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的兴起及其影响

1990年代美国学者克里斯滕森提出“颠覆性技术”之后，这一“时髦”的概念经常出现在商业、军事等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对国家竞争力、经济、安全、国家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并成立专门机构来推动和刺激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颠覆性技术缘起于商业领域，后在国防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其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拓展。199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克里斯滕森在他的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中提出“颠覆性创新”的概念，其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区别于以往线性的持续性创新模式。克里斯滕森认为颠覆性技术往往从低端或边缘市场切入，以简单、方便、便宜为初始阶段特征，随着性能与功能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最终取代已有技术，开辟出新市场，形成新的价值体系。这种技术最本质特点是对于现有主流技术的破坏性颠覆性力量，这个颠覆过程一般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持续性创新、主流技术超越客户需求、出现既有企业有能力应对（但并未应对）的颠覆性创新、现有企业陷入困境被颠覆。

如果说克里斯滕森教授提到的颠覆性创新强调的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那么在国防领域它被赋予了更明确的技术含义。2005年美国国防研究与工程署规划计划主任阿兰·沙法提出在军事国防领域颠覆性技术的本质特征是：从既有的系统和技术体系中“衍生”“进化”出新的主导性技术，取代现有技术，使军事力量结构、基础以及能力平衡发生根本性变革。2013年美国知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改变游戏规则：颠覆性技术与美国国防战略》，该报告明确指出，颠覆性技术是指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美国国防部将其定义为以快速打破对手间军力平衡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技术或技术群。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国防2045：为国防政策制定者评估未来的安全环境及影响》认为，国家安全中技术的颠覆性可能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新出现的一种技术，它自身具有颠覆性，比如载人飞行。第二种是既有技术混合体，用一种颠覆性的方式把多种现有的技术组装或者应用在一起，比如坦克，其运用的各类技术，装甲技术或者装甲车、履带、火炮等等早已存在，但将它们运用在一起创造一个新型武器，却改变了运动战的方式。

颠覆性技术在国家竞争力、军事安全、国家经济以及国际政治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颠覆性技术深刻影响国家竞争力。颠覆性技术作为单个国家技术发展总体水平的重要风向标，成为决定和衡量国家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指标。由于颠覆性技术容易造成技术突袭，改变游戏规则，为实现弯道超车带来机遇，受到了国家和企业的高度关注。相对于跟踪式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是最高阶的创新，它是在基础研究新成果与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推动产业新变革，需要从基础研究做起，实现全链条贯穿。

颠覆性技术深刻影响军事安全。颠覆性技术很大程度上能改变军事竞争的原理和游戏规则，使原有传统军事力量因使用条件改变而面临失效，从而夺取战争主动权，甚至是胜利。颠覆性技术不仅会改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还会引发作战理论、作战样式、军队组织结构、军事制度等颠覆性变化，重塑军事体系，引发军事变革。科技革命往往催生新的军事革命，而颠覆性技术以其非常规的诞生和发展模式，更能有效提高非对称作战能力，无疑是小国对抗军事强国的重要砝码。因此，颠覆性技术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情况也将成为各国军事战略抗衡的关键所在，不仅改变各国的作战方式和联盟体系，还将改变已经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军工产业。

颠覆性技术深远影响经济。颠覆性技术可能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变公司的商业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不仅会扰乱已经存在的市场和技术，还会产生新的商机，使得整个产业发生“大洗牌”。颠覆性技术通过应用不同的价值观创造了一个新市场或扩大现有市场，这些新市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或者取代了现有市场。

颠覆性技术将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利用水和蒸汽进行商业化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利用电能创造了机器化大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利用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实现了自动化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本质上将是数字化革命，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将打破物理、数字化和生物领域的清晰界限。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将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还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充分意识到了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性，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或成立专门机构来推动和刺激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美国DARPA模式。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是美国国防部高级技术预研创新机构，是美国国防部直属的科研业务局。DARPA独具特色的体制安排设计，是其发展颠覆性技术取得成功的关键。DARPA利益相关方：国防部、DARPA本身、局长、项目经理和承包商等多方，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将DARPA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紧密联系在一起。DARPA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即鼓励前瞻性创新、经理任期期限制度以及对失败的宽容。

日本ImPACT计划。受到美国DARPA的启发，2013年6月，日本内阁推出推进日本颠覆性技术创新计划（ImPACT），旨在通过发展颠覆性技术及颠覆性创新实现国家工业和社会发展方面实现革命性变化，ImPACT计划终极目标是将日本建设成世界上最具创新力和创业精神的友好型的国家。ImPACT的结构为：一层为首相、相关大臣和执行委员共同参与的全体会议，二层为由大臣、副大臣、政务次官以及部分议会议员组成的促进委员会，三层是促进委员会下设的复审专家组，四层是项目经理。ImPACT赋予了项目经理更高的权力，包括项目选题自主权、团队组织权、项目实施决策权、经费分配使用权，以及知识产权运用的决定权等。项目经理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更是整个项目的灵魂。

俄罗斯先期研究基金会。为应对其他国家争相部署颠覆性技术研究项目的现实需要，2012年俄罗斯成立了先期研究基金会，其职能包括：对国防和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威胁原因和消除方法形成科学观点；确定新成果相关研究和开发的主要方向，以满足高科技军用、特种和两用产品的开发生产需求；支持和探索高科技军用、特种和两用产品的创新技术理念，以及先进设计和技术开发解决方案；为相关理念研究和解决方案成立项目并提供资金资助。俄罗斯的先期研究基金会在法律依据、机构设置、运行模式、决策机制等方面，区别于其他国家。在先期研究基金会成立之前，2012年10月，俄罗斯颁布联邦法《先期研究基金会联邦法》，该法明确了基金会的法律地位、目标、职能、运行机制、研发活动以及成果分配等问题。机构设置方面，基金会隶属于俄罗斯国防部，但又地位超然。运行方面，先期研究基金会具有专设地位，与部门研发系统平行运转，能够将国家战略性任务转化为具体跨部门科技项目，并协调跨部门跨学科项目的研发。其超然地位避免了国防和安全机构的各种限制，不受上级批准流程限制。决策方面，先期研究基金会可以自由采取行动，激发项目潜能，开展研发项目，拥有灵活管理研发活动成果权力。

欧洲的选择JEDI。欧洲联合颠覆倡议（the Joint European Disruption Initiative，简称JEDI）于2017年8月成立，JEDI目标是通过在风险承担、项目资金和执行速度方面程序和路径的彻底变革，来鼓励进取和突破性的观念。最终目标是重新获得技术领先地位，从而恢复欧洲的战略和经济独立性。JEDI官方网站直言不讳地表示，该组织就是欧洲版本的DARPA，希望通过推动技术生态环境的发展刺激欧洲颠覆性技术的发展。JEDI自诩代表了欧洲深层次科技生态系统，由150名来自欧洲研究机构及大学、前沿初创公司、科技公司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组成。目前法国和德国都支持JEDI倡议，但仍然需要得到欧洲其他25个国家的支持。一旦这一倡议得以实施，针对基础研究项目建立一个规模达10亿欧元的泛欧基金，并设立一个仅需数月时间就能敲定某个项目的灵活性极高的小型决策部门。根据目前设计，该基金将在投资方面具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避免各类程序性的繁文缛节，不需要佣金，不牵涉汇报。这个泛欧基金的设计逻辑是支持遴选出的颠覆性种子技术，为其提供最初两年研究经费，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吸引投资者和工业家继续对其研究进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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