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颠覆性技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研究

颠覆性技术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1995年的专著《颠覆性技术的机遇浪潮》)。他基于商业创新背景，将技术分为渐进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渐进性技术是指对正在应用的技术作增量式改进的技术;而颠覆性技术则是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取代现有主流技术的技术，“它们往往从低端或边缘市场切入，以简单、方便、便宜为初始阶段特征，随着性能与功能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最终取代已有技术，开辟出新市场，形成新的价值体系”[1]。根据克里斯坦森的定义，颠覆性技术能够打破现状，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重新配置价值体系，并引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与其他技术不同，颠覆性技术给经济体带来的是一种“创造性” 的破坏，并促进其重大发展，造成利润空间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传统企业被新兴企业所取代[2]。

颠覆性技术至少具有3个显著特征:一是替代性。一旦某个行业出现颠覆性技术或其他基础产业出现的颠覆性技术渗透到本行业，本行业目前的产品将逐步被使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完全或大部分替代。例如数码相机替代了胶卷相机，智能手机又部分替代了数码相机。二是破坏性。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将极大地改变本行业中龙头企业的地位，一部分创新型中小企业异军突起，一部分没有及时采用颠覆性技术的行业龙头企业惨遭淘汰。例如胶卷相机巨头柯达公司已经破产，手机生产商大佬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公司都已经被苹果、三星、华为等远远甩开[3]。三是不确定性。颠覆性技术从出现到成熟应用乃至产生颠覆性影响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以3D打印为例，尽管3D打印技术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当前的技术还只是基于铸造、编制等传统增材加工技术的精密加工，且仅限于生产没有电子、光学等功能的结构件，若要完成制造复杂器官等研究仍需实现重大技术突破。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每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突破，都以颠覆性技术出现和成熟为标志。每一次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和人类文明的飞跃，都离不开颠覆性技术的诞生和发展。蒸汽机的出现打破了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主体的社会技术体系;内燃机和电力的出现打破了以煤炭和蒸汽机为主体的社会技术体系;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推动了以机械制造为主体的后工业技术体系转型[4]。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兴起，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日益显现，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智能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从全球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研究和布局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无人驾驶汽车等可能颠覆未来产业格局的技术，力争推动这些技术加速进入商业化阶段。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开始重视颠覆性技术发展和颠覆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并指出:“我国在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领域，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也提出，要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创造新就业。

目前看，我国在推动颠覆性技术发展仍存在认识不到位、基础研究不足、领军人才稀缺等问题。

一是尚未建立颠覆性技术发展研究的常态化机制。“颠覆性技术”概念的影响日益深远，世界主要国家都非常注重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有些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1958 年成立的美国国防部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DARPA 历史上取得的一些重大成果如无人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 网、隐身飞机等，都已被公认为“颠覆性技术”。俄罗斯、欧盟等也建立相关机构、设立类似研究计划。目前看，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顶层设计，没有形成这样的常态化机制。

二是强调技术本身而忽视应用。技术本身不能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必须物化为产品并被合理运用后才会产生颠覆性影响。技术创新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的链条，从技术发明到产品设计到市场转化再到应用效果的体现，每一个环节都有其风险。目前，我国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学术界，关注点更多的都在技术本身如何颠覆，而忽视技术物化、市场转化及应用实践的过程研究。

三是对管理创新和制度完善带来的挑战认识还不到位。目前看，对颠覆性技术带来的对传统管理模式及旧有制度提出的挑战认识还不够。比如，精准医疗在现有医疗管理模式下难有应用空间;人工智能对伦理学研究、社保、就业等政策储备，大数据对数据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方面还未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亟需加强前瞻研究和部署。

四是基础研究相对落后。习近平总书记曾比喻“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和源泉，颠覆性技术的发现和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当代技术创新成果有90%左右是源于基础研究，卫星、通信、航空、纳米等技术的突破都与基础研究直接相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研究水平和投入上都相对落后: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比重仅有5.1%，而美国、日本、英国分别达到19.0%、12.3%和11.3%[5]。

五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还未真正体现。颠覆性技术往往诞生于创新型的企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创新方面更为有效，因为它贴近市场、了解市场需求，具备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通过市场得到回报的要素组合和运行机制。当前，我国主要的创新资源多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还不够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确立的延迟有可能使我国无法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

六是领军人才短缺。颠覆性技术从出现到成熟应用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能否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特别是前沿领域的领军人才。当前，我国科技人员总量超过9000万，居世界第一，但高层次人才特别是一流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相对匮乏，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级大师更为稀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如何让世界级大师“冒”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核心和引领作用，推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让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直面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补齐短板，加强创新，做好战略布局。

一是建立专业的管理机构。围绕重大颠覆性技术的技术预警、需求论证、组织研发、应用推动等工作，借鉴DARPA等机构做法，设立不同于当前受部门体制分割限制的颠覆性技术发展运用的专职部门或机构。建议可考虑在科改领导小组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主动跟踪各国发展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动向和策略调整，加强对未来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核心技术布局和储备，加强科学技术前沿领域与产业的合作，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努力主导新兴领域国际规则与标准的制定，在大数据、精准医疗、人工智能、智慧交通等领域提出更多“中国方案”。

二是做好政策储备和管理创新。研判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强化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规模化应用场景的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研究，相应做好法规、监管、社保、就业等政策储备，努力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着手研究新型制造体系的标准、法规，开展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大规模应用的安全防控体系和技术研究。推动建立促进大数据流通的信用体系，完善数据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制度。科学评估基因技术、细胞技术对食品安全、医疗体系变革带来的影响，协同推进相关领域的管理创新。

三是打牢基础研究的根基。继续发挥中央财政在基础研究投入中的主体和引导作用，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高度关注可能引起现有投资、人才、技术、产业、规则“归零”的颠覆性技术，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发，力争实现“弯道超车”。积极推进实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加快布局建设若干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大科学装置，在重大创新领域启动组建国家实验室。

四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清除制约创新资源流动、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束缚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的体制障碍和制度藩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创新产品、技术、专利等得到有效保护，激发企业创新热情。进一步创新支持政策，引导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强化企业主导作用。

五是建立培养和吸引创新型人才的环境。一方面调适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着重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文化。原始创新培养要从中小学教育着手，从娃娃抓起。从标准答案向发散思维转变，从考分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变。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海外人才永久居留便利服务试点、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等，构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环境。对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要给予充分的尊重，给予充分资源按照其自有标准组建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