当在此时。”

王氏所论虽为魏石经拓本的散佚情况，然汉、魏石经同立于太学门前，历史上曾同时被辗转迁移，史志中又往往同时著录，更为重要的是，据《隋书·经籍志》汉魏石经拓本隋唐时期曾同藏于祕府。因此，中宗时期流失的拓本应不仅限于魏三体石经拓本，亦应包括与之有相同经历的汉熹平石经拓本。

以上便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熹平石经拓本的流传情况，王献唐将其概括为：“梁氏祕府，藏拓本最备。唐初已或不完；中睿而后，益复放佚”。［1］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王氏之论应该是比较合乎事实的。

2 宋代

宋嘉祐年间，洛阳、长安两地曾有残石出土，之后不久，便有拓本开始出现。宋代金石学盛行，时人对金石材料的传拓、搜求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兴趣。因此宋代著录熹平石经的材料远远超过前代，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介绍。

2.1 方勺藏熹平石经拓本

方勺（1066—？），字仁声，婺州人，著《泊宅编》三卷。该书所载皆元祐迄政和间朝野旧事，其间遗闻轶事摭拾甚多，“亦考古者所不废之书”，其记汉石经拓本云：

往年洛阳守因阅营造司所弃碎石，识而收之，遂加意搜求访，凡得《尚书》、《论语》、《仪礼》合数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长安，其有上马日磾等名号者……吾友邓人董尧卿自洛阳持石经纸本归，靳然宝之如金玉，而予又从而考之。”

以往论石经拓本者，往往以“吾友邓人董尧卿自洛阳持石经本归”为据把方勺所持拓本命名为“邓尧卿得洛阳拓本”，然而我们认为方勺处的拓本远远不止这些，还应当包括他本人搜求的《尚书》《论语》《仪礼》三种石经的数十段残石拓本，仔细阅读上述引文，不难印证这一点。

2.2 黄伯思得洛中张氏、王氏所藏拓本

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号霄宾，邵武人。好古文奇字，彝器款识，其《东观余论》记录了作者所得汉石经拓本的有关情况：

今张焘龙学家有十版，最多。张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洛阳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谁氏所得，其末云：‘溪典，谏议大夫臣服马日禅、臣赵、议郎臣刘弘、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

黄氏虽没有说明其所得张氏、王氏拓本到底源于哪种残石，然据文中“洛中所有者止此”的记录，黄氏所得拓本应与方勺所得者相同。又据引文对《公羊》残石拓本的描述，则被其视为“不知谁氏所得者”当是方勺所云出土自长安的《公羊碑》残石拓本。

2.3 赵明诚所得石经拓本

赵明诚(1081—1129)，赵氏穷其一生收集金石拓本，并据收集到的资料编成《金石录》一书，该书卷十六对宋代所出汉石经残石拓本有详细描述。

《金石录》卷十六：“汉石经遗字者，藏洛阳及长安人家……今所有者才数千字，皆土壤埋没之余，磨灭而仅存者尔……今余所藏遗字有《尚书》、《公羊传》、《论语》，又有《诗》、《仪礼》。”

《尚书》《公羊传》《论语》《仪礼》四经拓本已见于上述方黄两家著录，而《鲁》诗拓本则是方、黄两人所未及见者。惜《金石录》原书未能刊行（今所见者仅有目录及跋尾），原拓本亦散于靖康之乱，因此赵氏所谓“才数千字”拓本的内容究竟如何，《鲁》诗拓本是否源于洛阳长安出土的残石，今概莫能详。

2.4 胡宗愈所得成都故家残本

胡宗愈(1029—1094)，字完夫，宋嘉祐进士，元丰五年（1082年）知成都府，尝得汉石经拓本数纸并据以重刻汉石经于锦官西楼。

胡宗愈《重刻石经遗文跋》：“兹来少城，得坠刻于一二故家，虽间断不齐，残石圭璧，亦可宝也。因以鑱之锦官西楼，庶几补古文之缺云尔。”

宇文绍《奕跋》：“内翰胡公……常叹石经隶画最古，旁搜博访，合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书释之……并鑱诸石，永贻不朽。”

《石刻铺叙》：“石经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仅数十页，蜀中又翻刻入石。”［2］

由于遭遇战火，胡氏刻石被毁，胡氏所藏拓本亦一字不存，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曰：“成都兵火之后，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见拓本。”

2.5 洪适所得石经五种残本

洪适(1117—1184)，字景伯，谥文惠。适耽嗜金石，感于中原屡遭受兵厄，大量石刻泯灭不存之现状，历30年之功探求汉魏石刻拓本，于乾道三年（1167年）著《隶释》一书。该书卷十四所著录石经《尚书》547字；《鲁诗》173字，又校记等20余字；《仪礼》45字；《公羊传》375字；《论语》932字。

乾道中，洪氏以上述五经残石拓本为底本，刻石于会稽蓬莱阁。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经，在承平时已不多见，今京洛雍鬲，虑其遂泯没不传也，予既辑《隶释》。因以所得《尚书》、《仪礼》、《公羊》、《论语》千九百余字，镌之会稽蓬莱阁，凡八石，庶几见者有跫然之喜。”

金石之寿往往不如楮墨，洪氏《隶释》所录石经残字虽有幸得以保留，然其所录石经早己荡然无存，元吾丘衍《学古编》曰：“石经遗字碑，会稽蓬莱阁翻本，破缺磨灭，不异真古碑，今亡矣。”

2.6 石熙明越州本

石熙明，字邦哲，南宋初年会稽一带三大藏书家之一，又以聚石颇富见称，然据《隶续》记载，石氏所聚之碑早已散亡，即其所著之书亦未见刊行，所幸石氏刻碑之目因《宝刻丛编》得以保存，石氏越州本的有关论述则多见于清人著作中。

翁方纲《苏斋题跋》：“越州石氏刻帖之目，见于《宝刻丛编》，汉石经在焉。其摹刻岁月虽不可考，大约与洪氏蓬莱之刻，其时当不相远，又适皆在越州，则恐即是洪氏之本耳。”［3］

方若《校碑随笔》：“石经《尚书》、《论语》残字……旧在河南洛阳，已佚。越州石氏重摹本，世多以为原本。”［4］

如前文所言石氏因藏书丰富，刻帖数量巨大闻名于当世，据此可以推测，石熙明处的汉石经拓本、摹本当不在少数，然其摹刻本传于后世者仅有“《尚书·盘庚》篇五行，《论语·为政》篇八行，《尧曰》篇四行”，共三段仅百余字。［5］

元明以降，汉石经残石及拓本逐渐被人们冷落，故黄溍《文献集》曰：“由开元迄今六百年，石之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见者若是而已，未知后六百年其存几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护，以谨其传也。”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拓本有以下三种：元代所见钤有蒙古文印的《尚书·盘庚》《论语·为政》及《尧曰》三段拓本，陈彦理“石经拓本六纸”，赵殿撰“石经遗字三卷”。三者之中仅有第一种拓本得以幸存于世，并在清代广为流传。

3 清代

有清一代，统治者采取多种文化政策，笼络文人，学风日盛，虽然没有残石新出，然而人们对石经拓本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元明两代。这一时期，流传于世的汉石经传本共有三种，它们是黄易“小蓬莱阁本”、孙承泽“砚山斋本”和阮元“文选楼本”。三者皆为《尚书·盘庚》《论语·为政》及《尧曰》的片断，据内容推断三者均应源于上述元代所见传自宋代钤有蒙古印的残石拓本。虽然三种拓本内容、字数几乎完全一致，却有截然不同的经历，下面逐一考述。

3.1 小蓬莱阁本

据江藩《汉石经残字跋》所述，该拓先为清人马曰馆所得，后经董元镜之手归黄易小蓬莱阁，称小蓬莱阁拓本。黄易自述其拓本来历时是这样说的：

乾隆丁酉（177年），七月入都，董大理元镜云向得石经三段宋纸拓本，装为一页，夹书册中，久未寓目，易坚请弗已，始检出慨赠，纸墨浑古，非近时所拓。［6］

关于小蓬莱阁拓本的特点，黄氏又曰：

《为政》篇钤蒙古印……为元人藏本，经文较孙氏本悉合，惟《盘庚》一篇右边裁损，少‘凶德绥绩’四字耳。［6］

关于小蓬莱阁拓本的去向，杨守敬《汉石经残字跋》曰：

世传汉石经旧拓本，有孙退谷研山斋藏本，黄小松小蓬莱阁藏本。咸丰年间，二本皆为沈树镛所得，近日汉阳万氏以三千金购之。［7］

文中的汉阳万氏即万航，据文献记载万航购得小蓬莱阁拓本后归端方，又归于“满州衡永”，又由衡氏家归北京文物商店，1972年该拓送故宫收藏。［8］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杨守敬《望堂金石》中均保留有小蓬莱阁本的双钩摹刻本，借此我们略可了解该拓本之仿佛。［7］

3.2 砚山斋本

此本最早为清人孙承泽所藏，孙视之为惜世珍宝，将其“装之砚山斋秘笈中”，故名“砚山斋本”，孙氏自以为就是石经原拓本。该本内容和黄易小蓬莱阁本相同，惟《盘庚》篇多出“凶德绥绩”四字，册后有“戊戌八月退谷记”。该本后归华亭王司农：

徐用锡《圭美堂集》：“曾见华亭司农以三十金质之孙北海，内有石经一段。”［9］

翁方纲《汉石经残字跋》：“华亭司农购越州石氏帖于孙北海家，内有石经……今见此本，有北海孙氏印，又有王氏家藏印。”［10］

后此本为孙星衍所藏，由孙氏归经沈树镛至万航之手。

孙星衍跋：“家退谷所藏砚山斋熹平石经拓本……余得于历下何氏……此本多出‘凶德绥绩’一行，比之黄本，尤为可贵。”［11］

叶昌炽《语石》卷三：“今海内存残字两本，一为北平砚山斋孙氏藏本，一为钱梅溪所得双钩本，同治初年两本皆归川沙沈韵初孝廉，今其家售于湖北万观察航。”［12］

同小蓬莱阁本一样，万航购得后归端方，端氏后人将其归之“满州衡永”。而与小蓬莱阁本不同的是，砚山斋本归衡永后便不知去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又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曰：“予两见此本，一于邹平张氏，一于京师孙氏，《尚书·盘庚》篇三十余字，《论语·为政》篇七十余字，《尧曰》篇三十余字。”依顾氏所言，邹平张氏之拓与砚山斋本完全相同，二者或本为一拓亦未可知，然顾氏之后邹平张氏本再无人论及，因此关于张氏本在后代的流传情况，我们亦不得而知。

3.3 文选楼本

文选楼拓本旧藏丹徒蔡松原处，此拓后归阮元，阮氏藏之于“文选楼”，故名。关于“文选楼本”的归属，请看下面的记载。

阮元《汉石经残字跋》：“余家汉石经残字，此本藏文选楼中。”［11］

杨守敬跋：“旧藏蔡松原，后归阮文达，又归南湖渔者，今藏陶斋制府处。”［7］

关于文选楼本与其他两种拓本的异同，江藩《汉石经残字跋》曰：

小松本《盘庚》篇无‘凶德绥绩’四字，与孙蔡本不同……此刻（蔡本）与退翁所本点画波磔一一相同……蔡松原名嘉，丹徒人，能诗善画，亦玲珑山馆座上之客也。［11］

据江氏的记载我们不难推断，文选楼本与上述两种拓本至少应有共同的渊源。三种拓本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清代据拓本影印重刻者数目更多，见于文献记载如“如皋姜任修本，海盐张燕昌本，汉军李享特之绍兴府学本，陕西申兆定关中碑林本，南皮张之洞之武昌重刻本，金匮钱泳之南昌县学本，此外尚有白蒲姜退耕摹孙退谷藏本等等”。［4］另据文献记载，乾隆时钱泳（字梅溪）尚有双钩本及墨本，日本博文堂据以影印。但由于其来源不明，学界多认为钱本是伪本。［11］

4 民国

1922年冬，第一块石经残石于洛阳洛水南朱圪垱出土，嗣后在当地刮起一股“刨字风”，出土残石日多，金石家著录引据日繁，至有好事者集各家残石拓印成册，这一时期见于著录的辑拓本有以下数种。

（1）《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初编），八册，民国十七年（1928年）印行。周康元拓，孙伯恒编，马衡序。集北京大学国学门、吴兴徐森玉、鄞县马衡、潢川吴氏、胶县柯昌泗、福建陈淮生、江夏黄浚及孙氏等八家凡460块残石，其中汉石经313石。初编仅拓30份，现传世极少。［13］

（2）《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二编），大兴孙壮与徐鸿宝集拓，前有目，为孙氏编次。计《周易》2石，《尚书》2石，《鲁诗》26石，《仪礼》12石，《春秋》8石，《公羊传》5石，《论语》7石，不知经名42石。目前该书已亡佚，其中拓本已收入马衡《汉石经集存》 中。［14］

（3）《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三编），民国十九年（1930年）拓本，潢川吴宝炜辑拓并编次。该书共四卷，为宝炜家藏之物。其中汉石经《周易》9石，《尚书》12石，《鲁诗》72石，《仪礼》8石，《春秋》14石，《公羊传》24石，《论语》14石，不知何经13石，后记2石。凡168石，740字。［15］

（4）《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四编），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拓本。固始许氏辑拓，桐乡冯汝玠编目并题识，该书共收汉魏两刻凡257石，912字。该书已亡佚，所幸该书所著录的拓本已收入马衡《汉石经集存》一书中。

（5）《汉魏石经残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山东省图书馆辑拓本，作者王献唐、屈万里。该书第三卷录汉魏石经残石拓本，其中“汉熹平一字石经，凡百有九枚”，包括《诗》31石，《尚书》6石，《周易》2石，《仪礼》16石，《春秋经》9石，《公羊传》9石，《论语》9石，不知其为何经者26石。据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交待，该书所录皆为洛阳出土后直接为山东图书馆所收购并收藏的残石的拓本，故其中部分材料不仅民国期间其他集拓本失收，即使《汉石经集存》中也难觅其踪影。［1］

（6）《汉熹平石经》，民国二十年（1931年）神州国光社石印本，阿维越致辑。“此册影印汉熹平石经凡279石，为字3500有奇，近十年来所出熹平石经已得其半，学者不能备马衡、罗振玉、吴宝炜三家集拓之本者，手此一编变可为研经之助也……页29《公羊传》成公八年至十五年一石，为三家集拓本所未录。”惜该书亡于战火。

（7）《汉熹平石经残字谱》，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文化传薪社拓本，开封关葆谦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关先生自洛阳张访处得汉残石百余块，经淘汰伪滥，挑选其菁华，选一至九字者60余块，为字177，以行字多寡为次序，编成《汉熹平石经残字谱》一书。其中拓本皆出诸家著录之外，惜该书现已亡佚。

（8）《汉熹平石经残字集》，民国十九年（1930年）石印本，白坚辑。该书所辑汉石经残字凡13石。包括《周易》2石，《鲁诗》3石，《仪礼》2石，《春秋经》4石，《论语》2石，共计356字。白氏所辑皆为民国所出汉石经残石之精品，罗氏《汉石经残字集录》均已采入。

（9）《六经堪藏汉熹平石经残字》《七经堪续得汉熹平石经残字》及其他。1928年，罗振玉举家迁往旅顺，虽“辽海索居，见闻苦隘”，然而罗氏辑录金石遗文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汉石经出土后，遂移书南北知好求新出残石拓本之分藏各家者，数年之间共收到赵万里、陈淮生、山左友人、洛中友人及门生关百益等人所寄拓本500余，罗氏“每得墨本，辄为之考定……成书二卷……经、校、记共527石，并为390石，6163字。”罗氏晚年三订此稿，本欲“备将来与石经墨本并行影印”，然集录成书后不久，罗氏病逝，因当时战火未息，“加之我国景印工业不逮东瀛远甚，欲精印如《三代吉金文存》者竟不可能。”［16］印行之事遂被搁浅。罗氏一生牵涉精力最多者当属“辑录金石遗文”，而《汉石经集录》“实罗氏平生得意之作”，然本应与此并行的残拓本未能影印，实为罗氏及学林的一大憾事。今所见罗氏辑拓本仅有以下两种。①《六经堪藏汉熹平石经残字》，凡95石，封面罗氏自题“汉熹平石经残字”，并有六经堪,松翁监藏等印记。②《七经堪续得汉熹平石经残字》，封面罗氏自题“癸酉续得汉熹平七经残石”，总95石，为罗振玉癸酉（1933）年续得95残石熹平石经拓集而成。

（10）《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鄞县马衡辑拓及编次，共收录民国时期所出汉石经492石约6000字。该书将900年来先后所发现之汉石经遗字分别各经，依其篇章之可知者，汇录成编，厘为若干卷。宋代原拓之不可得者，就洪适《隶释》所录经文，以新出各经字体及刘球《隶韵》所收之字，参酌写定。其新出各经，则以原拓本影印，依各经篇章次第排比。其有未检出属于何经，及字数太少太残，无以检寻者，则附于图版之末。《汉石经集存》是目前汉石经研究及资料刊布的集大成之作，虽然该书已出版50多年，但目前仍无出其右者。

上所述即为民国时期汉石经残石著录的大致情况，《集拓》初编当时仅拓30份，而其后所集诸拓本亦多以数十为限，加之当时战乱纷仍，故相当一部分集拓本现已亡佚，所幸马衡《汉石经集存》及屈万里《汉魏石经残字》保留有民国所出残石之绝大多数，而罗振玉《汉石经残字集录》亦可补两书之失。今人欲治汉石经，虽不能目睹民国时期汉石经集拓本之全貌，然得此三书亦可大体不差。

5 建国后

20世纪80年代，共发掘汉石经残石661块，包括《仪礼》《春秋》《鲁诗》《论语》以及《仪礼》校记、《鲁诗》校记、太学赞碑等内容，而以《仪礼》占绝大多数，残石拓本见于《考古》1982年第4期。［17］

这一期间又征集《尚书》残石两方。其中一石1962年出土于佃庄东大郊大队太学村村民栗万卷屋后西北地，阳面为《尧典》《舜典》两篇经文，共37字；阴面为《舜典》《皋陶谟》《益稷》的部分校记。另一石1968年出土，北距上一残石出土地约百米，正面为《皋陶谟》《益稷》《禹贡》3篇的部分经文，共77字；反面为《泰誓》经文2行，《书序》6行和校记1行，其中可辨识者20余字。两石拓本见于《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18］

1984年冬，太学遗址又发现《春秋》经残石一块，该石正面为僖公经文，共11行58字；背面昭公经文，共10行47字。第二年冬，又发现汉石经及其后记残石5块。计有《诗经》一石两面，正面5行14字，背面6行15字；《仪礼》共4行15字；《公羊传》一石两面，正面4行15字，背面5行18字。《后记》两石共31字。以上残石拓本载于《中原文物》 1988 年第 2 期。［19］

1986年《文物》杂志公布上海博物馆藏《鲁诗》残石拓本，其中一石正反两面刻字，共19行134字；另一残石亦正反两面刻字，共16行105字。两石均未曾见于著录，估计出土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先藏于民间，后转运至上海，转入孙君实手中。解放初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会购自修文堂书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20］

另国家图书馆存《熹平石经残字集拓》两册，共收录国图藏189块汉石经残石拓本，多在1至9字之间。［21］

以上我们对汉熹平石经在历代的著录情况作了简单回顾，粗略统计，现存汉熹平石经的总字数大致在万字左右，这虽然是其全部内容的一小部分，但是借助这部分珍贵的材料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到汉石经的基本情况，因此我们对这批材料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使其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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