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革命对职务发明制度影响研究

2. 由中兴事件暴露出的“卡脖子”技术短板折射出现行职务发明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

一是在现行职务发明制度下，“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实际赋予了单位在发明权益的话语决定权。由于职务发明成果的特殊属性，多个部门分别从不同视角制定了监督和保护职务发明成果的多部法律法规。因此，我国现行的职务发明制度是由分散于《合同法》《专利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等多部法律法规共同构成的，效力层级的差异性和判定标准的不一致为职务发明纠纷解决中的不同意见、裁判规范的缺失埋下了隐患，并束缚了科技成果转化新动能的释放。如集团公司总部是中央企业，院所是事业单位，国资委《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32号令）》与财政部《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对中央企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审批权限规定不一致，导致了想转不敢转、企业不敢决策的问题。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奖励和报酬突破工资总额的规定在具体操作层面与现行规定存在不一致，使兑现奖励无法落地。

二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职务发明制度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一致性有待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根据规定对职务发明成果的处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国有资产归国家所有，但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成为束缚发明人积极性提升和转化率提升的核心问题。虽然国务院已专门出台了科技成果定价的免责政策，但现行免责机制的逻辑前提是先有“责”后有“免”。因此，很多国有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仍然顾虑重重。另一方面，众多支持政策无法解决核心问题，股权奖励落地困难。由于职务科技成果的国有资产属性，评估作价入股后自然形成国有股权，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就要通过国有股权交易系统实现。此外，虽然个别省市正在探索开展职务发明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地方政府出台的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新政文件已明显超出了上位法和上级部门管理办法的“天花板”。

三是发明报告制度设计合理性有待加强。目前针对发明报告制度的争议焦点已由“建立发明报告制度的必要性”转为“发明报告制度设计的合理性”的讨论。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并未为发明报告制度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各个单位在职务发明报告管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操作不规范问题，这增加了企业和发明人有关职务发明纠纷的法律风险，扩大了发生纠纷的可能性。

3. 现行职务发明制度并未完全激发技术创新主体的原始创新动力

一是企业职务发明人的利益保障不足。在“雇主优先”立法原则导向下，目前我国的职务发明制度更加侧重于保护单位利益。“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自然赋予了企业在发明权益上的话语决定权，这直接造成了企业职务发明人的被动局面。在私营企业，大多中小私营企业所建立的企业知识产权制度具有较大随意性，虽然企业主较以往在职务发明制度重要意义的认识上有较大程度提升，但由于企业内部实施细则、程序与管理链条不完善造成侵害发明人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职务发明人署名权为例，部分民营企业仍存在诸如每年数百件专利的发明人均署名企业负责人的现象。一方面，由于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较高、侵权举证困难、企业主和职务发明人意识淡薄等原因，许多发明人往往不愿意也不敢维权。另一方面，部分企业职务发明制度建设不规范，企业科研技术人员并未及时就试验图纸、相关过程资料及方案文件进行签名或盖章，由此引发的侵犯企业技术人员署名权的问题特别突出。

二是职务发明制度的奖励制度及其配套政策设计有待完善。企业和专利发明人经常面临奖励报酬制度与单位经营相矛盾、奖励报酬金额不足及双方权益分配不清的问题。根据针对职务发明的商业实用性、发明人的智力贡献度等确定给予发明人一定补偿和激励的制度和办法还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职务发明转化过程中，相应的财税政策等还不完善。以税收政策为例，职务发明奖励中个人所得税认定范围、缴纳额度等问题成为职务发明奖励的新关注焦点。目前，单位一般将职务专利转让所得现金以科研奖励金或者年终奖金的方式发放给个人，而最终税率可高达45%，严重挫伤了职务发明人的创造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