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评估：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是战略与作战净评估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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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战略与作战净评估的经典范例
——又读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体会
远望智库净评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易评估
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的经验而写的，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重大争论的结果。毫无疑问，就系统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而言，这篇著作是“事前”战略与作战净评估。但是，仅就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的经验这档事而言，这篇著作又是“事后”战略与作战净评估的经典范例。
近年来，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体会，我已经写过几篇了，并在一些学术活动中介绍过其中蕴涵的净评估思维与方法。在我看来，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就是净评估理论的基础和核心，美国净评估概念直接取材于这篇著作，净评估之“净”源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净评估之要诀源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净评估之实质源于“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美国国防部净评估的目的是“确认与辩识需要高层防务官员注意的问题和机会”，而这个“确认与辨识的过程”就是毛主席讲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我注意到，这篇著作不仅讲到战略运行的闭合回路与决策周期，而且讲到战略评估（净评估）在其中的地位作用。认为净评估“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而且“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
对此，我于今年3月8日在远望智库战略前沿技术微信公众号上，发过一篇题为《战略设计与战略实施中的净评估问题——再读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体会》的文章。详情可查，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我在学习研究毛主席著作时发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讲到“事前”（战略形成前）的净评估，而且讲到“事中”（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净评估，以及“事后”（战略实施之后）的净评估的问题，并且做了一个“事后”战略与作战净评估的范例。
我注意到，美、台净评估专家非常重视“事前”净评估问题，很少关注“事中”净评估问题，至于“事后”净评估的问题更是鲜有论及。美、台一些净评估专家学者甚至只承认“事前”的净评估，因为在他们看来，净评估只是“向前看”的评估，着力解决的是未来问题。
应该说，净评估通常要立足现实，回顾过去10～20年的历史发展来总结特点规律，以展望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趋势及结果。也就是“昨天—今天—明天”。正是因为要回顾过去，所以美国相关机构和学者创建的“事后”净评估案例还是不少的。一场战争或冲突结束后，美军也都有总结。只是在一些净评估研究项目中，他们很少把这个总结作为独立的阶段来运作，因此其“事后”净评估的案例相对于其它案例而言往往还不够纯粹和完整，而且很少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有鉴于此，今天我就要对此重点地说一说。
通常情况下，评估按时机或进程阶段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种。与此类似，我将净评估也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种。但是，我的这个分类绝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或套用，更非事出无聊或多此一举。因为确有“事后”净评估的理论和案例，而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确切的需求。这是硬道理。
我还要说的是，国内许多同行只知美国相关机构建立有各种净评估的案例，并不知道其实中国也有，而且我军早期就有，而且还比美军早出数十年之久。我甚至为自己的这些“小小的发现”激动了很长时间。但是，有些同事和朋友却不以为然。他们不时地“泼冷水”，说这是“空泛的理论概念问题”，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不值得讨论。对此，我着实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我们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战略、它是怎样运行的、以及怎样去研究它。事实上，一些研究机构或人员只把“中期评估”定位在工作层面或执行层面，怎么也拉不到战略层面上去。客观地讲，现在各行各业在工作层面或执行层面的总结很多，有的其实仅仅停留在评功摆好的档次上，鲜有真正的战略总结——基于战略评估的总结。当然，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不仅我们，即使美国也概莫能外，非常可悲。我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前顾问哈罗德·罗德就曾在2017年夏天准备的一篇演讲稿《对于净评估流程的理解》中大胆地指出：“经验证明，全世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为处理日常问题而深受困扰。对他们而言成功就是处理好上司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所以一个好的官员很少会关心战略问题，即优秀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试图解决的总体目标。甚至，大部分政策制定者，几乎从来不去想如何理解他们正尝试解决的问题，更不必说那些为其工作的官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作总结非常普遍，战略总结却非常少见，而做得好的战略总结更是凤毛麟角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经验进行的总结。总结当然是平常之事，并不稀奇。但是毛主席的这个总结不同凡响。毛主席非常重视总结、非常善于总结。有资料反映，1965年7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夫妇时就曾问其机要秘书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思远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毛主席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一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趣闻充分说明毛主席重视总结、总结很重要，对于许多读者而言，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但是对于战略与作战的决策和研究人员而言，仅仅知道这些显然就不够了，起码还得知道总结什么、怎么总结。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主席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思想，并亲自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开创了党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的新局面，同时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武装对江西苏区的多次“围剿”。然而，受“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干扰，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不仅反对和否定了其正确的军事思想，而且排斥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最终致使红军不得不退出革命根据地，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国革命才重回正轨、转危为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就是对此一阶段经验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的。没有这样一个十年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很难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当然，更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一般来看，回顾总结既要看成功的经验也要看到失败的教训，二者不可偏废。但是，美国净评估更强调“失败是成功之母”，他们更愿意发现和提出问题，乐于挑毛病、唱反调，强调分析失败的原因。安德鲁·马歇尔及其学生们就认为，美军长远军事计划所需的由上至下的政策指导几乎等同于白宫的“原声摘要播放”和国务院关于政策和战略的“电报报告”，而净评估则不同，它要向权力诉说真相。他们认为，净评估“不是一个兜售政策的地方，也不是在提出新的补充原则，而是扮演了反思性的甚至是批判性的角色，它要发出一针见血的批评，不能像掌权者希望的那样去做。”
我注意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单是“估计”一词就用了 8 次之多。从净评估案例的角度来看，此一著作作为总结评估，就属于“事后”战略与作战净评估，而且是反思性/批判性的评估，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着力判断哪些是正确的事，指出哪些不是正确的事——错误的事。
例如，该文明确指出，我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以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一个是，在1931～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这个错误直到1935年1月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时才得以纠正。一个是，在1935～1936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最后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依靠红军中党员和指战员的觉悟，才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
这篇著作对敌我双方竞争/对抗的状态和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不仅仅是针对某一方或另一方进行的总结。例如，文中就指出，“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因为“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与此相应，红军的活动则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在此情况下，红军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就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成。也因此，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显然，这种评估实际上是对敌我双方交互作用的分析，这就是净评估的本质。
这篇著作正是通过敌我双方交互作用的动态分析与总结，进而认为“围剿”与反“围剿”这种形式，在过去十年中是没有变化的。并由此推断未来趋势及结果，认为如果不是民族战争代替了国内战争，那么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这也就是说，在敌我双方“围剿”与反“围剿”的这种斗争中，问题的本质是敌强我弱，而解决问题的机会就在于使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
我注意到，美国《国防部指令》明确的净评估术语定义就是“对决定国家相对军事能力的军事、技术、政治、军事、经济和其它因素的比较分析，目的是确定或识别需要高层防务官员注意的问题和机会。”其中，比较分析之“比”讲的是对比，而“较”则是较量——PK的意思。对比来看，美国对于净评估的术语定义与毛主席的这个总结在理念上和方法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美国人还没有把功夫真正学到家。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认为学习和使用都要用到这种方法。对此，毛主席就说到：“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
我注意到，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不惜笔墨反复强调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以及特殊性问题。例如，毛主席在开篇就讲到：“战争……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再如，“革命战争……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又如，“中国革命战争……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对此，毛主席还进一步指出：“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反观现在，我们一些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者却走到他的反面——唯恐理论高度不够、适应范围不广，而一味地拔高和抽象，追求所谓“普遍规律”。
从全文看，毛主席对这个十年的总结重在探寻“全局”与“局部”的问题、“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和“规律”与“指导规律”的问题，以及特殊性的问题。统计表明，通篇“全局”一词就出现了38次、“局部”出现29次，“主观”12次、“客观”13次，“规律”48次、“指导规律”8次，而“特殊”也出现了14次之多。
针对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和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毛主席还基于对军力平衡的观察更进一步地指出：“‘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他认为，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敌人更强大时，那么这个反复就结束了。然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对此他也说了：到那时，就是我们围剿敌人，而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到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话到这里，我还想说，如果我们一些战略总结得不出“规律”来，那就是总结的高度和深度还不够；如果我们一些战略总结得不出“指导规律”，那就是总结的目的还不明确、总结的功能作用还没有发挥好。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内涵丰富，八十多年来，中外专家学者从众多角度学习和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主要从战略和作战评估的角度来学习和研究，深感收获良多。充分体谅手机读者的阅读耐力，今天就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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