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产军学”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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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产军学”一体化

作者：陈漓屏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硕士·博士后期课程毕业；曾就职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

原文节选

近年来日本防卫省加大军事研究的支援打造“军学协同”的路线，从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权开始的修改安保法以及“武器出口三原则”下推进国际共同开发、生产的同时，打造“军学协同”路线等方针，使得日本新“产军学”一体化逐渐清晰。

一、“产军学”一体化的历史经纬

日本的“产军学”一体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幕府末期的明治维新时期。特别是海军、产业界中的造船业、研究机构这三者之间的结合可以说是日本“产军学”一体化（日本学术界将早期该形态称为“产军学复合体”）的原型。“产军学”的紧密关系推进了日本的军事扩张、产业发展和大学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日美《相互安全保障法》（MSA）框架下，美国向日本提供技术援助，发展其航空工业成为两国间军事、技术交流基础的同时，根据吉田茂首相的最小程度地限制军事装备的生产研发，集中力量复兴经济的政策下，由美国主导，最初由美国方面无偿提供日本不能生产的装备品、零件材料、组装治具等，完成零件组成后开始所谓拆散装运的方式，打造实现国有化的技术经验基础 。这些关联技术的导入和开发出的有形无形的技术适用在了汽车和铁道相关方面，使这些相关技术性能的提高也惠及到了其他民生产业的发展。应该说，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流动，经过转换应用造就了日后日本工业产业的发达和经济的腾飞。

战后几十年，美国的军工企业和日本防卫省一直持续以下订单给企业进行许可生产的形式进行军工装备品物质的调集。这些参与合作的企业是日本政府和防卫厅按需求首选的主承包商。例如，三菱重工是F-2的主承包商，川崎重工、富士重工、新明和工业、日本飞行机等企业都是它的子承包商，在它们之下还有成百上千的专业供应商。根据防卫省2016年的统计：战斗机关联的企业数约1100家，战车的关联企业约1300家，护卫舰的关联企业有8300家。除了参与军工订单生产之外，包括宇宙工业在内的航空宇宙产业在转向民用方面，除了自主研发国产的民用机型，也参与了美国波音公司从波音737到波音787所有客机项目的研发和制造，到了2016年航空工业的生产总值达到了1兆7057亿日元，从业人数2万8千人，如今包括宇宙工业在内整个航空宇宙产业的生产总值为2兆多亿日元。应该说，这些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成为了日本“产军学”中的产业集群体。

但是，近年来世界军工产业迎来了新的变革期，和其他产业一样导入了自动驾驶、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据防卫省的统计，2003年到2012年9年间从军工防卫产业进行事业撤退（表明退出或者关闭）和倒闭（包括破产或重组）的相关企业数达到102家。其原因之一与逐年增加的海外进口武器数额有着很大的关系，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中高科技化造成日本国内武器生产成本的上涨，并直接带动了本土武器制造数量的减少。另外，再加上这些与军工产业关联的企业受限于限制武器出口的“武器三原则”的框架，不能进行海外市场的开拓，企业的经营愈发陷入困境，很多与军工产业关联的零部件生产供应商不得不关闭工厂或者减少生产。 所以，以三菱重工为代表，以及军工产业关联中下游企业的衰落引发了政府和产业界对供应链的风险和进口增加使日本军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担忧和警惕。代表日本经济产业界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经团联”）一直呼吁要政府制定支持军工产业发展的战略，修订武器出口的政策。除此之外，日本军工产业的萎缩及周边事态的变化给日本防卫战略带来危机感，这也是安倍上台后着手进行修改新安全保障法的背景之一。

二、安倍政权推进“产军学”一体化的现状

在2012年12月第二次安倍政权在2013年12月17日通过的3份内阁决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战争法）《2014年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2014年~2018年）》中明确了“军学协同”，“国际共同开发、生产”的政策路线及未来的“产军学”一体化进程等。

政策方向的特征

第一，推进「防卫生产・技术根基战略」，提出利用「军民两用技术（dual-use technology ）」的概念，以军民两用技术为重点，做好“产军学”一体化的技术基础。这个概念做为“政治用语”第一次由内阁决定正式提出。具体在防卫省2014年6月发表的《国防生产技术・基础根基战略》中体现出来。即，所有的技术可以运用民用的同时也可以运用于军事，这种把两者不进行区别的理由是为了积极推进以军事为目的的技术开发。 「军民两用技术」的正式官方化意味着，未来将民用技术融合到军事技术中，或者将军事技术融合到民用技术中以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共通和兼容，将军事技术与非军事技术之间的境界进行统合。与前文所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军事技术开发历史中，从军事波及到民用方面的技术流向相反，今天的政策是希望通过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共同开发，将革新技术从民用流向军事，形成民用与军事相兼容的规格和可转换利用。其目的在于，除了发展军事力量加强国家的安全保障之外，也可以通过世界军需市场重新振兴日本经济。

第二，实质性推进“军学协同”路线，开展军学技术协同研发，实施重点专项，推进军民两用技术双向化运用。根据《防卫计划的大纲》的计划，在军事方面，防卫省今后会充实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积极利用能同时应用于军事上的民用技术（军民两用技术）。  在一定意义上说，作为内阁的方针就是将大学・研究机构积极引入到“军学协同”的路线上来。比如，防卫省（现・防卫装备厅）技术研究本部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件数从2012年的9件到2013年的14件，2014年20件，2015年23件呈现急速增加的势头，特别是防卫省与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 JAXA ) 的合作增加和紧密关系都透露出，日本正在积极通过推进宇宙航天技术在军事上的利用，建设强大的太空空间力量。2015年度创设了防卫省面向研究者个人或大学研究机构提供竞争性资金的「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预算从2015年度的3亿日元到2016年度的6亿日元，2017年的110亿日元。） 为了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方面的研发力量，在2016年1月内阁通过《第五期科技基础计划》中增加动员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确保安全保障进行开展技术的研究开发」的方针。对于该方针重要组成部分的项目研发资金政策，由内阁府综合创新会议主导「革新的研究开发推进项目（ImPACT）」进行。该项目从2014年度到2018年度5年中投入550亿日元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工学，材料工学等领域的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的文书抬头部分特意写着「本项目以参考美国的DARPA的架构为蓝本」，说明今天推进的“军学协同”路线是学习美国的政策体系。对于该项目的进展及研发成果，在防卫省的《防卫生产・技术根基战略》（2014）中特别提到了要密切「注意『革新的研究开发推进项目（ImPACT）』等其他省厅推进的国内先进技术培育项目的情况，积极推进能利用的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的合作」。政府的目标是致力于通过 ImPACT 将军民两用技术先作为民用技术来进行开发，其后，进一步对能够转为军事利用的技术进行继续研究开发。因此，很有必要关注 ImPACT 的成果在今后可能继续发展到实质性的军事研究上。

第三，通过国内外的技术合作进行防卫装备品开发的共同研究・共同生产，将推进武器的出口扩大日本军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作为长期目标。在这个方针下，首先是2014年4月内阁决定将「武器出口三原则」变质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开拓了武器出口的通道。在「防卫装备品」新三原则中明确将范围定义为包括「武器或者与武器相关的技术」。在与武器相关的技术出口方面，比如，与欧盟（EU）北大西洋条约机构 ( NATO )，欧洲安全保障协力机构 ( OSCE ) 以及英国法国等欧洲各国在防卫装备品的国际共同开发・生产等都涉及到技术方面的进出口。 其次是在  2015年10月成立作为防卫省的外部机构的的防卫装备厅。防卫装备厅作为主要军事防卫改革的推进角色是一个集军事装备关联组织为一体，人员1800人（其中自卫队员400人）、预算规模占军费全体三分之一的巨大组织，承担设立战斗机和护卫舰等大型项目的专业团队进行从试作到量产的管理及负责武器出口・国际共同开发和军事技术研发。三是产业界的合作。在2015年9月15日经团连提出的「面向防卫产业政策的实施的建言」中希望扩大军费的支出「对政府关联预算的扩充和实现，希望发挥强大领导力」。对产业界来说自卫队活动的扩大对于军工产业来说无疑是带来经济利益的好机会，所以建言中也提出政府应该「构筑适当填补固定费负担和生产中断情况下的成本负担的框架」，并希望政府应该将发展军工产业打造以「官民协助」的出口模式作为国家战略进行推进。

三   结语

就此，在安倍政权下，以打造“军学协同”路线的同时推进国际共同研究开发扩大海外市场，以及今后推动“产军学”一体化为目的的法律法规的制度搭建、内阁决定的政策、组织结构的架构得到快速推进。另外，日本经团连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也促使了日本政府在防卫费的支出中，曾现出连续第六年的稳步增长势头。2017年度政府预算（一般账户）为5兆1251日元、2018年度申请预算达到创纪录的最高5兆2551日元（比2017年增加2.5%）。随着“军学协同”研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日本政府将安全保障体制渗透入日本社会中的动向也使得未来“产军学”一体化的整体像越来越清晰。

目前日本要面临除了北朝鲜的随时挑衅和美国逐步从担任世界警察的重担中抽身，中国国防力量的逐步强大等问题，还有经济如何复苏的重要课题，因此发展军工产业增加武器出口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如果考虑到今天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经济财政状况的话，那么日本社会的舆论导向必然会转向重视军工产业和“产军学”一体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产军学复合体”相比，虽然今天进行“产军学”一体化的措施内容会因时代不同而存在差异，不过，如果不仅仅局限军事力，对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强化有明显效果的话，军备扩充的社会风气就会向具体的利益方面转化，也会得到更多日本民众的支持，反过来也会越发产生对技术研究开发的重视，毕竟在经济学与经营学中，两者的经济体系的基础是技术开发体系的构造。基于这方面的重视，未来也必然会通过“产”“军”“学”的合作和一体化的形成产生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军民”融合，出现“军民统合”的思想及其带来新的经济体系雏形。而另一方面，未来高智能化・无人化产品在军民生产统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形态或者在军事领域中发生新的作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