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卡”在哪里？

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以我从事中试工作20多年的经验来看，别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成果，就算是走到了“中试”阶段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也是偏低的。从清华大学多年来的科技成果转化数据来看，也只有5%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科技成果，大概有5个能够形成最终产品，在生产中用上，或带来经济效益，剩下的大部分项目都是中间的、过程的，经济效益很难计算。

许多人对中试的意义认识不清，他们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科技成果，就可以成功进行产业化、商品化。实际上，中试生产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环节，这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甚至要数年。

影响项目成果转化的因素很多，比如说专利并不代表技术。还有，发明专利的技术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中试结束后，要打开市场也还会遇到很多问题。

而项目失败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企业很少有人愿意投中试的项目，国内的投资人都想等项目成熟可以上市了再出手，恨不得今天投点钱，明天就有产品上市。企业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缺乏热情和动力，只愿意投资或者购买成熟的产品，这正是造成“中试空白”的症结所在。而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研究的投入远远高出成果转化的收益，如清华大学的横向项目每年大约有两三千项，研究经费十几亿元，但是投入中试的钱就比较少。

其次是有的科研成果产品技术太先进，没有市场。比如第五代继电器，体积缩小了，性能提高了，它成本也低，但就是找不到市场。它是一个创业企业研发生产的，市场没有订单。国内企业安于用现成的低代产品，宁可进口，也不愿投入资源创新技术产品，没有现成的配套设备去使用这东西。也就是说，研究者追求水平先进，企业追求现在就用，不可能配套新设备。

另外，有一些技术，国内没有生产工艺和设备。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第四代继电器，也做出来了，比日本的产品体积小一半，样品做出来了，但成品率太低，因为我国的生产工艺不行。因为零件太小了，任何一个焊点有点毛病都不行。日本不合作，它不提供这种工艺和设备，还把产品价格一下降了一半，原先卖一个产品给中国4元，降到了2.4元，接近我们的生产成本。外国公司做这种测算特别精准，这种例子很多，足见下的功夫之深。

还有，就是审批政策也会导致创新成果难以落地。多年以前，清华大学有个科学家研发了生物芯片，生物芯片检测，可以筛查儿童的基因，可以知道这孩子基因上有什么缺陷，不能吃什么药，一些小孩子因为吃错药，会有耳聋并发症等。虽然经过很长时间的研发转化，最终到药监部门报批，但遗憾的是，当时的药监局审查员说那个东西没有人用过，不敢批准，只有等国外有人用了看效果再说。

创新成果难以落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人才支持。中试阶段很漫长，技术发明人会受到基层单位各种政策的限制，很难参与其中。任何一个东西从实验室出来，到生产线，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我们支持的氢燃料电池电堆项目，已经开发成功，应该说居于国内领先水平，拥有所有的知识产权，除膜以外，全部可以自主生产，但这项技术在实验室研究了好多年，中试期间又开发了两年工艺过程，有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卡很长时间。就科技成果转化而言，需要专业员，参与人要参与成果转化。不论从个人还是从研究单位，要可持续，研究者要参与进去才有可能转化。

也就是说，任何一项技术，想把它产业化，必须整合资源，一个人或者一支队伍基本做不成，整个这条链上的一些资源，各方面的资源要有人整合。实际上，我国各单位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评价还有待完善，不少项目负责人可能宁愿多搞研究也不愿意参与成果转化。实际上，教授搞科研的思维，跟走市场还是区别很大的。总的来说，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很多项目负责人只是成功的科技工作者，而不是成功的商人，缺乏科技成果转化的意识和经验。

还有，科研管理的过程也有待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经成为广大科研单位以及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准则，但是高校、科研院所的基层单位管理还有待完善。不能说一边鼓励科技成果赶紧落地，产业升级，还把科技转化的过程卡死了。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可以不管过程，实现目标管理。一些自贸区的做法值得借鉴，科研管理可以列一个负面清单，规定什么不能干。这就是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的区别，效果会很不一样。

从企业角度来说，目前很多企业都对新技术求之若渴，但是资金问题是阻碍他们的主要原因。部分企业自身技术承接能力和资金不足，比较急于求成，但是又不愿意承担成果转化中的风险，导致很多合作项目最终失败。而对于很多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通常缺乏足够的资金去承接这些技术成果，也无法承担风险，但他们往往是最需要新技术的。政府可以从科技开发经费中拨出一定比例的款项作为中试资金，也可以建立政府或民间的中试机构，让他们去承担样品生产、技术鉴定、小批量试制、产品鉴定等一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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