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浩院士：无人机系统的指挥控制

冷战时代的无人侦察机。早期的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称为遥控飞行器(Remotely Piloted Vehicle，RPV)。在冷战时期无人机常常受到冷落，因时效性低（光学侦察，像片事后处理）、可靠性差（在越南战争期间，“萤火虫”无人机的坠毁率达16%），加之绝大部分无人机的使用涉密，民众很少了解它们相对成功的表现。总之，因缺乏特别成功的案例，无人机没有引起军界的重视，有时甚至把无人机用作靶机、诱饵，消耗敌人的弹药。例如，1982年，以色列在对叙利亚贝卡谷地实施军事打击之前，先用侦察无人机搜集叙利亚防空雷达的电子频率，然后再派出一批无人机飞往该地区上空，吸引叙军发射导弹拦截。当叙军重新装弹时，以军战机突然发动了真正的空袭，一举摧毁了叙军的防空体系。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曾多次击落美“火蜂”(Firebee)高空无人侦察机。后来，美军决定研制新型的“天鹰”无人机。但美军方对“天鹰”计划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要求，致使搭载的任务系统越来越多，传回的图像越来越差，最终导致计划夭折。

反恐战争中的察打一体机。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后，无人机逐渐在美军打开了局面，每年以300%的速度增长。美陆军和空军无人机全年飞行时间分别超过30、25万小时。“9·11事件”之后，美军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中不具优势，面对频繁的自杀式爆炸，察打一体无人机被视为解决非对称作战的非对称手段。例如，2008年，在阿富汗的20个高价值目标中，有11个死于无人机的轰炸。但暴恐分子认为：他们无需打败美军，仅需比美军坚持得更久些，美军就会难以自拔，诚如美军驻阿富汗部队的前指挥官戴维·巴诺中将所言：“美国有时间表，而他们有时间”。

反恐战争中使用最多的无人机有两种。“捕食者”使用合成材料制造，没有驾驶舱，仅重500公斤，飞行高度达8000米，可连续飞行24小时。在2005-2006年一年时间内，“捕食者”执行任务2000余次，飞行时间达3万多小时。“全球鹰”原是U-2侦察机的替身，身长12米，飞行高度达2万公里，可连续自主飞行35小时。此外，还有“影子”、“乌鸦”、“黄蜂”等小型无人机。到2008年，约5300多架各型无人机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几乎是有人驾驶的飞机数量的2倍。

在威胁多元、复杂和危险的背景下，人成为防御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而无人机适合在枯燥、肮脏、危险的（3D，Dull, Dirty, Dangerous）条件下工作，可以拯救士兵的生命。随着OODA周期的缩短，人的体力智力日显不足，士兵长期从事同一任务，体力上、心理上都会难以为继，飞行员驾机10小时以上就会感到精疲力竭，效率低下。而无人机在射击精度、速度、平稳度方面都高人一筹，不需要补给和休息，还能很快地接受新知识或新技能的灌输。机器人心无旁骛，永远忠诚，没有嫉妒心；轻伤不下火线，后发制人，无需保存自己，一心消灭敌人，无人机阵亡后，不必发抚恤金。无人机可以不间断地飞行20/30小时，由于技术进步（如GPS与无人系统的整合），成本降低，无人机现已成为美军的抢手货。现在美国军方要在申请开发一项有人系统时，首先要证明机器人武器为什么不能满足其要求。

继国家主体对发动战争的垄断被打破后，人类主体对参战力量的垄断也开始被打破，机器人成了战斗的生力军。机器人战争又称“影子战争”或“暗战”。“reachback”可译为“后援行动”（翻成“前伸--收回”或“前进-后退”是不妥的，它与回送不是同一意思）。无人机操作员位于远离战场千里之外的内华达州空军训练基地。

“察打一体”催生了C4KISR概念，但非正规战争的最大挑战在于“发现和锁定”（F2，Finding and Fixing），而不是最终的打击。举两个例子。

无人机提供的“空中之眼”或“上帝之眼”可以实施不间断的监视。例如追杀“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头目扎卡维时，情报发现他经常要请教一位教士的意见，于是美军出动无人机24小时监控这名教士，最后发现他去一间农舍与扎卡维会面。这次行动跟踪监视共花费 600多小时，而投弹仅为10分钟。

无人机参战还能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作用。 海湾战争中，一群伊拉克士兵看到一架“先锋” 无人机在头顶上盘旋，但在茫茫沙漠中无处躲避， 为了不坐等自己被 900 公斤重的炸弹炸碎，他们 朝无人机挥舞白色的床单和短袖背心。这是有史 以来首次发生的真人向无人机投降的案例。

遥控战争中引发的问题。要不要携带致命性 的杀伤武器？要不要给无人系统自主权？如果将人置于控制圈之外，则只能充分信任机器所确定 的打击目标，但计算机也有判断失误导致误伤友 军、平民的事件。敌我识别技术在这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有人主张无人机的非杀伤性很重要（代之声波、激光、化学物质等非致命性武器），“你可以命令系统制服目标，剩下的事情交给武装人员，而不是将目标全部杀死，后事交给上帝处理”。

在有些条件下，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机功能如何合理分配？人有很强的综合判断处理能力，但人的记忆能力和反应速度是有限的，人的操作熟练程度取决于自身的技能和环境的影响，比如通信中断或受干扰，或需要同时操纵多架无人机，或战机稍纵即逝。2000年，“捕食者”发现，有一车队驶入在坎大哈附近本·拉登的农场，并有一身穿白色长袍的高个男子，经对屏幕图像的仔细辨识，分析人员认定正是本·拉登本人，紧急请求调动舰载导弹对目标实施打击。但国家安全委员会却坚持要求中情局做出预判：未来6小时内本·拉登是否仍将滞留在原地？因为这是完成导弹批复程序和完成导弹发射所需的最短时间。这无疑是中情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无人系统的自主性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是否要转换人在控制圈中的角色？即转换为监督者。当然机器也会出错，但错误的机理、解决 的办法与人为错误有所不同。未来的战争或许 是人机混合编组，二者既要能相互沟通，又要相互信任。

“君子多了乱朝纲”。如何确定各级指挥官对无人机的控制权及优先级？每个指挥官都认为自己有权掌控无人机，优先级最高。

例如，中情局策划了无人机袭击巴基斯坦山区的一次部落集会，造成数十人的伤亡，引发巴全国的抗议和美领事馆的关闭。中情局认为，15岁以上的男人皆为恐怖分子，结果滥杀无辜。为此美驻巴大使与中情局驻伊斯兰堡站站长发生冲突，结果颜面扫地。“谁是总指挥？你不是大使！”“我才不希罕当大使呢”。后来发展到中 情局长帕内塔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叫板。“你大错特错”，“我不是为你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参会者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事后安全顾问多尼伦做了工作，才达成共识：大使可对反恐行动提出异议，中情局如不服，可直接请示白宫。本来大使要求有举“红牌”的权力，但最终仅赋予大使举“黄牌”的权力。

战争中使用机器人固然可以给敌方制造恐惧，但无意中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使用者自身同样充满了恐惧，缺乏勇敢精神，不敢面对死亡，因而被敌人视为软弱卑劣的一种表现。机器人大量用于战争，彻底使战士与危险恐惧脱离，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就谈不上勇气，战士的血气就体现在战胜恐惧，忠诚、团结、不怕牺牲等军人 美德也会消失殆尽。

机器人的出现模糊了战争在公众心目中的代 价，国内民众对战争中敌方人员的伤亡更加漠不关心（像看体育比赛实况转播一样观看战争）， 令军事领导人低估战争的严重后果（降低了战争 的门槛），更容易轻启战端，更难化解干戈。高层军事领导人远离战场的喧嚣和血腥，弱化了对 战争正义性的伦理道义方面的思考，以为掌握了新技术就能避免己方人员的损失，发动战争基本上不必考虑是否具有正义性，这种零风险的战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了。

集中决策、火力分散。母舰战术类似美海军在濒海战斗舰上应用的无人系统。采用远程驾驶技术，通过鼠标和操纵杆而不是传统的舵盘驾驶船舶，使船上配备的人员减少到 1/4。还具有分散化、模块化、即插即用等特点。根据不同的任务，可以接驳不同的无人系统和控制站。例如为航道扫雷，就装载可自动排雷的小型水面航行器；如受命港口巡逻，就装载用于检查可疑船只的小型摩托艇；或搭载若干架无人机。在各模块没有遭到重创的情况下，且指挥链保持通畅时，该战术能实现指挥官预期的效果。

分散决策、火力集中。蜂群由众多高度机动、 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个体组成，蜂群战术是自主 决策，自组织，实现整体的高效。蜂群个体运动 遵循三原则：相互分离（separation），保持一 致（alignment），向中心聚结（cohesion）。攻击蜂群如同用剑砍杀蜜蜂，部分个体的受损对 总目标的实现影响不大。蜂群战术有时能出奇制 胜，但因无法精确掌控，很难确切地估计行动的效果。这是一个典型的复杂自适应系统。无人机群大多采用蜂群战术。

作战条令与最佳实践。条令来自实践经验的积累。目前还不清楚哪种战术是机器人最有效的 作战方式，也许需要将上述两种战术结合起来运 用。尽管机器人在战争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还没有深入研究机器人的作战概念或作战条令。

战略下士的新要求。在无人机参战的过程中，基层部队和年轻士兵获得了对强杀伤力武器的控 制权，一次战术行动也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例如20岁上下的下士有权呼唤飞机或无人机实施 精确打击或定点清除，这在过去只有40多岁的 校官才有权这样做。这些战士被称为“战略下士”。1988年7月，美国“文森尼斯”号巡洋舰在波斯湾巡逻时，“宙斯盾”的雷达系统屏幕上标记的图标，看上去像一架伊朗的F-14战斗机，尽管该机的航速和方向保持不变，且二次雷达发送的信号是民用客机，可值勤的水兵仍按下发射的按钮，致使290 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无人机的操控者要盯着三个屏幕（导航地图、飞机的技术参数、视频态势），比较疲劳。后方作战支援还要协调三类角色（指挥官、情报人员、 空勤保障人员），这要求他们具有亲临前线的实 战经验。

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执行定点清除任务时，发生过一起严重的无人机误炸事件，共造成23名平民伤亡。无人机操作员在监视无人机反馈的视频图像时，没有注意到有儿童出现在人群中这一事实，而是断定在聚集的人群中有潜在威 胁，从而下达了投弹指令。无人机操作员所处的 环境充满压力，当时他正处理数十条实时消息，除需要不断检查来自无人机的实时视频外，还要与情报分析人员和在该区域内的飞行员进行电话交谈。他们通常要连续工作12小时才能轮岗休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很容易导致操作员数据过载，难以保证快速决策的正确性。所以在视频指挥中，人对图像的正确判读理解极为重要。

战术将军5000英里长的“螺丝刀”。在无人机作战过程中，高级指挥员有能力在5000英里之外实施越级指挥，因此被喻为手握5000英里长的“螺丝刀”，一竿子插到底。参加伊拉克作战的一名美军营长举例说：在一次战斗中，先后有一位上将、两位中将、一位少将对其部队的部署指指点点，这些人肩上扛着的将星共有12颗。这些将军被称为“战术将军”。

一位四星上将花两个多小时观看从前方传回来的视频画面，然后下达命令，指示要投多大当量的弹药，投到什么地方。一位特种作战部队的上尉带领小分队追击从一次突袭中逃脱的一名伊拉克叛乱分子时，军衔高出四级的一位准将，在旅指挥所里通过无线电直接和他联络，通过观看 “捕食者”无人机传回的图像，下达部队部署的命令，甚至指挥到每一位士兵的部署。一位将军坐在有空调的指挥大厅内观看视频，看到基层军官军服不整，敞开衬衫，取下头盔，他就通过无线电把下级批评了一通。殊不知执行任务的部队当时正在山区作战，天气太热，不得已而为之。

微观管理与事事请示。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远在千里之外的将军直接介入战场的例子屡见不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当这么做。遥控战争时代的将军们必须准确地判断，何时应亲自干预？何时可以下放指挥权，授权基层部队自主行动？如果将军做了战地指挥官份内的事，那么将军的工作又由谁来做？中下级军官无法解决本该将军把握的宏观战略和方针政策问题。

令战地指挥官悲哀的是，将军们总是认为下级没有很好地理解指挥意图，但谁能比指挥官本人更好地理解他的意图呢？于是越级干扰指挥的痼疾在微观层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军们总是高地估计其对战场态势的实时感知能力，越来越希望亲自监控战场的情况，致使战地指挥官事无巨细均要请示，就像小孩做什么事都要问妈妈一 样，我可以这样做吗？（Mother may I ？），这对下一代指挥官的成长很不利。

有一个极端管理的例子。“乌鸦”无人机操作员发现武装分子正在路边安放一枚简易爆炸装置，他向长官报告所发现的危险，请求立即打击，但长官在显示屏上分辨不清楚武装分子，一再要求降低无人机的盘旋高度，最后士兵操控无人机 直接撞到了武装分子胸部，双方同归于尽，然后向上级报告：长官，这下子您看清楚了吧！

任务式指挥 (mission command)与启发式控制(enlightned control)。机器人技术使传统指挥体制的金字塔架构面临瓦解的危险，结构的中上层消失了，因此更有必要提倡任务式指挥（mission command）。任务式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明确的意图，共同的理解，充分的信任；符合纪 律的主动性，使用任务式指令，承收经过慎重考虑的风险。指挥官应向儿童足球队的教练学习，不需要全面掌控每个人的行动路线或动作，只需 明确各队员的位置与职责，防止小孩乱哄哄地去抢球，而没有人守球门。

启发式控制（enlightened control）或开明的控制，其基本指导思想与任务式指挥有类似之处。它强调高层指挥官只需设定大的目标和大的计划，命令应足够简洁，然后让聪明的参谋、军官们列出详细的计划，并对形势做出自己的判 断，据此采取行动。将军们向现场指挥官下达的指示不要太多，不要以为没有自己，部队什么任 务也完成不了，向低级指挥官放权是为了实现整体上灵活高效的控制。启发式控制应以监督为主，控制为辅。

虽然无人机在反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军认为其效果并不理想，它形成了如下悖论：无人机杀死的无辜平民比杀死的恐怖分子要多，因无人机杀戮制造的仇恨导致新生的恐怖分子比杀死的恐怖分子要多。因此美军最重要的反思是：在反暴骚乱战争中，无人系统未必能迅速发挥决定性作用，高素质的军队和高明的战术远比高科技的无人系统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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