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亮院士：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玻璃墙”

来源：科技导报（ID：STReview）

作者：赵宇亮，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

回顾400 年科技发展的历史，从事过科学研究的人，以数十亿计，而真正使人类社会发生变革的科学家，仅数百人。中国现有超过九千万的庞大科研队伍，做到世界科技领先并非艰难之事。但是，这需要国家创造一个宽松的科学研究环境，保障一批志存高远的创造者能够安心静心、专心精心地从事科技创新工作；建立一种有效且持久的管理和激励机制，让资本为科技创新服务，科技为经济质量服务，经济为人民生活服务。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科技强国、民族复兴，就有希望。   

在十九大提出的七大发展战略中，“科教兴国”居首。目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虽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整体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科研人员的辛勤劳动付出与科技创新效能还不成正比。影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表面因素可能很多，但要因不多。

社会文化因素：科学精神不足、科学积累有限，限制了科技创新 

科学源于思想，没有新思想的指引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创新。客观上，与欧洲400年持续不断的科技积累相比，中国真正意义上不间断地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仅有40年，科学积累有限。“积累”不只是看得见的科学数据、科技成果，更主要的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思维以及创新理念、创新文化、创新环境等内在本质方面的积累和传承。在科技发达国家，这些理念的本质已经流淌在科研者和管理者的血液里，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形成适合创新的优良环境。例如，长期以来，包括科技管理在内的所有管理方式，基本停留在“管人”而非“管理”的阶段，没有具备变革性科技创新和快速发展所需要的服务型管理理念。科技管理的本质是为科研人员理顺各种关系，为他们营造更加安心专心、静心精心于科学研究的环境氛围，这样才能促进科技创新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升科技创新的效能。

学者品位因素：“一年磨十剑”与“十年磨一剑”不能一概而论 

针对科学发现的前沿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者跑得越快越好，追求的是“最快”，因此速度很关键，有时的确需要“一年磨十剑”才能先人一步。然而，针对技术创新转化的应用研究，需要研究者跑得越稳越好，追求的是“最好”，因此质量很关键，常常需要“十年磨一剑”才能“一剑破壁”。   

学术界一直在这两者的孰是孰非之间纠结不断，其实两者都是需要的，关键是看什么类型的研究。当然，对于基础研究，不应该鼓励跟在别人后面“仿造剑”的思维方式。不可否认，中国现行的科技评价和人才评价的基本思路，对中国科技过去30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形成了“翻造”“模仿”“跟跑”型研究风气。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基本可以结束了，“原创”成为新时代的要求。   

此外，使用评价基础科学研究的（论文）指标去评价其他领域（如工程、技术、教师、医生等）的研究，已经成为阻碍这些领域发展的要因。中国建立符合科学特点的实事求是的分类评价方法，尤为迫切。

政府管理因素：科技创新，无法在缺乏相互信任的环境中实现 

中国科技创新的良性发展需要充满信任的宽容环境。如果不信任管理者，管理者就不敢担当；不信任科学家，科学家就不敢去做有难度、有风险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管理时常以“个案”否定“整体”，这对创新生态的破坏力极强。如果科学家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国家的创新能力何来？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是勤奋努力的，如果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应该严惩“犯事者”，而不是牵连所在单位领导、相关的科技管理者，更不要株连整个学术界，除非有证据证明共谋者。一旦采取类似“株连九族”的封建管理思路，为了自保，各地区、机构、单位、部门只会层层设法为“犯事者”开脱，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保护“犯事者”就是保护管理者自己，这无疑成为恶性循环的源头。

生存压力因素：生存压力过大，导致创新能力下降 

中国的科研资助体系存在过度市场竞争，致使科研人员压力很大。科学创新必须先有思想才有科学，思想来自深思，深思需要静心，静心源于宽松环境，而过分的压力就不利于宽松环境的营造。在中国，住房购租、妻子工作、孩子上学等现实问题，一直是创造力最强、创新能力最旺盛的青年学者们的巨大生存压力。科研创新需要“科学家内心对科学发现的期盼和对技术卓越追求”的内在压力，而不是来自外部环境的生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