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评估：传统的“形势研判”套路存在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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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形势研判”套路存在严重缺陷
——美军为何摒弃传统的“形势研判”而代之以净评估
憋屈十多年了，因为顾虑一些领导、同事和朋友或许不爽，所以总也不便说出来。这几天终于想通了，反正是美国人的话儿、美国人的事儿，又不怎么反动、也没啥危害，茶余饭后重新捡拾起来说道说道，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针对其他任何军队和任何人员，大家也不必对号入座。
我要说道的是，美国著名净评估专家菲利普·卡伯尔博士在2008年8月15日发表的长文《为国防部长服务的净评估和发展战略：初期形成及对未来的启示》，以及2010年10月31日发表的长文《美国国家净评估的起源》中，都讲到一个客观事实：“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既没有强大（浓厚）的战略评估传统，也没有将战略评估与长期规划（长远计划）和战略发展（制订与调整）融为一体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郑重其事地指出，美国陆军当年率先借用了普鲁士军队专门为其校级军官进行战术训练量身定制的“应用系统”（applicatorysystem）。后来，美国海军也采用了这套系统——方法及过程，并冠以“形势研判”（或“情况估计”）之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导美国战区战略的“橙色战争计划”就采用了“形势研判”的方法及过程。卡伯尔认为，这种套路（方法及过程）虽然有其积极的一些方面，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缺陷，以致194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明确制订“国家安全战略”的同时，一并要求相应地建立“竞争性评估程序”——直接导致了“净评估”在美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导美国战区战略的“橙色战争计划”都采用了源自普鲁士的“形势研判”（或“情况估计”）方法及过程。据了解，目前这一著名的套路仍为众多国家或地区军队所沿用，虽然也有些许改进，但是总体框架与基本精神没有改变。这个套路主要基于“四大步骤”，也是“四大推理要素”：
第一步：任务陈述；
第二步：敌方部队和意图评估（assessment）；
第三步：己方部队评估（assessment）；
第四步：可选行动路线（或方案）评价（evaluation）。
这在军事实践中，总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形成与定下决心的方法及过程。其中：
第一步，任务陈述，也即了解任务，就战术乃至战役层级而言，就是领会和理解所受领任务的活动。内容包括上级的作战企图、本级的作战任务以及可能得到的支援和加强，本级在完成上级作战任务中的地位作用，各种关系（如指挥、协同和保障的关系，作战行动与政治、外交的关系，友邻任务及其与本部队行动的关系）以及完成作战准备的时限和要求，等等。
而第二步、第三步，分别就敌方与我方的部队（兵力）和意图作出评估，显然这也囿于战术或战役层级，而且属于静态对比的范畴。
至于第四步可选行动路线（或方案）评价，那就是形成行动构想的过程了。主要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作战行动的进程和结局进行估计和推测，包括作战进展、战场态势变化、敌可能使用的兵力兵器及其战法、作战结果。这当然也处在战术或战役层级。
这些要素自上而下地排列，就可将外部的各类信息引入到推理过程之中，因其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在形式上咋一看好似归纳法，其实根子上却是线性的演绎推理过程。卡伯尔认为，正是这种演绎的套路，在20世纪早期扎扎实实地深植于美国陆、海军应急计划和战争计划之中，成为“战略估计”（StrategicEstimate）的方法及过程，并且顺应了“地道的美国战争方式”。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主导美国战区战略的“橙色战争计划”就采用了这个套路。同时，也正是这个原委，让“形势研判”这个套路从此成了其他一些军队争相效仿的模板。
然而，美国就是美国，非常异类，总于“鸡蛋里挑骨头”，不管打了多么漂亮的仗，都要找出几条不是才感到自在，如果是吃了败仗，那就更要挑毛病、找茬儿了。因此，二战行将结束，美国就急忙对其战中战略决策的失误展开反思，特别是对其支撑战略决策的方法及过程进行了检讨，认识到上述套路的存在价值和潜在问题与不足。
卡伯尔认为，上述“战略估计”方法及过程——“形势研判”套路所以能在美国盛行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并为美国以外的众多“战略家”看好，主要在于它有三个积极的方面：
其一，确保政治对军事的统领。它将国家政策（使命任务）作为战略逻辑的起点，并由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总统）或其内阁级代表（陆军部长与海军部长），对此做出诠释——以将政治目的转化为军事任务，从而能够敏锐地把握克劳塞维茨“政治第一”的原则，总体上确保军事服从政治而不是相反。
其二，支持计划拟制的工具。如果需要进行国家动员和跨大洋部署，那么对相关的力量生成进行比较评估，就是计划的主要内容了。例如，在太平洋地区，陆军凭此制订了包括动员和装船、以及支援海军进攻的时间表等在内的“橙色计划”。当然，美国陆军还凭此制订了完整精确的保卫菲律宾、夏威夷、巴拿马运河的计划，尽管从战略上来看，这些只是反应性质的，并不具有创新性，但是拟制计划总得有个工具作为“抓手”。
其三，生成行动方案的过程。这个套路广泛采用了多种创新性的战略概念，尤其运用了陆军战争学院和海军战争学院相关的智力资源，根据敌我比较评估来生成进而讨论评价可选行动方案的得失，为决策提供直接支撑。
或许这个套路在引入美国的早期是这样，或者说在当时那种长期战争中是这样。但是，时过境迁，脱离当时的背景条件来讨论它，以今人是而道昔人非、或以昔人是而道今人非并不可取。毕竟许多内幕性深层次情况我们并不知晓，因此外人还是不置可否为妙。
在前面提到的两部著作中，卡伯尔都有郑重指出，20世纪世纪上半叶美国各军种基于“形势研判”套路为之建立专门机构的“战略估计”程序，存在七个严重缺陷：
第一，政治指导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很少有政治家能够清晰地说明计划所需要的确切指导，“面向长远军事规划的自上至下的政策指导要么来自白宫的‘泛泛而谈’，要么来自国务院的‘电报报告’，通常没有什么大用。”特别是一旦出现后续衍生的计划，武装部队总司令往往就会忽视它们（政治指导），或者修改既定目标，或者草草地予以批准了事，或者做出无法与现有计划相协调的修改，甚至可能限制真实场景下所用的应急计划。这表明，政策与战略是脱节的。然而，从1890到1939年的美国战争计划显示出，政策与战略之间非常需要紧密而持续的联系。每当这种联系存在时，战争计划就贴近实际。每当这种联系较弱或不存在时，战争计划就脱离了实际，仅仅适用于参谋军官的年度例行公事——演习。
卡伯尔并举例说，“联合小组”曾试图持续地获得国务院的相关建议，但是后者对此了无兴趣。如此这般，往往就使得军事机关制订出与国家政策或外交现实毫无关联的计划，在制订大规模战争计划方面尤其如此，脑袋向西、脚步向东的情况也就难以避免了。
第二，这涉及到不一致、不对称的前提。从第一步到第四步，也就是从“指导方针”到“可选方案”的演绎链条中，敌我双方的“平衡评估”自然是关键一环。然而，这一关键环节由两道构成：先由情报部门G-2评价（evaluate）威胁，再由作战部门G-3评价（appraise）己方军队的相关能力，形成了一个“分岔”的评价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两个部门评估模式不同，在评价上常常使用不同的衡量标准，而且“屁股”问题带来的局限性导致在分析敌我力量和弱点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
第三，在具体应用实践中限缩了创新性。卡伯尔注意到，普鲁士及德国的“训练系统”在发展替代方案时都非常强调主动精神与充分发挥想象力，然而这一系统移植到美国之后，则过分强调“学院派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具有创造性的选项。例如，美国人将所有事物都抽象成过于单纯的海军“海上的”或陆军“大陆的”战略。用中国话说，类似于《郑人买履》“宁信度，无自信也”。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军种间的合作最多是不完全的，通常情况下都是不一致的。
第四，未能将强大的新系统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卡伯尔认为，“在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史诗般的技术创新浪潮中，美国的国家计划却认为技术是由各军种装备局处理的问题，并未将强大的新系统视为实现战略突破的形式。”仅仅从评估（评价）兵力和意图的字面意思上就能看出，其中当然没有包括强大技术系统的战略影响力。这在技术地位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更是难以让人容忍了。
第五，缺乏对不确定性、熵效应以及敌方后续反应进行系统性认识的功能。也就是，缺乏正确应对情况不可逆转的恶化（treatment of entropy）、以及由于我方对威胁做出反应而可能出现的新威胁的评估过程。更进一步地讲，说白了，就是缺乏对双方“自主”交互作用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的考察，没有站在敌我双方各自的立场上、按照各方惯常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及资源情况来博弈研讨、对抗推演、模型模拟（或模式模拟），而是一厢情愿、我行我素，既把敌方看“死了”——当做被动的静物来处置，也限缩了我方的想象力。
第六，忽略了大多数战略问题具有的反复性特点。“形势研判”这套逻辑假设战略计划过程是线性的，可以分成相继的步骤予以处理，直接忽略了大多数战略问题的反复性特点。谁都知道，“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既然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则反复权衡就势所必然了。于是乎在解决这些战略问题时，演绎和归纳往往是相互作用的。就是说，在这时更为需要的是“线以外（offline）”的工具。
第七，战略不仅仅是战术的扩大，战术不能为长远竞争/对抗提供一贯的基础。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而不能颠倒过来，这是铁律，也是常识。然而按照“形势研判”套路构成的整个计划系统，却在本质上是将一种战术方法及过程扩大运用于战区级别，这就使得一些战略所特有的问题要么被忽略了，要么不能以连贯的观点持续地处理。战术思维无法涵盖或易于忽略很多问题，卡伯尔就例举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不连贯性、主要对手之间的不对称性、不同战略方向的优先权、盟友的贡献以及盟军管理、操控战略态势造成敌军资源浪费等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卡伯尔的发现，他个人认为美军运用传统的“形势研判”套路时存在的严重缺陷。各个国家或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在运用时出现的问题可能更多或者略少，即便一样多，程度上或许有所不同。今天我之所以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抖落出来，是因为恐怕别人不知道。但愿我的耽心是多余的。
最后还想说的是，既知传统的“形势研判”套路存在严重缺陷，那么改变或者修复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卡伯尔也有注意到，美国国会1947年7月通过《国家安全法案》，在要求制订明确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同时，一并要求相应建立“竞争性评估程序”，由此直接导致了净评估在美国的兴起——战略净评估、作战净评估、技术净评估……没完没了地净评估。几十年来，净评估的开发和应用基本承袭了上述三个积极方面，并较好地克服了上述七个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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