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武器与AI、网络武器结合，将打破全球战略平衡

作为国际生物军控的基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5年生效，是国际社会第一个禁止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公约，与《日内瓦议定书》、联合国秘书长指称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调查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2004）号决议等，共同构成了国际生物军控体系的基本制度安排。《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有效约束了国际社会对生物武器的追求，为维护国际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截至2018年12月，全世界共有包括中、美、英、俄等182个缔约国，另有5个国家为公约的签约国，只有10个国家没有签署或批准公约，体现了国际社会大家庭对禁止生物武器的鲜明态度。围绕公约的执行情况的集体审议会议已经先后举行了8次，就公约实施情况、国家履约、履约机制、国际合作等多项议题进行了审议，并取得了若干实质成果。但与此同时，国际生物军控事业正面临新的挑战。

概念定义模糊，为具有军事含义的生物技术竞争提供土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一条“其他和平用途”的认定存在极大的阐释空间，生物防御计划得到承认。而业界普遍认为，在防御性的生物研发和进攻性的生物研发之间没有清晰的技术边界，更多的是意图的区分，而战略意图又很难把握，导致缔约国基于潜在对手的能力进行科技研发，可能会导致相互猜忌与生物武器军备竞赛升级或“更持久、更模糊的具有军事含义的生物技术竞争”。

公约理论逻辑框架存在潜在冲突，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共同和平与发展的初衷遭遇现实的冷酷冲击。在设计公约的第三条——要求防止生物武器的扩散包括出口管制和限制技术转让的同时，也设计了再平衡的机制，即公约第十条——促进和平利用生物科技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但理想的丰满掩饰不了骨感的现实。发达国家强调公约的第三条，而发展中国家要求严格执行公约的第十条，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生物技术出口管制态度消极。双方很难在公约实施方面采取集体一致的行动，降低了公约的权威性。

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机制，折射出美国对技术霸权的欲望。主要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条约具有广泛而正式的核查机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70年生效，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约有2560名员工）核查缔约国的履约情况。《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于1997年生效，通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约有500名员工）核查履约情况。相比之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无专门的常设履约执行机构或组织，临时性“履约支持机构”是唯一办事机构，目前只有4名雇员，其职能也并非核查。目前，对重启2001年被美国以技术上难以核查等原因“封杀”的核查议定书谈判或在推出替代核查机制上，美、俄、欧盟、不结盟国家等各方仍存在严重分歧。

回顾以往，冷战时期达成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一项里程碑式成果，是人道主义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达成该公约更多是策略性的、选择性的，体现了把握关于生物科技与人类共同命运关系的意识初步觉醒。

国际社会对生物武器危害普遍忧虑并形成共同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于1925年达成的《日内瓦议定书》，是人类社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首个重要国际性条约。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对中国军民使用生物武器大规模攻击的罪行罄竹难书，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科学家、媒体等人类命运意识初步觉醒并形成特定的联盟，在公共政治领域形成相对独立的制衡力量。

彼时的生物武器的战术和战略效果有限。受限于1970年代前的生物科技和运载工具的发展水平，生物武器对于研发与使用者而言有利有弊。尼克松政府认为，与作为战略威慑工具的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化学武器相比，传统生物武器的军事效果并非值得信赖，无论是作为威慑或报复，其效果都值得怀疑，不足以与放弃生物武器获得的战略收益相比，因此有关生物军控的协定才较易达成。

大国竞争形势转圜。1969年生化武器的控制问题被纳入美苏主持的18国裁军委员会年会议程之列，美苏作出缓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姿态。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来临前，1992年发布的《英美俄关于生物武器的联合声明》，也体现了以对话协商代替对抗的姿态。

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和扩散的影响不确定。进入21世纪，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与工程学学科交叉的第三次革命正在加快演进，不仅提升传统生物武器效能，而且合成生物学技术、神经操控电磁技术等具有作为进攻性武器运用的广阔前景，更加可控、易攻难防，战术和战略价值凸显。生物科技两用性更加突出，导致更加难以核查，而美国所谓的“核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主张大行其道，履约前景难以预期。

生物、核、网络的威慑形态更加复杂。在后核武时代，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是新军事革命发展的重要技术变量，若某国率先取得决定性的科技突破，将极大拓展国家战略空间。而生物武器与AI、网络武器的结合，双向提升两者的战略地位，使得核武器、网络武器和生物武器并列成为国家战略威慑工具，打破全球安全领域战略平衡。2019年5月，美国智库生物防御蓝带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曼哈顿计划”概念，或将加速这一进程。

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动荡。伴随新科技革命发展，新兴大国正在不断调整其外交、经济和其他资源，与既有大国在太空、网络、海洋等其他具有战略价值的新边疆形成强烈的发展观念对峙。加上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等原因，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运转不灵，国际秩序持续动荡。生物科技变革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一部分，自然成为国际秩序调整期大国竞争的重要筹码。

美国态度有所转变。作为世界生物科技强国、曾经的生物武器拥有大国，美国对生物军控进程态度有较明显转变。从1970年代“积极”参与主导生物军控，到进入21世纪对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的断然否定、政府生物防御预算的急剧攀升以及更加强调生物技术的出口管制，显示出美国越发缺乏耐心及其单边主义倾向。这种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狭隘的军事安全观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全球战略稳定。

生物武器扩散和生物恐怖威胁上升。生物武器扩散在军事上可以构成一种威慑，在恐怖活动等非军事冲突中则是一种全新手段，其复杂性不可低估。从技术层面看，生物武器比核武器有更大的扩散潜力和威胁，生物DIY趋规模化。目前防止生物武器扩散的有关条约，对于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或恐怖组织基本没有法律约束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主任理查德·贝茨警告说，现在“彻底毁灭的危险变小了，但大规模杀伤的危险更大了”。

与其他科技相比，生物科技是涉及人类自身的内在指向的新兴科技，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趋同。生物科技的巨大变革，将次序传导为国际生物军控和生物安全体系、进程的变革，对安全战略思想、国际安全格局、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设想未来10—15年，可能有两种极端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单极独霸。美国率先突破、牢牢掌握生物科技第三次变革，同时坚持霸权主义和大国战略竞争等文化，将极大可能塑造全新的安全事态、势态、时态、世态。既有国际生物军控体系理论和现实的基石将被根本颠覆，美国或直接从生物军控体系中“退群”，人类和平事业面临断崖式下跌。

第二种情形，多极共存。包括美国、中国、英国等几个国家先后迈进新生物科技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生物安全共同体理念逐步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大国关系深度调整，且采取个体、团体、国家、国际、全球层面的协调治理模式，积极回应军控进程大变量，则未来生物科技变革潜能有望有序释放，国际生物军控与裁军态势趋于良好，而生物科技对人类发展事业的价值将充分放大，国际发展不平衡得到优化甚至逆转。

展望未来，生物科技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是一个长期进程，充满众多变数和不确定性。在此两种极端情形之外，还有多种更可能的情形。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底线，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苦练内功，跨越生物科技变革鸿沟和治理挑战，牢牢掌握新生物科技变革的主动权。

总之，生物科技发展及其衍生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而任何一个主动或被动介入这一历史进程的个体与群体都有着自己的现实责任和历史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把握以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的总体世界观，又是实践方法论，两者的互动值得深入探索、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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