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未来战争，推进自主创新（上篇）

随着国家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我军武器装备发展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从“步其后尘”逐步到“望其项背”，目前在某些领域已达到“同台竞技”的态势。

随着“同台竞技”态势的显现，也带了制约发展的新问题。许多新型装备的发展没有模板可参照，没有样机可借鉴，一切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装备的发展对我军而言是一个新课题，依据科学研究的规律，对于新兴问题展开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怎么研究”。

面对“怎么研究”的问题，既需要“硬的”设备工具，更需要“软的”技术方法，一个新科学时代到来的前提就是在这两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在面对新兴问题时，“软的”技术方法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科学的本质是创造，方法则是创造的前提，是科学的生命所在。正所谓知识为体，方法为魂。

我军武器装备由“跟随式”发展向“自主创新式”发展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是需求生成方法的创新，而武器装备作战概念研究则是武器装备需求生成的逻辑起点，作战概念是牵引自主创新式装备发展的源动力。

一、作战概念概述

关于作战概念的具体内涵，目前还缺乏统一的定义。由于装备发展模式的不同，国内外对作战概念内涵、作用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一）美军作战概念内涵

美军认为，“概念是思想的表达，作战概念是未来作战的可视化表达。”“通过开发作战概念，一体化作战思想可得到详细说明，然后通过试验和其它评估手段对作战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作战概念用来探索组织和使用联合部队的新方式。”

在美空军《空军作战概念开发》中对作战概念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定义：“空军作战概念是空军最高层面的概念描述，是指通过对作战能力和作战任务的有序组织，实现既定的作战构想和意图。”

从近几年美军正式颁布的各种文件以及相关资料可看出，美军针对联合作战需求，依据联合作战的不同层次和领域，对作战概念进行了分层细化的系列化描述。美军主要在四个层面上进行作战概念的开发。《2020联合构想》中提出的作战概念是美军最顶层的作战概念，其次是联合作战概念系列，下一层是军兵种转型作战概念，最底层是装备作战使用概念。从上至下顺序指导，渐进具体化；由下至上顺序支撑，逐级集成；作战概念之间相辅相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作战概念体系。美军作战概念体系如图1-1所示。

图1-1 美军作战概念体系

其中，“联合作战概念系列”是支撑美军转型的作战概念的核心，主要包括：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行动概念、联合功能概念、联合集成概念。

（二）国内对作战概念的认识

目前，国内对作战概念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和规范的表述，国内对作战概念的理解与美军的表述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国内对作战概念的理解可简单表述为：作战指挥人员对概念装备执行典型作战任务时，对其作战对抗使用细节构想及典型能力指标期望的一种描述。

对比美军的认识，可以看出两家对作战概念的认识不在一个层面，关注点和关注角度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对作战概念的内涵、设计要素、描述内容及其作用等方面的理解，大体上与美军需求文件中要求强制执行的体系结构模型描述的内容相似，即对作战概念的描述更过程化、详细化和参数化。美军对作战概念的描述侧重于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如，美空军的全球打击作战概念、全球持续攻击作战概念），关注点在于能力的提升方法；而国内对作战概念的认识倾向于描述某型武器装备执行某些典型作战任务的详细对抗过程与作战细节，如具体到某一高度、某一速度等，关注点在于通过作战活动直接牵引出某些具体技术指标，而对于这些具体技术指标要求，美军是在其需求开发文件（ICD、CDD、CPD）中提出的。

因此可以认为，国内对作战概念的认识更为恰当的称谓应为“作战想定”。

（三）作战概念内涵差异对比

美军作战概念都是基于“联合”背景下提出的，如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等作战概念，主要针对联合作战问题，站在联合作战角度看装备发展需求与作战使用，首先明确各军种在联合作战中的职能分工。美军作战概念的落脚点主要是针对能力差距或缺陷，聚焦在提出能力改进的方向或提升方法上，首先是非装备解决方案，其次才是装备解决方案。

国内的作战概念基本是基于“型号”背景提出，主要针对型号研制问题，属于站在型号发展角度看装备的作战使用。我们很多装备的发展是先有型号，后开展作战概念研究。国内对作战概念的认识更为具体、偏向局部，作战概念倾向于描述武器装备执行某些典型作战任务的战术运用，针对性强，内容上主要针对作战对抗过程、作战环节与作战细节。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对作战概念的理解和作用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如图1-2所示。

图1-2 国内外作战概念认识差异对比

剖析造成国内外对作战概念内涵及作用认识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军与美军在装备发展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所致，美军遵从“基于能力”的装备发展模式，而我们长期以来遵从“基于威胁”的装备发展模式。

（四）作战概念对装备发展需求研究的重要性

装备发展需求研究是一项军事理论研究、作战体系研究、装备体系研究、装备平台研究、技术支撑研究交融度十分高的研究任务。

一般情况下，自主创新装备发展研究应遵循以下八个步骤。

第一步：顶层作战概念研究（战争研究）。依据国家战略赋予军队的使命任务，设计未来战争，提出军队顶层作战概念；

（回答军队在未来战争中执行什么任务，执行到什么程度）

第二步：作战能力需求研究。依据顶层作战概念，提取军队作战能力需求；

（回答军队执行所要求的任务需要什么样的作战能力）

第三步：装备作战概念研究。依据作战能力需求描述满足作战能力需求的装备能力需求，设计装备作战概念；

（回答装备具备什么的能力方可满足作战能力需求）

第四步：装备概念研究。依据装备能力需求描述满足装备能力需求的装备形态，依据装备作战概念设计装备概念；

（回答什么样的装备形态可以提供所需的能力，结构决定功能）

第五步：装备能力需求研究。依据装备作战概念设计装备的典型作战样式，依据装备形态和典型作战样式，设计装备作战想定，提取装备能力需求；

（回答该型装备能力需求的程度，形成作战需求文件和能力目录）

第六步：技术支撑研究。依据装备能力需求，辨识支撑能力的技术体系和关键技术需求；

（回答对支撑该型装备的技术需求方向和程度，牵引技术发展）

第七步：装备战技指标研究。依据能力需求和技术支撑，依据装备作战想定，映射装备性能参数；

（回答该型装备研制的要求，提出研制总要求）

第八步：装备物理实现。装备研制。

（回答管控该型装备研制过程的技术管理方法、验证评估方法）

以上八个步骤是武器装备发展应遵循的一般规律，各步骤迭代循环，逐步推进，下一步的研究需要上一步研究结果的输入。

过去，由于我国长期处于防御状态，因此，武器装备的发展主要遵循“应对威胁”的发展模式，加之武器装备的发展处于“跟随式”状态，因此，我们的装备发展往往是从第七步开始的，以美俄的某型装备为蓝本，在适度适应性改造的基础上，依据技术支撑能力，提出相应战技指标，形成研制总要求。

由于我们缺乏对未来战争的设计，我们对军队未来需求的军事能力需求难以准确描述，因此对自主创新发展的装备未来需求的能力也难以准确描述，从而难以清晰提出自主创新发展的装备概念。新一代装备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很大部分体现在这一方面。

在上述装备发展的步骤中，都需要设计相应层次的作战概念（顶层作战概念、装备作战概念/装备概念、装备作战想定），依据不同层次的作战概念逐步深化地描述军队的作战任务，军队的能力需求，装备的概念形态，装备的能力需求等作战需求内容，为装备发展提供清晰的分阶段需求牵引。

由此可见，实现装备自主创新发展理念的基础是主动设计未来战争。基于设计未来战争理念描述我军装备概念在以前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以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没有给我们这样做的机会，我们只能被动地应对战争。“应对”是在敌人“设计”的制约下跟进发展，只可能跟随，顶多是追赶，不可能超越。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环境的变化，实现基于设计未来战争描述我军装备概念的机遇出现了，从“基于威胁”的“应对式”装备发展模式，向“基于能力”的“设计式”装备发展模式转变的条件逐渐成熟。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从源头的战争设计出发，依据能力需求设计我军装备。

“设计战争”与对手的能力密切相关的。对于弱敌，我们可以通过战争设计去主导战争的形式和进程，让敌人按照我们的节奏走；对强敌，则是“设计”与“设计”的博弈，是最高层次上的对抗，没有战争设计，就只能按照敌人的节奏走，完全被动应对。

实现“设计战争”理念的基本内容是设计“作战概念”，其核心是对需求的优化选择。“设计”随之带来的问题是选择问题。在“应对式”模式下装备发展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而在“设计式”模式下装备发展则面临着多种选择。但资源是有限的，如何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是装备发展所要面对的主要选择问题。

需求的优化选择需要站在全局角度，按照以上论述的装备发展的八个步骤“自上而下”审视选择问题，这是一个高度复杂和顶层的科学决策过程。要站在全军高度看军兵种，站在作战能力角度看装备体系，站在战斗力生成角度看装备集成。

“设计战争”的基础是设计作战概念，作战概念设计是一项集军事理论研究、作战体系构建与联合运用研究、装备体系集成与作战运用研究、装备平台应用与作战使用研究、新兴技术潜在军事能力研究等多领域研究高度交叉、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研究任务，对方法的综合应用有很高的要求。

二、对美军作战概念研究方法的认识

美军武器装备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引领世界武器装备发展的方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军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武器装备需求开发机制。

（一）作战概念开发在美军装备发展中的地位

美军作战概念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军认为，作战概念是武器装备发展的逻辑起点，是探索组织和使用联合部队的新方式。作战概念研究与开发已经成为美军武器装备需求开发的龙头。

在美军的作战概念体系中，“联合作战概念系列”是支撑美军转型的作战概念的核心。这一系列主要包括：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行动概念、联合功能概念和联合集成概念。后三个概念是联合作战顶层概念的进一步细化。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其实质是明确各军种在联合作战中的职能分工，即干什么。联合作战顶层概念的内容类似于我军的战略规划，文件风格上类似于我军的军事理论研究。

联合行动概念，其实质是明确各军种在联合作战中的战术运用，即怎么干。类似于我军的战役行动计划，文件风格上也类似于我军的军事理论研究。

联合功能概念，其实质是明确各军种在联合作战中的装备运用，即怎么实现。文件内容、风格上类似于我军的作战训练计划。

联合集成概念，实际上是对联合行动概念和联合功能概念的有效集成和综合，既包括联合部队训练内容，也包括武器装备发展的技术基础、条件和有关技术标准等方面内容。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可以获得以下初步认识：

美军联合作战顶层概念，站在联合作战角度看装备发展需求与作战使用，首先明确各军种在联合作战中的职能分工。美军通过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开发，从源头上避免了后续作战能力和装备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重复或军种利益冲突的问题，从顶层明确分工，从根源促进联合。美军将联合作战概念开发与验证作为美军转型的四大支柱之一，这也说明其重要性。

（二）美军装备需求开发机制的特点

美军武器装备发展长期以来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更是我们长期以来研究、学习的对手。除了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美军科学的装备需求开发机制也是保障其武器装备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美军作战概念研究是美军武器装备需求开发与生成的原始起点。作战概念开发处于装备需求开发过程的前端，作战概念的修改与完善贯穿于装备需求开发全过程。作战概念在武器装备需求开发过程中得到优化、确认、评估，通过开发过程反复迭代、不断完善。

实际上，美军装备需求开发也走过与目前我军类似的过程，遇到过诸多问题，走过了一个由军兵种自发探索到有计划联合开发的过程。

近年来，美军通过“需求革命”对其武器装备需求开发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装备需求开发机制，即“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JCIDS）”。美空军在“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的指导下，结合空军特点，细化形成了空军的“基于能力的需求开发”模式（CBRD）。

“JCIDS以国家战略和顶层政策为指导，以联合作战概念系列为输入，研究输出初始能力文件（ICD）、能力开发文件（CDD）、能力生成文件（CPD）三大需求文件。初始能力文件（ICD）侧重于能力需求分析，描述现有能力的不足；能力开发文件（CDD）以初始能力文件（ICD）为输入，从作战使用角度提出对装备能力的需求；能力生成文件（CPD）以能力开发文件（CDD）为输入，提出可测试的能力需求程度。

图2-1 美军作战概念开发机制

美空军的CBRD以JCIDS为指导，以联合作战概念系列、空军作战概念为输入，以需求策略开发与评审为核心，研究输出联合能力文件JCD、初始能力文件ICD、能力开发文件CDD、能力生成文件CPD以及条例、机构、训练、人员与设施等变更建议DCR等五大需求文件。初始能力文件ICD侧重于能力需求分析，描述现有能力的不足；能力开发文件CDD以ICD为输入，从作战使用角度提出对装备能力的需求；能力生成文件CPD以CDD为输入，提出可测试的能力需求程度。

美军装备需求开发机制可以归纳为“1+2+1”模式。

第一个“1”代表“自上而下”规划理念。

与“需求革命”前采用的 “需求产生制度RGS”相比，美军“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制度（JCIDS）”强调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遵循从作战概念到装备实体的演化程序，由传统的以各军种为主导、以武器平台为核心的“自下而上”需求生成模式，转变为以国防部为主导、以能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需求生成模式。从而保证能以《顶层联合作战概念》提出的能力要求为依据，从联合作战需求出发，而不是仅从各军种的需求出发，确定能力发展方案，更好地指导装备建设。如在前期需求论证时，曾遭到美空军抵制的“全球鹰”、“捕食者”无人机，即是“自上而下”规划的成功典范。

“自上而下”需求生成模式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指南，根据联合作战概念确定作战环境和能力需求，并在跨军种范围内探索能力的实现途径，使得装备需求生成始终置于联合作战的总要求之下，从源头上保证了所发展的武器装备具有“与生俱来”的联合作战能力，F-35战斗机便是跨军种范围内探索能力实现途径的典型范例。

“2”代表审查制度和审查机构。

一是严格的需求审查制度。

美军为需求职能机构制定了严格的审查、确认、审批的权限及时间要求，形成了严密的需求开发流程，为装备需求及时提出、审查、批准等提供了制度保障。美三军所有的重大采办项目，都必须得到联合参谋部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的审查、确认和批准，对不符合联合作战要求的研究计划，坚决要求修改或予以终止。如美海军DD-21驱逐舰计划、CVNX下一代航母计划，由于审查小组认为其“不够转型”，使命任务及需求不明确，而被国防部勒令终止；美陆军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装备研制计划——未来战斗系统FCS计划（即18+1+1系统项目），在立项研制9年之后，同样由于需求审查，而于2010年下马。

二是独立的需求职能机构。

美军为了避免出现带有明显军种、部门利益特征的武器装备，确保客观地依据联合作战能力需求来发展各型武器装备，联合参谋部成立了与采办系统在职能上独立、而在人员上又有一定交叉的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JROC、联合能力委员会JCB等装备需求职能机构。空军成立了空军使用能力需求委员会AFROCC、高级性能小组HPT等需求开发与审查职能机构。独立运行的需求开发、审查职能机构，有效地确保了武器装备需求开发过程，在统一的规划下有效运行，为装备需求及时提出、审查、批准等提供了机构保障。

在推行“需求革命”之初，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还成立了约20个审查小组，对三军不符合国防转型的各种计划进行需求审查，一大批研究计划在审查小组严格的审查下被迫终止或被大幅削减采办数量，如陆军的“惩罚者”火炮计划、空军的B-1轰炸机、C-5A货机升级计划等。

第二个“1”代表规范的描述方法。

美军为了规范装备系统的开发，确保各装备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美军国防部研究制定了美国国防部体系结构框架（DoDAF），即体系结构方法，该体系结构方法是指导美军军事系统体系结构设计的顶层规范，也是实现三军诸多军事系统综合集成的标准，该方法在国防部系统以及所有军工企业被强制执行，美军装备需求开发也不例外。

正是美军这种“1+2+1”的装备需求开发机制，为美军F-22、F-35等先进武器装备的需求开发提供了可靠的机制保障，推进了美军先进武器装备的持续、高效发展。

（三）我们与美军在需求开发上的差异

对于武器装备需求开发，我们与美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作战概念认识上，二是装备发展模式上。

图2-2 中美在需求生成机制上的差异

从与美军的对比可看出，美军前段的需求开发阶段在我们这里用一个笼统的军事理论研究全面覆盖，而我们军事理论研究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对装备发展的牵引作用强差人意。此外，我军目前尚缺乏类似的规范化作战概念描述方法。方法的缺失使目前作战概念的研究处于无约束的自由探索状态，相互的认可程度、共享程度较低。

美军所开发的作战概念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作战概念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出发点不同。美军作战概念都是基于“联合”背景下提出的，如空海一体战等作战概念，主要针对联合作战问题，站在顶层、站在联合作战角度明确各军种在联合作战中的职能分工，规划装备发展需求与作战使用。相比之下，国内的作战概念基本是基于“型号”背景提出，主要针对型号研制问题，还属于站在型号发展角度看装备的作战使用。

二是关注点不同。美军提出的作战概念侧重于描述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如，美空军全球打击作战概念），系统性强，内容上主要关注联合部队兵力综合运用；而国内对作战概念的认识更为具体、偏向局部，作战概念倾向于描述武器装备执行某些典型作战任务的战术运用，针对性强，内容上主要针对作战对抗过程、作战环节与作战细节。

三是落脚点不同。美军作战概念的落脚点主要是针对能力差距或缺陷，聚焦在提出能力改进的方向或提升方法上，首先是非装备解决方案，其次才是装备解决方案，如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落脚点为空海军装备运用与作战配合上，F-22全球打击作战概念，落脚点为F-22的能力提升“增量”计划上；而国内对作战概念的落脚点倾向于，通过作战活动描述，直接牵出对武器系统某些具体战技指标的需求，如机动过载、速度等。而美军对于具体的战技指标要求，则是在三个需求开发文件（ICD、CDD、CPD）中提出的，但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反复迭代形成的。

两家对作战概念内涵认识的差异，自然就决定了对开发作战概念重要性认识的巨大差异。

剖析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军与美军在装备发展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所致，美军遵从“基于能力”的装备发展模式，而我们长期以来遵从“基于威胁”的装备发展模式。

过去，由于我国长期处于防御状态，武器装备的发展主要遵循“基于威胁”的发展模式，加之武器装备的发展处于“跟随式”状态，因此，参照上述的装备发展的八个步骤，我们的装备发展往往是从第七步（装备战技指标研究）开始的，即以美俄的某型装备为蓝本，在适度适应性改造的基础上，提出战技指标，形成研制总要求，我们缺乏作战概念研究的实践。在装备形态唯一或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即使要开展作战概念研究，我们也只能从第五步（装备能力需求研究）开始，这样，我们研究的落脚点，就很容易落到了第七步——战技指标上来。而美军武器装备发展，大多不受既定装备形态的限制，如美军提出“全球快速打击作战概念”后，依据军事能力差距与需求，在空天领域就先后推出了包括X-37B、HTV-2、X-51A等多种装备形态可供选择。从逻辑顺序看，美军是由作战概念研究，牵引出众多装备形态来选择；而我们是，在装备形态已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来开展作战使用研究。研究问题思维方式、逻辑顺序的不同，自然就引起了对作战概念内涵理解的差异。一个是面向未来的设计，一个是面向已有的优化。面向未来的设计可以选择适用的手段，而面向已有的优化则只能在约束限制下选择方式。

我们现在的作战概念研究，从某些方面讲，过分强调了定量化，过分技术性而缺乏军事性，从而使指导装备发展源头的理论研究十分弱化，装备发展缺乏理论牵引力。从中美两家对作战概念认识的差异分析可见，美军指导作战能力建设和装备发展的顶层作战概念我们基本没有。我们的研究更底层，这是由我们国家长期以来装备“跟随式”发展模式所限定的。

（四）美军装备发展机制的借鉴

发展装备犹如“盖房子”，制度是“基”，机构、方法是“柱”，装备型号才是最后要盖的“顶”。通过上述三个问题的剖析，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基”和“柱”方面与美军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对作战概念在装备需求开发中的地位、作用认识的不足，也决定了在装备发展模式上，我军与美军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军尚未建成完善的装备需求生成机制，存在着统管力度不够、需求牵引不足、需求论证手段缺乏等诸多问题，也就是需要解决思路、制度、机构、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这一领域，实际上，管理问题要比技术问题更重要。

随着我军装备创新式自主发展的需求，我们也应逐步从装备发展的源头开始，向前延伸作战概念研究起点。目前，寄托于总部某个单位将顶层作战概念说清楚不现实，因此军兵种应积极开展顶层作战概念的研究，站在全军角度看军兵种作战能力建设和装备发展，从联合作战角度设计军兵种装备体系，以局部的创新突破带动全局的创新发展。

从与美军的对比可看出，美军前段的需求开发阶段在我们这里用一个军事理论研究全面覆盖，而我们军事理论研究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对装备发展的牵引力几乎没有。因此，应改革相应制度，进一步丰富需求文件类型，改变研制总要求“一成不变”、“一管到底”的局面。同时，需进一步完善审查、确认、批准流程，严格审查、确认、批准时间要求，提高需求职能机构的工作效率。

当前，由于我们没有了解全局、相对独立的需求审查机构，因此各部门只能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去面对需求，从而导致很多后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