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话题。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科技创新、一个研究活动，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开始进行理论研究，建立模型，进行仿真，做实验，提出一种创新的思想技术路线，然后拿出个样机，拿出一个模型，接下来，我找到一个老板，介绍我的产品、技术。我说我的技术研究之路一共有一百米，我现在已经走了五、六十米，我对你讲述我的前景是如何地好，将来经济效益会达到什么程度，它能用在什么场合。我也会实事求是地告诉你，技术的挑战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愿意接这个技术吗？ 大多数企业会先去评估一下风险，一定是很低的情况下，或者是稳赚不赔的情况下，才会去接这些东西。如果风险非常大，即使有很高的利润，这些企业还是不愿意做，这就是目前我们国内面临的现状。这些技术的成果就是个论文、专利，就停留在“胜利的前夜”。也就是我走过了五、六步，就夭折在七、八、九这个过程当中。这一段路程往往称为“死亡之谷”。一些好技术最后没有走到底，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大学比较擅长基础研究，我把它称为第一棒。接下来，把接力棒交给应用基础研究，或者技术的原创研究阶段，我把它比喻成4×100接力的第二棒。再往下，这个成果从大学要输出，或者从研究机构要输出，要做中试。比如说要做模型的验证，做共性技术的攻坚，做样品的放大，要模拟真实条件下的进一步的技术深化、熟化。有一个研究哪儿都好，但是发现可靠性不太行，或者轴承不太耐磨、精度不太够的话，再或者一个手机用蛮好用的，但真正用起来总掉信号，信号总是不强，这都是不行的，所以要进一步熟化，这就是说的第三棒——中试。再接下来，要做工业化的生产，由企业来做。它要关注产品好不好用、价格如何、消费者的心理状况，关注营销、质量保障，还有产品性质、性能的一致性等等。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大学擅长的是前两棒，第三棒怎么跑是全世界的难题，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产生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这不奇怪，这其中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首先作为国家层面上，它涉及到通过法律和政策如何来界定，或者厘清一项成果产生以后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特别像大学、研究机构，它拿着国家的研究经费，成果的属性当然属于国有。那么，大学里面有没有使用权？有没有处置权？有没有收益权？说得再具体一点，把成果卖了，研究人员有没有好处？如果说我在这里边没有利益只有风险的话，那科技人员是否肯冒风险继续往前走？所以作为国家一定要通过法律、政策的层面，把科技成果所涉及到的这几个权要把它厘清。

从企业层面来说，研究成果工程化的投资非常大，它可能是前期研究经费的十倍或者几十倍。企业对风险、市场、成本的控制和担忧可能都影响到转化的决心和信心。作为大学来说，坦率地讲，实验室的成果不是商品，科学家、技术专家不是企业家，实验室的成果到市场的产品或者商品之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作为个人来说，怎么看待他这个研究和工作算不算贡献，算不算绩效，这涉及到利益分享机制的问题。我在这里作转化，将来有收益了，我是否参与分成？有没有股权？有没有比例？以及在整个创新链条当中的，从科学家、专家、企业家、中介机构包括国家，如何进行利益的分享呢？

我个人觉得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都解决了，才能真正地走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如何跨越“死亡之谷”，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关键道路，就要坚持走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之路。

当年我还在做研究生的时候经常到中关村出差。大家知道，中关村的科技发展起来有很多因素，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有改革开放的因素，还有政府的支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北大、清华这样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存在，以及他们大量的研究者、教师、学生把自己的技术成果不断地往外孵化，成就了今天的中关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中关村和今天作个对比，就会非常有感慨。你会看到每一步的变化、每十年的发展都历历在目，能看到我们国家在创新路上的变化。

国际上也如此。有一个类似我们国家中关村、在创新上做得非常好的大的园区，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附近，这个地方称为128号公路，这里诞生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技术，孵化了很多在今天仍然发展很好的世界级著名企业。还有硅谷，这个区域里有斯坦福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批学校，也同样是创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成果孵化创建了这个园区。它的产值和效益在全世界都处于引领的地位。因此，一所大学和一个区域的发展是相互互动、同向同行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大学的研究，也包括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我们通常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面向学术前沿，探索无人区。第二个层次，是面向重大需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三个层次是面向主战场，解决人们美好生活的问题。面向市场，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首先，大家知道有些研究非常具有前瞻性，在一定时间内不一定能马上转化为可用的产品或者商品，或者有一些可能永远也不能转化，比如说我们对暗物质、黑洞，对生命起源的认识。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也有一些在当下我们看不到更好的前景，但是在未来有广阔的市场的东西。这个例子特别多，像电流、电磁场、X光的发现。在当时大家能想到电磁场的发现今天能应用到手机吗？X光的发现，能想到今天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已经做到256层，甚至更高吗？还能用于人类的健康诊断吗？我相信，当时未必都能看得清楚。因此有一些在学术前沿上的重大的探索，尽管当前不能明确看到应用的效果，或者直接的前景，但是它有潜在的前景和解决科学认知的问题。我觉得这些研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在探索研究无人区，所以作这些研究。科学家是非常伟大的，有的时候确实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甚至一生就磨一剑。作为一个研究者、一个大学的老师，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和敬意。

第二个层面，要面向重大需求。比如说大飞机、国防安全、高铁、新能源汽车、5G、新一代药物等等，来凝练我们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转化到整个生产技术、创新链条，通过产学研用合作把它打通，把我们的目标最后实现。

第三个层次，就是面向市场，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包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个技术特别多，比如汽车的发展、手机的发展、化妆品的发展，日用品当中的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不断地改善我们生活。这些研发人员的工作也是有益的，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在研究当中，还有一个保障特别重要，就是如何创新科研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像天使基金、风投基金，比如说我投十个项目，我不求每个都成功，其中能成功两个，甚至成功一个，我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所以它的基金专门就干这个事情。在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这套机制相对比较完善一些。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市场经济先走一步的城市，特别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现在这方面做得也蛮好的。

接下来，在我们整个社会上，如何使资本和科技的对接结合好，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保障性、关键性的问题。我打一个比方：科技成果就相当于美女，资本就相当于帅哥。在这个逻辑上，要想这个成果落地的话，它的逻辑是帅哥追美女。怎么追最好呢？我畅想的最佳状态是能够一见钟情。这技术一看挺好，那我就盯上你了，一拍即合，也可能十拍即合，这是效率比较高的一种配置。或者日久生情，就是我要观察一段，现在我还吃不准，我要跟踪一段时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和机制。如果还是困难，那我建议是不是打造一个平台，有一种“红娘机制”，通过提供平台，介绍大家谈一谈、处一处，看看能转化还是不能转化。我想这个机制特别重要。另外一个机制，就是能够使一些重点的战略研究方向将来能够通过企业、政府和学校共同建设共性技术研发中心或者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样的一些平台，来突破那些关键共性的技术壁垒。为什么谈共性呢？因为不是共性的专有技术的话，一般来说企业还有一种自我保护或者其它方面的一些考虑。因此，对于这种公共平台来说，研究共性技术，这种产业技术研究院可能更适合。

美国有一个《拜杜法案》。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美国科技转化也面临着“死亡之谷”的困惑，大约转化率也只有不到10%。后来，美国参议院的两位议员就提出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核心是关于科技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特别是它强调了大学、研究机构可以有处置权和收益权，极大地刺激了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个人从事研究和转化，特别是转化和技术转移的积极性。这个法案大概在1980年出台，出台以后，我看到的资料显示，它的转移、转化效率、转移的比例明显增加。因为对于转移的比例来说，这个话题很专业，有的时候不同的口径有不同的说法，我看到资料大概增长了十倍。这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呢？就是因为科学在技术转移当中面临的“死亡之谷”是共同的，因此我们国家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要研究这个法案，作一些借鉴，走中国的道路，提出自己的法案。因此对我们国家的199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作了修订，于2015年8月份在人大通过，通过之后实施，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有些人认为我国目前科技成果转化困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高质量的中介机构。像美国有技术转移办公室，剑桥大学成立了剑桥企业，那么这些经验是否适合我们国家呢？我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也值得我们学习。可喜的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研究机构，对于这些经验和这些探索都有实践，同时也形成了一些中国特色技术成果转化、转移的模式、机制和队伍。在研究者和企业之间可能会存在鸿沟，这其实不奇怪，因为大家考虑问题不一样。企业有转化风险的压力，有后面投入比较大的压力，而高校有自己的擅长和研究阶段本身的使命以及分工，因此这两者中间需要个“桥”，这个“桥”就需要专业成熟的且发展、发育良好的中介平台、中介机构，乃至一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人的培育和发展，我觉得这个中间环节特别重要。

将来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把技术转移，包括市场辅导，包括基金的投入、法律法规的审查等等，这些比较综合的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是特别擅长的一些工作分离出去，由专门的代理机构、中介机构来做，这可能更专业，效率更高。

通过近些年的变化可以看出，比如在我们国家深圳、广东有各种风投基金、天使基金，比重已经非常大了。很多高校也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和一些带有中介性质的机构和平台。现在我判断，可能社会资本进入了更加专业的一些专门化的机构，从事中介、转移、评价、风投、认定的工作。这些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将是我们国家创新驱动、技术转移发展当中的外在的有力保障。

我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经常问我怎么看待大学排行？

首先，大学的排行榜对于社会和百姓大致了解一所大学的位次、发展状况是有帮助的，特别在初期阶段。但是，要比较深入了解一所大学和了解一个人是一样的，不能简单看排名，要看它的特色，要看它所追求的卓越、它的发展愿景、它的使命，要看它是不是在自己定位上办得最好等。

各位可能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大学生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50%了。接近50%是什么概念？就是达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门槛。高等教育普及化门槛的国际上的通行规律和特征是什么呢？是多样化，高等院校多样化的卓越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比如说在德国、法国，有些家长不一定把孩子非要送到那些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他也可能送到一些工程师的专门学校。出来之后薪水很高，很好就业，它的工程师质量很受社会的认可，这难道不是高质量吗？

我这里再举了几个例子，像斯坦福、威斯康星大学，以社会服务发展见长的大学都是优秀大学。同理，我们新发展起来的英国华威大学，1965年建校，产学研合作做得非常好，社会上也非常认可。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在工业创新上、在技术的尖端前沿领域上做得非常卓越，也是好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原来以钢铁学科专业见长，地区以生产钢材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匹兹堡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所大学，如今它通过问题导向，学科交叉转型发展，现在它在信息领域已经办得非常出色，包括它的戏剧、管理方面的学科也很有优势。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既要对标国际标准，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办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具体到某一所大学，你是以技术创新擅长还是以基础研究擅长，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找准自己的定位。有的是相当长的历史积累才形成的，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现在反对“五唯”，在基础研究方面不是不看论文，就是不能拿论文查数，不能简单以论文多少论英雄，应该更看重质量。在技术创新方面，我认为应该更加关注能否解决那些“卡脖子”技术，能否引领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大学来说，我的观点还是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大家说大学什么不擅长？比如说大学办企业就不怎么擅长。教授不是老板，教授不是企业家。我的观点是，大学的成果研究到一定程度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转移出去，或者合作开发，或者卖专利许可就可以。一竿子捅到底的话不一定能成功，的确是有成功的，但多数情况下有挑战。因为一项技术好，不一定能赚钱，但是技术不好那肯定不赚钱。除了技术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商业模式、资本模式、技术模式，还有管理模式。如果你管理不到位，废品率很高，成本控制不下来，你同样赚不到钱。因此，推动产学研融合过程当中，大学还是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一个好的大学应当是有优势、有特色，学科交叉，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特别是把理论成果应用化，做到“顶天立地”，然后服务国家战略，解决若干重大工程需求和在工业化生产当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问题。

比如我所在的学校，它就是以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见长。在共和国建设时期曾经研制了第一台电子管模拟计算机、第一台国产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第一块超级钢，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科技园。特别是在近年来，学校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着力强化特色，推动产学研用融通创新。

东北大学的材料学科，特别冶金材料学科是它的优势和特色。通过近年的技术创新和攻关，能够在一些重大的相关领域突破了多项“卡脖子”的影响，高规格、高品质，这些钢材的研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打破了国际的垄断。

学校提出了生产全流程混合智能优化控制方法的原创成果，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流程工业等一些重大工程。对于制造业而言，我们把它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离散制造业，一类是流程制造业。离散制造业包括生产汽车、飞机、手机、零部件，它能查数的。还有一类是钢铁、石油、化工，按照连续流程生产的称为流程工业。在流程工业当中的优化控制、智能控制都是非常难的问题。学校的研究者们推出了全套的理论，这套技术、这套理论已经写入国际学术领域的最高端组织——自控联的白皮书。作为未来世界自动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得到了双丰收。

你认为一项成果研究完之后，然后有了纯收益，其中的百分之多少归你你可以接受呢？国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当中的规定，要求纯收益不低于50%奖给团队和个人。所以，我们国家在重大科技政策制定上，历来是很敏感的，大家相信它也一定是有效的。

拿东北大学的情况举例。东北大学贯彻国家新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出台了20多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转移的文件。学校规定纯收益给团队和个人最低不低于70%。可见我们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比较大的一个支持力度，和为了调动大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所能够给予释放的红利空间。同时正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其它的一些能够促进保障转移、转化的配套文件和制度。2016年到2018年，过去的三年时间，学校输出的技术交易额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交易额在全国高校均位于前列，同时也入选了国家教育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基地，名列前茅。

学校特别注意把研究成果向教学转化，转化成育人的资源。通过产学研合作和创新创业教育更新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打造培育学生的创新团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

我们统计了一下，最近几年东北大学的师生在国际上参加各种大赛获奖的人数、规模和比例在全国高校都名列前茅。坦率一点讲，进来的学苗在高考分数上，应该说在全国不在第一个层次上，前面有那么多好学校，但是我们的出口培养学生社会是认可的，其中创新创业的能力受到好评。比如我们有一个艾森（Action）团队，是一个机器人团队，已经在国内机器人大赛四连冠，代表我们国家大学生出征国际比赛。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乙队，TDT机器人团队也是冠军。很多学生通过训练，在创新能力意识和创新精神方面、实践能力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我认为这些同学走到社会上是有很好发展的，将来他如果不从事机器人行业，在无人机、汽车无人驾驶、数控机床、自动化装备领域也都可以大显身手，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同时，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团队它还孵化了自己的公司。我统计了一下大学生在运行的一些公司，良性运行的公司有65家，年度合同额超过千万元的也有多家，很了不起。

面向未来，学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深知学校的短板和不足，但是在推动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道路上是可以和学校建设的大目标，追求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是相一致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是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和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取国际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因此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我觉得我们身上担子很重。面向未来自己的愿景和目标，我们自己感到还有很长路要走。唯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探索和前进，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