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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一个又一个的政策推动下，美国商业航天产业已经在低成本、高效率、高可靠实现客户需求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力、竞争力，迅速在国际航天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2020年5月31日，SpaceX的载人龙飞船成功将两位宇航员成功送往国际空间站，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家将人类送入太空轨道的私营企业。美国商业航天领域的进展有目共睹。
这次成功发射打破了传统航天领域以国家力量为主的局面，凸显出商业航天公司在技术创新、运行效率和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事实上，不仅是SpaceX，近年来，美国商业航天蓬勃发展，在空间运输、卫星遥感、卫星通信等多个方面，涌现出以太空探索公司(SpaceX)、轨道科学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为代表的一批商业航天公司。
此外，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入美国商业航天公司。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商业航天领域55%的投资都流向了美国的创业公司。其次是英国（24%）和法国（7%）。这要从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商业航天政策的演变开始说起。1957年10月4日，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升空，成为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正值冷战，斯普特尼克1号的成功在美国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为此，1958年7月29日，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美国公共法案85-568》，创立了国家航空和太空管理局（NASA），取代了其前身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NASA的成立及运作，使美国的航天技术研发与生产逐渐系统化和规模化。但艾森豪威尔同样也在制度层面上进行了制约，艾森豪威尔在《美国航空与航天联邦法案》中，规定将民间承包商的发明和它所带来的与航空航天相关的权利均收归政府所有。该法案的出现，使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美国所有的商业发射因为专利权的限制，都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航天器来搭载。1965年，国际通讯卫星（Intelsat）发射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拉开了美国商业航天的时代巨幕。这个时期的商业航天项目投资来自政府，由NASA负责项目管理，由商业公司承包制造。“晨鸟”（Early Bird），又称为“国际通信卫星-Ⅰ( Intelsat 1)”
此后，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轨道科学作为NASA任务的主制造商，投入航天飞机研发，以帮助美国从发射报价和技术先进性方面全面领先于其他国家。但航天飞机受技术、管理、效率以及垄断等多种因素制约，成本居高不下。据统计，美国航天飞机总计发射了135次，花费了1960亿美元，平均每次发射费用高达15亿美元。为收回航天飞机的高昂的研发成本，美国设定政策，要求美国研制的卫星必须由航天飞机进行发射，同时对航天飞机发射费用提供巨额补贴。对航天飞机的政策倾斜，极大程度的打击了美国私人商业运载火箭的行业前景。在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出事之前，国际商业航天（其实也包括军事发射）市场上，美国所占的份额在95%以上。后来，随着阿丽亚娜系列运载火箭的崛起，美国的市场份额缩减为36%，而法国的市场份额占到60%。在上述背景下，第40任美国总统里根上任后，宣布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一个是鼓励私营企业投身太空事业，二是开拓太空的商用价值。随后美国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均围绕这两方面展开。1984年，在里根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业太空发射法案》，允许私人发射火箭，并要求NASA尽最大可能寻找和鼓励最大化太空商用。随后，1990年,《发射服务购买法案》也随之颁布，一大批私人发射服务供应商涌现而出，他们为NASA提供了较为廉价的发射服务。其中，最大的两家企业是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在提供发射服务前期，NASA通过向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分别招标来压低价格。但到了2006年，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合伙成立合资企业“联合发射联盟”，又反过来垄断了美国空军、NASA和其他政府机构的火箭发射项目。在垄断与反垄断的博弈中，新一代商业航天公司的机会来了。2000年，亚马逊CEO 贝索斯创立蓝色起源，2002年马斯克创立SpaceX，越来越多的玩家入场。彼时，1984年颁布的《商业航天发射法》在2004年迎来第三次修订，修订后，该法对商业发射中许可证制度、政府职责、保险制度等都进行了全面的规范。除了政策规范外，此后美国推出了“商业补给服务计划”等资金扶持政策，例如 2008 年 12 月 28 日，NASA 将总额高达 35 亿美元的“商业补给服务”合同授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轨道科学公司（OSC），其中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合同金额为16亿美元，计划向“国际空间站”提供 12 次飞行，总计运送货物20t。值得注意的是，此种项目聚焦于完成运输补给服务，而非此前的具体航天产品的生产。这种模式赋予了企业更灵活的运营模式：承包商可以利用火箭的富余运载能力搭载部分其他载荷获取收益，也可以通过对箭体的重复使用降低成本而获取更大的收益。事实上，这段时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NASA的预算吃紧，降低成本的需求更加强烈。在减少政府投入、提高效益的需求驱动下，政府也期望通过商业航天，从技术相对成熟、风险相对较低的传统航天项目中解放出来，而专注于前沿技术开发、未知领域探索，如载人深空探测等，航天的商业价值也逐渐凸显。2010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美国法典》的第 51 编(国家和商业空间项目)，正式将《联邦空间法》编入法典，使空间法成为了独立的部门法。其使私人航空航天企业的成立和运营得到了规范，同时明确了政府与企业的权利与责任，使得私人航天发射活动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在保险理赔方面也得到了规范。2013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国家太空战略》更是强调，应当尽可能购买和使用市场上提供的商业航天能力和服务来满足美国政府需求，积极开发创新型、非传统途径获取的商业航天产品和服务，给予私营公司技术支持，以有偿、不干涉和公平为基础最大限度地确保美国政府航天技术和基础设施保障商业航天活动的发展。明确除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发射任务不可私营化外，寻求一切机会将日常的航天任务转至可带来高效费比的私营公司。至此，美国航天产业政策已完成了由管制到开放的转变，随后进入全方位扶持期。【商业】正在成为美国航天政策中的重点词。2013年11月，美国发布了新版《国家航天运输政策》，该政策中“商业”一词出现了27次、“私营”一词出现了11次，并专门提出要鼓励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商业航天运输业的发展。在政策的推动下，近五年来，进入美国商业航天领域的风险投资公司数量增长迅猛，平均增长数量达到了50家，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投资者。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商业航天公司的地位进一步提升。2017 年 6 月 30 日，特朗普签署总统行政命令恢复“国家航天委员会”，国家航天委员会设立“用户咨询小组（UAG）”， 由航天领域的非政府代表和相关从业人员组成，为委员会提供来自外界的建议。实际上，美国商业航天政策的变革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比如，2017年4月，美国卫星新创公司Swarm申请实验性无线电服务许可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下简称FCC)以卫星体积太小难以追踪为由，拒绝了该申请。之后，Swarm仍发射了卫星。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高高扬起，轻轻落下，仅宣布对该公司罚款90万美元，并要求补齐预发射通报要求等文件。此后，美国针对小型商业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措施，简化频率轨道申请流程，为小型商业航天公司的发展降低了准入门槛。2018 年 2月，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国家太空战略》），特朗普政府既在《战略》中将商业航天提升至与军用、民用航天一致的高度，要求军民商三者间加强协作交流，确保美国在太空保持绝对的领先优势，又以“政策令”形式大力推动商业航天力量在太阳系探索、太空交通管理等具体领域发挥作用，为商业航天企业在载人登月、星际探索、太空旅游、太空态势感知、太空碎片清理等方面释放技术活力搭建新的舞台。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具体规则和一揽子资助计划，主要包括空间行动协议、商业载人航天与货物运输计划、商业轨道运输服务、商业补给服务、商业载人航天方案和商业载人一体化能力计划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仅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商业补给服务”（CRS）项目就获得了16亿美元的经费。2014年12月，NASA还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阿连特技术系统公司（ATK）、终极前沿设计公司（FFD）、联合发射联盟公司（ULA）4家美国公司授予了《商业太空能力合作协议》。正是在这些资助计划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轨道科学公司等新兴航天企业得以不断发展。此外，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也在支持利用商业方法建造卫星星座，并发布“黑杰克”（Blackjack）项目从商业公司处购买支持可在低轨应用的小型军事通信卫星。美国空军对“星链”计划已赞助2870万美元，将其应用场景拓展到军用，并在2019财年拨款2.15亿美元的专项军费，向商业航天公司购买高速军用互联网服务。SpaceX在成立十余年时间内，极大降低了火箭发射成本，目前猎鹰9火箭的发射价格只有主要竞争对手阿里安五号的30%。SpaceX以每2~3周进行一次60颗卫星发射的速度，部署其星链计划，有望到2020年年底成为全球最大的卫星互联网运营公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一个又一个的政策推动下，美国商业航天产业已经在低成本、高效率、高可靠实现客户需求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力、竞争力，迅速在国际航天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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