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主创新不断增显中国道路的内涵和特色——我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和实践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命途多舛的一个百年阶段，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一页；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让中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更大步伐，其中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事件、重大举措尤为醒目且意义深远。

（一）科技是先行开放的前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事业率先在国际合作中迈开步伐，并融入全球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我国抓住了冷战阶段后期的有利态势，以科技交流为先导，迅速扩大国际科技合作的领域和空间。1978年1月，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这是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开启了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要和富有活力的新领域。科技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我国对外总体开放的先行者。同年，我国又相继与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国政府分别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79年1月，中美签署了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由此，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全面展开。

（二）在解放思想和改革中拨正科技发展的指针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会向全国发出了“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澄清了长期束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此后，中央在科技、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和发展部署，先后打开了文革中禁锢科技界的桎梏，共和国发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肇始阶段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此次会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针对当时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实际，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并进一步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1983—1984年，理论界展开了一次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的大讨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又一次有关现代化建设和科技思想的大解放。特别是其中关于我国与前两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失之交臂，我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李约瑟难题”等问题的讨论，更让在近代史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失去了发展机会的国人深受启发。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简称“面向、依靠”方针），推出了改革科研院所的财政拨款制度，扩大研究机构自主权，探索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同行评议制、技术合同制，创建科技园区，开辟技术市场，鼓励技术入股以及科技人员创办或领办企业等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三）因应施策，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面向国计民生和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系列有针对性的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安排。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与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部署和贯彻《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科技金融及风险投资发展等系列改革发展举措。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简称《规划纲要》），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新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提出了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规划纲要》立足国情和远近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选定了一批科技支撑发展的重点领域，瞄准国家战略目标筹措实施若干重大专项，从应对未来挑战出发超前部署了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同时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等方面也进行了总体部署。

2007年，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2008年，针对当时国际形势，国务院出台文件将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四大举措之一。2010年，国务院决定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科技创新作为促进加快国民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性举措。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作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系统地谋划和部署了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同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发展，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科技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2015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实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在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改革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推进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创建国家实验室、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及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打造区域性创新平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等方面作出了系列部署，提出了143项重大改革任务。

2016年8月，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球代表大会，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纲要》，提出了面向未来建设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化部署、全力推动，规划了到2030年新一批重大科技专项，系统部署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各项任务，向着创新型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总体的科技体制改革一直伴随着40年的科技事业快速发展。这40年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10年、中间20年和后10年。前10年是改革的启动部署阶段，也是改革的阵痛期；中间20年为改革深化推进阶段；后10年为国家新型创新体系建设探索阶段。前30年主要是以开放促改革、推创新、求发展，并且从中努力实现了“从被动改到主动改、从被全球化到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转变。后10年则是在学习和摸索如何以创新促进改革并引领新的开放，这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探索期，以及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时期。尤其是根据全面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的新要求，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政策、改革等重大举措又进入一个密集调整期，以接近“摩尔定律”的周期对科技创新相关工作不断作出研判、调整和重新部署。这个阶段也是共和国历史上难得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进步较快的时期。

二、改革开放使科技与国民经济同步壮大

近40年来，我国科技实力明显增强，科技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文化进步提供了重要支撑，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深化并丰富了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目标，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科技实力步入世界前列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以要素总量、投入规模为标志。近40年来，我国研发人员队伍持续扩大，2016年达381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科技投入规模不断提高，2016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支出达1.5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1%，已超世界平均水平。不断增加的科技投入使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形成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大型科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科技资源库、科学数据库文献库、行业技术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等较完备的科研基础条件，一批世界瞩目的大科学工程，如黔南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合肥“人造太阳”核聚变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等相继投入使用，构筑起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基础。

（二）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较大跨越 

科技产出和创新成果是创新能力的基本标志。2000—2016年，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从世界第8位提升到稳居第2位，被引用次数从第19位上升到第2位，材料领域列世界首位，还有8个重要领域国际科技论文引用率世界排名第2位。如今，我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纳米催化、极地研究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算系统、国产大飞机、载人深潜器、新一代核能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新一代高铁、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就举世瞩目。对纳米限域催化、等离子激元光学操控、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特高压电磁环境、钢铁材料组织调控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性研究，为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提供了科学支撑。近年来，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居世界第1位，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3位。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技术领域取得群体突破，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能运用前沿技术和引领产品创新的企业，如华为、腾迅、海尔、中车、国电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跨入世界500强行列。在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已升至全球第22位，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三）科技创新创业活力持续迸发 

创新主体的结构、市场交易量、活跃度等指标体现着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活力。目前，我国全社会的研发支出份额中，78%约为企业的研发支出。2016年全国技术市场合同超30万项，成交额11407亿元。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约有780家，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筹集资金达1.5万亿元（2015年）。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双创”活动密布各领域，遍及全国各地，以创业促就业正成为经济转型发展期最重要的稳定器。至2016年，全国已发展各类众创空间达4298家，同已有的32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00多家加速器、17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46个国家高新区互动互补，互联互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较完整的创业服务链条和良好的创新生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力量。

（四）科技支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在科技创新实力、能力、活力量质齐升的同时，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大幅度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不断取得多方面突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基础工业、制造业、新兴产业、服务行业等领域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重大产品、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开发能力以及系统成套水平明显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世博等重大工程建设和举国盛事。科技创新在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模式、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先导作用，以及在应对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应急救险、传染病防治等重大问题方面的支撑作用都得到有力体现。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测算，我国全社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增至56.2%，科技创新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五）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展顺利 

创新体系是国家或区域发展的动力总成。40年的不断深化改革，已将传统的科技体制转变为基本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新体系构建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逐步增强，在研发投入、科技应用、成果转化、高新技术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已担当重任。高等院校在科学研究和知识转移转化方面，科研院所在前沿探索、集成创新方面的骨干和引领作用都有系统性地增强。在改革中应运而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军民融合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产业技术联盟、新型研发组织、科技中介组织、科技金融组织等规模日益壮大，功能持续完善，不断释放创新能量和活力，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源头引领和永续支持。区域科技创新空前活跃，北京与上海作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省会城市作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研发投入已超千亿级规模，成为建设创新型省份先行方阵。我国已有61个城市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目标，国家高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有效支撑和带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六）国家科技创新的开放水平和影响力日益提高 

我国已成为全球多极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在主动布局和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方面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一批标志性国际大科学工程。新近又启动实施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同美国、欧盟等主要创新型经济体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在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创新政策论坛、有影响的“双创”交流、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方面成功地主办了越来越多的重大平台性活动。我国的“科技伙伴计划”基本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加强。

（七）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及文化环境不断优化 

40年来，我国的科技法规体系从无到有、由少及多，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科学普及法》《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为内容的科技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为科技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体制性的框架支撑。围绕战略规划部署、重大发展、重大改革开放等议题的科技政策和管理措施系统性、针对性不断增强，为科技创新实践在全社会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效规制。不断扩大的科学普及、日益深入人心的“双创”活动，已然让越来越多的创客、爱好者以及普通民众参与到科技事业发展的大潮中来，科技创新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单是指科学家工程师、科技工作者这个群体的事情，正在成为整个社会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素养。

（八）政府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40年来，我国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经历了1985年、1995年、2006年、2014年4次较大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有些计划管理改革不是短期内能够调整完成的），经历了科技计划从无到有、从破到立，经历了从主要面向科研或研发管理到面向创新管理的较大转变，正在形成适合科技创新规律、体现国家意志的新型管理模式。国家先后改革并完善了科技奖励、项目管理、评价监督、人才评价、创新激励等制度，建立起科技决策咨询、部门协调、国家科技报告、全国创新调查等系列新制度，正在建设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推动完善国家科技信息共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开放共享等制度，使国家的创新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了空前的提高。

中国自主的科技创新原有初心，在2006年借中长期规划纲要的部署和实施开始发力，加大力度追赶并适时弯道超车，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都进入了快速跃升期。总体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出现了领先（跑）、并行（跑）、跟踪（跑）“三跑并存”的格局。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前有关中外技术竞争的比对研究，在信息、能源、环境、生物、农业、海洋、交通、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公共安全等10个领域1149项技术群体中，我国已有17%的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31%的技术与国际先进基本同步，当然也有52%的技术与国际水平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基本跟踪、快速追赶”，到中期阶段努力“占有一席之地”，再到现在的“三跑并存”的局面，中国科技发展态势实现了本质性扭转。目前最能体现我国技术水平的是越来越多的成套技术装备和系统性、平台性产品的出口，如超算系统、水稻杂交生产、青蒿素疟疾治疗、高铁系统、特高压输变电技术方案、水/火/核电系列设备、定位导航授时（PNT）服务技术体系等等，这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输出的创新贡献。

三、中国科技创新：40年间做对了什么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建国之后就已开始摸索，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开始了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探索过程。中国科技事业40年取得如此进步和快速发展，主要靠什么？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中国特色等人所共知的因素外，以下的一些做法尤为值得记取。

（一）始终坚持用正确的指导思想为科技事业发展进行战略定位 

4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领域核心的执行党，始终能够正确认识当代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及时总结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等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论断，以此来统一全党、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同时，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思想动力及社会基础。4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全球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时刻，作为执政党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着眼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做出有利于科技发展以及科技生产力能力发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确保国家科技战略的贯彻落实和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

（二）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只有充分产业化、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效能的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而经济社会就是科技生产力实现其应有使命和价值的历史舞台。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科技工作迅速确定了服务于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指导方针，并把解决国计民生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瓶颈问题、民生问题始终作为科技发展的优先任务。面向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共同目标，着力打造融科技经济资源于一体的新型纽带和载体（如高新区、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着力构建科技和经济要素充分流动、充分结合的体制机制，不断扩大及深化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基本面，确保科技引擎作用和核心作用的发挥。

（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才为首要资源，化人口资源特色为人才优势 

在理念上坚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崇尚“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把激励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才的创造力作为推动自主创新的政策前提。在方向上坚持科技为人所用、服务于人的基本要义，让巨大的发展需求成为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在方式上坚持依靠人民，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核心内容。在资源开发上坚持立德树人，始终把发现、培养、稳定和用好人才作为科技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性工程。

（四）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科技创新动力，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两个积极作用 

一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坚持发挥好市场的基础或决定性作用，为科技创新营造根本性的体制环境，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形成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模式。二是加强政策引导和法规建设，改革和完善现代院所、政府拨款、创新创业、技术市场化、科技产业化、科技奖励、科技评价等制度，努力保障改革重建后的创新体系常态化运行。三是推进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四是注重发挥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要事。以“有所为，有所不为”来组织实施重大专项，充分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志，力求实现目标领域的技术突破，以重点跨越带动系统升级。

（五）注重遵循科技发展与创新的规律，有效部署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 

我国科技事业的决策者、管理者们坚持实事求是，深刻认识和切实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以及价值实现规律，既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又能将多种政策举措、计划安排有机衔接。国家统筹“人才—项目—基地”建设与发展，以持续提升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系统布局自由探索、国家目标导向、前沿技术引领、跨学科融合发展等各类别的研究，以有效促进国家的知识积累和应用；并行推进技术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资源链等建设和发展，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平台条件。

（六）注重发挥文化的根本作用，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软实力的总体体现，为本土创新意识的孕育、创新主体的培植、创新策略的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科学文化、创新文化、新科技文明放在文化总体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形成合力，动员科学、教育、文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投身到科学文化建设和科学技术普及中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普场馆、科普机构、科普服务都实现了长足进步，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尚得到根植性发展。同时，包容创新的文化环境日趋完善，人人崇尚创新、人人渴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社会氛围正加速形成。

四、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态势和挑战

40年来，中国科技事业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和深层次的开放，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创新在发展中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矛盾，有些是科技发展固有的矛盾，有些是在改革中不断积累的矛盾，还有些是新生成的矛盾。总之，我国的科技创新面临着新的局面和诸多挑战。

（一）一个持续的创新不平衡 

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长期面临着多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区域间的不平衡。科技资源多集中于东部或南方省份，多集中于沿海地区，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或改革开放较为深入的城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六地的研发支出已占到全国的近60%；而以国际专利申请的数量来看，深圳一个城市就占到全国的40%之多。二是创新主体间的不平衡量。全社会研发支出结构中，企业的份额从2006年的71%上升到2016年的78%，已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高位运行。三是企业间、行业间科技资源发展也不平衡。根据中国科技型企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543家科技型企业的研发支出占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78.3%，而其中前20名的投入已占到543家总规模的49.8%。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汽车、化工等7个行业的研发支出占全部企业研发支出比例超60%。但另一方面，全国的专利成果又为大量的中小型科技型企业所申请和持有，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创新创业也是由中小企业为主完成。

不平衡是任何创新体系都固有的一个特性或常态，全世界莫不如此。即便是在局部地区如一个规模较小的国家如瑞士、新加坡等，或者一个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其内部科技资源、创新活动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尤其是这类由科技创新带来的不平衡，又总是动态的、演进中的不平衡，即创新会持续产生新的不平衡，有的还是颠覆性创新。当然，创新的不平衡是把“双刃剑”，有些不平衡可以在进一步发展中消弥，但更多情况是科技或创新的不平衡正在被强化、放大，而且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对冲和平衡机制。

（二）两类瓶颈性的矛盾 

一是不断发展的、对科技的总需求与尚且来不及形成必要的科技创新供给能力的矛盾。这种需求的矛盾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方面是经济的需求与创新体系的供给矛盾始终在持续；另一方面是在创新体系或创新链条上，原创性供给与成果转移转化、应用开发需求间也面临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矛盾。科技成果的供给侧——即我国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部研发支出的比例长期徘徊在6%左右，这就意味着1份原创性知识产出要对应着15~20份的成果转化需求。这部分是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一大瓶颈制约。二是不断提升的实力、壮大的资源、丰富的内容与尚处在调整提升中的管理、治理和监管能力之间的矛盾。区域间、部门间、企业间各创新主体的分隔、合作困境依然存在。过去有一些政府引导性计划，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没有用很多的投入，就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农村农业方面营造出了很好的创新局面。我们需要总结相应的经验，这其中最要紧的还不是投入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实现有效的资源整合与不断优化的顶层设计。

（三）三个系统性转型 

一是科技创新自身发展动力模式的转型。过去基本上以科技工作者为核心的动力模式，正在转向以全社会的创新创业者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就是现在常说的“双创牵引、双轮驱动”。二是科技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型。过去的关系模式是以经济问题、目标、矛盾为核心，科技创新只是辅助性、边缘性、后台性事务；而今正在生成的模式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并且需要进一步推动全面的创新，实现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五大理念”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新目标。三是宏观科技创新管理或治理模式的转型。上述两个模式上的调整自然就带来管理或治理模式的调整需要，特别是在新的时期，科技创新要实现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就需要统筹好法律、规制、政策、信用、自律、传统等方方面面的治理工具，实现引领、包容及负责任的科技创新。

（四）四个逆势错位或缺失 

一是关于知识生产以及创新创业主体的认识。第三次科技浪潮以来，经由硅谷历练而成就的新型知识生产观、新型创新体系正为各国各界所接受，而我国在创新制度和政策安排上仍拘泥或沿袭过去框架下那种科研主体已有的分工和角色。当今跨界、融合、共享、颠覆，以及创新创业与商业模式、产业生态一体化等新观念，要求人们重新认识实现创新驱动所必须的知识生产、分工与组织，给予适配其能的战略定位。二是关于强调创新要素还是注重环境生态。国际上的策略趋势是越来越强调创新生态整体的效能，这其中包括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科研诚信、文化包容、法律规制等更为复杂的环境因素，而我们还在政策层面偏重于强调单个创新要素的作用与价值。比如关于人才要素，已有相当多的、不同层面的政策分头予以重视，但政策叠加并没有使人才资源开发、作用释放的环境得到足够改善。三是关于创新组织方式。国外企业、大学院所都已纷纷开始转型构建“开源、众包、社交化、并行式的”创新体系，而我们的大量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受历史发展阶段影响）正开始弥补创建中心化研发平台的课。有的企业想跟上趋势，构建开放的创新体系，可由于没有经历过中心化平台阶段，难以整合及掌控来自外部的创新资源。四是关于创新模式与策略。科技资源丰富、创新创业较为先行的国家，已然在越来越多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展开群体的、策略化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而我们正在弥补面向机遇管理、应对变革管理、实施转型管理或组织再造等系列内容的短板。这些内容虽然不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方案本身当中，但有这样的功力是有效实施颠覆性技术创新策略的前提。否则，早晚会像柯达公司那样，眼看着被自己开发的新技术给颠覆了。

（五）五个能力方面的不足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这影响着我国科技最终效果，特别是引领能力的发挥。二是抓科技创新的机遇意识和能力不足。主要是针对重大创新机遇以及颠覆性创新机遇，在识别机会、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与主动而为。应对挑战、抢抓机遇的意识和能力制约，有的反映在思想观念上，有的则受制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动辄得咎，对参与新规则和新赛场构建反应迟钝。三是知识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不足。我们还有很多基础技术、面向转移转化的工程化能力和积累都不够，重大产品或产业链主动架构能力不足，协同创新效率不高，致使一些领域科技基础仍然薄弱，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是面向时代要求的科技创新管理能力不足。主要在于管理意识、战略规划、运作体系和方法手段总体上落后于时代需求，富有创新思想又兼备专业与管理素养的高层次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高管人才十分缺乏。五是科技创新服务能力不足。这一系统性缺失表现在：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定位不清，政策不配套，规模上不去；政府组织和提供的公共科技服务功能不全、共享不够、服务不深入；社会化的创新服务组织、第三方组织、非政府组织（NGO）、志愿者组织等受重视不够，发育迟缓。

在科技事业范围之外，我国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矛盾和挑战。既然科技现代化是最为关键的现代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那么解决好科技创新面临的矛盾，破解相关问题，就是首先需要进行战略谋划的重大议题。特别是在新科技和产业变革进行期内，这些不平衡、矛盾以及能力上的不足，就构成了我们前进中的障碍。一系列矛盾、问题、困境与竞争、博弈、追赶、超越等因素相迭加、交织在一起，我国科技创新面对的挑战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艰巨而复杂。

五、以自主创新不断增显中国道路的内容和特色

未来一个时期，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收尾性的工作，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科技强国目标等很多起承转合的工作，都将在此阶段陆续展开。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在此阶段将凝聚更多的资源，形成更大的力量，向着既定目标延伸。未来中国的经济规模、社会结构、产业竞争力、科技发展等等都会在世界排名方面展示出应有的水准，配得上大国、强国的地位。但这些都只是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的外在表现。中国特色是一个文化的创导过程，中国道路是一个战略意志的创导过程。这类创导性实践以人性的理念、科学的预期为导引，融合了历史积淀与传承，释放实事求是的努力和奋发有为的创造。那么，将来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在内容上除展示出党的领导、人民为本、协商民主、民族气派等制度和文化因素外，笔者深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容和价值源自我们与时俱进、与民共享的自主创新。因为自主创新是创造历史的实践中最为积极活跃的部分，涵及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用行动和结果来彰显自力主张的创新、自觉主动的创新、自强主导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积极地实践自主创新，才能不断地增显中国道路的内容和特色。

面向未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及《“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众多有关科技创新的战略文献已发布实施。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已然明确，战略举措正在展开，针对要解决问题的政策已发布，一些必要的改革已行动起来。在贯彻落实当中，全社会需要重点把握好三方面关键性要点。

第一，知行合一，在自主创新中不断升级理论武装、开辟中国道路。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需要正确的理论思想为指针。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颠覆性创新群集到来的挑战，我们要大胆解放思想，升级与时代和形势相适应的科技观、创新观、发展观，在把握好党对科技事业的政治领导的同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旗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进一步激发广大建设者、创新创业者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升华创新创业境界。围绕新理念、新体系、新布局、新要求，积极探索并构建基于中国创新实践的新思想理论体系，并与科技创新发展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定地把自主创新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巩固到位，不断提高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实践能力。

第二，远近结合，强化面向科技强国目标的战略布局。解决不平衡等诸多矛盾的关键，是着眼于战略和全局考量超前布局。我国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应按照“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总体要求，从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体现“三个面向”等方面考量，统筹各创新主体规划目标，统合架构和资源，突出问题和目标导向，围绕增强国家先发优势及引领能力、推动“双创”格局展开、提升原始性创新能力和科技供给保障水平、拓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空间、完善科技创新管理和服务体系、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和文化氛围等六大主题，加快形成六个层面的战略部署，着力破解影响国家和区域科技发展的重大体制及政策问题、瓶颈或短板问题，凝聚并开发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要素和资源，让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越走越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第三，内外兼修，加快提升基于现代科技的全球治理能力。后小康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离不开中国与全球的同步发展。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高全球治理能力更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广为应用、深度运用。国家在提升科技创新实力、能力、活力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提升科技创新对全球全社会的引导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战略管理者应把科技的引导力、辐射力和影响力视为科技实力及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研究并充分利用科技的渗透作用、倍增器作用，以及现代技术在经济社会事务中赋权、赋能和赋值方面的主导作用，着眼于全球治理、创新治理议程中的重大课题，有效地探索相应方案和路径。

40年来，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较高发展水平的变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和深远影响的事件。40年的改革开放，与我们用科技、抓创新始终相生相伴，在未来它们还将相伴甚或融合在一起，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永续动力。

 参考文献 : 

1.万钢主编：《中国科技改革开放30年》，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郑新立：《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不平衡现状需转变》，中国经济网，2014年5月15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1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报告编写组：《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报告201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5.李政、杨思莹：《十年创新型国家建设：成就、经验与问题》，《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