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产学研政金服”多主体多要素交叉融合，破除科技成果转化“中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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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智库  

作者：黄宗远

破除科技成果转化“中梗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建设、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近日，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黄宗远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破除科技成果转化“中梗阻”，要对科技成果分类管理、科学施策，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全球科技创新活动已经从最原始、最简单的第一代科技创新模型发展到了第五代网络化、集成化科技创新模型。在当前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大趋势迅猛发展的同时，一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杂音也不时沉渣泛起、甚嚣尘上。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形势倒逼着我们必须迅速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从而使得技术创新活动在顺应全球化、信息化大趋势的同时，也能有力地应对这一新形势的挑战，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以往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一代、二代创新模型进行的，提出的对策大多适用于流程、工艺之类改良性技术创新成果，对于当今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的革命性、重大科技成果并不适用，在理论上对于革命性的、重大的科技成果转化规律和机制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中梗阻”，除了部分中间层次的行为失范与违规外，还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由于理论认识不足而导致的行为盲目性与随意性。要破除科技成果转化“中梗阻”，首先需要了解现代科技成果的性质与特点，把握不同性质、特点科技成果转化规律，找准破除科技成果转化“中梗阻”的关键点与着力点。

依据科技创新的性质与特点，可将科技成果分为革命性科技成果、产业技术体系关键性科技成果和基础性增量科技成果。

革命性科技成果主要是指那些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都产生革命性变革的重大科技成果。这类科技成果往往与技术革命相联系，具有创新性和通用性等特点，诸如前几次技术革命中的铁路、电力和信息技术等主导技术群落中的科技成果。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革命性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都是通过一组与该技术紧密联系的新兴产业的迅速成长取代旧的主导产业，从而引发产业模式和结构的变迁来确立，并通过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来实现。而要完成这一过程，不仅要求新兴的科技成果及其产业能够从规模上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关键是要能够推动传统产业的进一步转型、升级，实现“创新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革命性科技成果改变其他产业和经济活动的能力，实质上源于其相伴而生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影响，这是在新兴产业内外使用该科技成果最有效、最佳的实践模式。因此，针对革命性科技成果的转化最根本的是要有与该科技成果的技术经济特性相匹配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保障和支撑。

产业技术体系关键性科技成果是指那些会对产业内部若干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科技成果。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需要有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产业生态体系来支撑。然而，由于不同产业间的技术经济特性不尽相同，针对不同细分产业的关键性科技成果转化所面临的“中梗阻”因素也必然存在一定差异，需要进行分类管理。

基于技术的复杂性和市场结构两个维度，产业技术体系关键性科技成果可进一步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产业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市场结构表现为较强竞争性的产业的关键性科技成果。如纺织业等轻工业中的关键性科技成果。由于这类科技成果的技术复杂性较低，且较为成熟，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小，且此类科技成果由于产业市场结构的强竞争性导致创新过程中形成的资产专用性较低，科技成果更多地以企业内部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和投入为支撑，以专利形式呈现。因此，这类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阻力集中表现为在位产业的激励机制与产业生态文化，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动力问题，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运行机制。

第二类是技术相对成熟且具有较高垄断性产业中的关键性科技成果，如基础化学、钢铁等产业中的关键性科技成果。这类科技成果可供扩散的企业较少，创新资产的专用性和创新成本普遍较高。因此，其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是该行业寡头企业内部中心实验室R&D活动与市场动态的有效结合，其转化阻力也主要来源于与市场管理机制相关的主体和行为。

第三类是技术高度复杂且市场结构具有较高垄断性产业中的关键性科技成果，如核技术、航天航空器制造技术等。这类科技成果的市场需求非常集中，创新资产的专用性极高，创新过程中需要巨大的风险投资和极高的交易成本。因此，这类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点需以政府组织为主导，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由政府立项研发，并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和交易撮合等方式推动实施转化，转化的阻力主要来源于与规制相关的主体及其行为。

第四类是技术复杂度较高，市场结构主要以竞争性为主的产业关键性科技成果。这类科技成果往往是一些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显然，无论从这类科技成果本身的研发还是从市场的拓展来看，都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但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涉及新兴产业和新兴创业企业，创新成功者也很可能会享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收益。这类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阻力主要表现在前期的研发投入和进入商业创新阶段后，各方参与主体和要素间的相互协调机制。基于这一因素，此类科技成果转化应以国家公共R&D基础为支撑，采用社会风险资本引导下的联赛式市场机制，建立产学研合作的网络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信息的智能反馈，其阻力可能主要来源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中各种在位利益者的保守力量，以及新兴产业体系的基础设施支撑不足。

基础性增量科技成果是指连续发生的、量变性的科技成果，主要包括生产工具、制造设备的更新，产品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改善等。较之前两类科技成果，基础性增量科技成果是一种渐进式的科技创新成果。这类科技成果由于受到沉没成本和重置成本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强烈的技术路径依赖性。从研发领域来看，基础性增量科技成果的研发时间和成本相对较少，影响范围也比较小，多以局部性为主。同时，其研发内容主要集中于科技成果的商业化研究，而非基础性研究，因而，其与市场需求的变动和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联系极为密切，常常涉及到产品开发部、制造部、工艺开发部以及市场部等多个部门间频繁的信息交流。因此，这类科技成果转化的阻力除了来自于科技成果本身的技术不完善外，还将受到企业内部界面效率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实践中，应根据科技成果性质与特点分类管理，科学施策。例如：革命性科技成果带来的是一整个全新的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这一过程很多时候都表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需要技术经济范式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创新，“中梗阻”的最大阻力就是旧技术经济范式体系对新技术经济范式体系的阻碍。

科技成果的转化主要经历两个阶段，即科技成果的研发阶段和以成果为核心实现市场价值的经济活动阶段，二者的总和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创新。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地对原有的产品、技术、市场、管理、组织进行变革，从而创造有价值的新产品、新服务以满足人类社会新的需要的活动过程。显然，它既包含从新想法（创意）的产生、研究、开发、试制、制造的发明创造过程，又涵盖了从组织变革、管理变革、文化变革乃至制度变革的广阔领域，需要一种有远见、知识和开拓精神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这个过程来看，科技成果转化中面临的“中梗阻”，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化的要素聚合过程，不仅要关注技术要素之间的匹配，更要关注各种要素的匹配和利益分配，需要考虑各种要素主体之间的融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找准破除不同类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梗阻”的关键点。

由于这类科技成果会带来整个经济体系的重大变革，甚至推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因而其转化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在于与其相匹配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保障。众所周知，技术经济范式本身既是一种扩散的推进器，也是一种阻滞力量。技术经济范式所提供的模式最终会被所有人追随，但由于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内涵都与前一次不同，新的范式原则的确立将不得不经过社会学习和再学习的过程，逐步将过去成功的工作和管理经验淘汰、归零。因此，破除革命性科技成果转化“中阻梗”的关键是：一方面需要克服因旧范式业已取得的成功而产生的惰性力量，另一方面需要促进适应新科技革命需要的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与扩散，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保障革命性科技成果的转化。

以华为芯片面临的断供问题为例，芯片技术是智能经济时代的关键技术基础，智能技术经济范式体系的确立将能够带来新一轮的经济长波。然而，美国对华为芯片断供后，华为海思虽然具备高端芯片的设计能力，但受长期以来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影响，使得高端芯片产业体系、政策、资金、制度和人才等方面的不匹配阻碍了我国在这一领域中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也使得这一产业在国际形势突变情况下遭遇到了巨大压力。显然，要破除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中阻梗”，必需从技术经济范式体系的创新入手，逐步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新技术经济范式，加强关键基础领域的技术攻关，形成围绕芯片科技成果的关键技术群落。然后，在投资、组织模式和所有社会主体的思维领域，以及那些对经济和社会进程起调节和驱动作用的制度上进行大量的配套变革，以促进芯片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产业技术体系关键性科技成果的转化作为实现产业技术创新价值的重要过程，不仅涉及产业内部技术本身的突破性创新，还包含与其相关联的市场、组织、管理和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变革所引发的人力、技术、信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重新整合。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关键性科技成果具有发展潜力高、经济带动性强、环境污染低、技术知识较为密集等特点，这些特点在为科技成果转化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转化难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科研水平要求高、依赖性强，高水平科技成果的取得比较困难，影响其转化效率；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包括了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工程化生产、市场开发等多个阶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任一环节的不确定因素都将增加该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因此，要破除这类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中梗阻”，需通过不同主体、组织间的网络协作，将每一种要素按职能进行重新整合，依托资本、新兴研发机构和产业基地，全方位地建设和优化产业生态体系的结构及运行机制以保障产业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

基础性增量科技成果主要表现为原有技术轨道内产品性能的提高和工艺技术的改进，这类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的经济主体及流程也较为单一、直接，科技成果转化的阻力相对较小。按照创新来源的不同，这类科技成果可进一步细分为工程师及其他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人员的发明和改进意见，主要表现为“干中学”和“用中学”，以及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并最终实现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成果。

前者是一种连续性的短期研发结果，其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一种由企业全流程主导完成的转化，转化过程较为简单，几乎没有中间环节的干预。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主体合二为一，不仅消除了技术消化吸收的障碍，同时也降低了各项交易费用，转化阻力极小，主要取决于科技成果本身的完善度，转化速度较快。历史经验表明，这类科技成果的转化对于在使用各类生产要素时效率的改进具有重要影响。

后者一般是长期研发活动的结果，其科技成果转化过程较前者略显复杂，不仅包括企业或科研院所主导的自主转化模式，如尼龙技术的应用转化；还涵盖了产学研合作模式，如核电站科技成果的转化。因此，破除这类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中梗阻”的关键，除了要完善科技成果本身的技术体系外，还应以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不同参与主体间利益诉求的平衡。

近年来，各类官方或民间的专业科技中介类服务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不断产生，发展形势良好，覆盖线上与线下，包括专业技术交易所、网上技术交易市场、企业技术需求与科技人才信息服务平台，以及孵化器、科技园、众创空间等。但是，从实践中看，仍然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的现代服务体系发展不完善、通晓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与技能的专业人员不足、运行机制落后等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例如，与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专业中介机构以及信用评估专业中介机构相比，我国评估科技成果整体价值的权威性机构还相对较少，不能为科技成果或专利提供及时、准确和全面的价值评估，极大地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的提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应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协同创新机制，实现“产、学、研、政、金、服（中介服务体系）”多主体多要素的交叉融合。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政策为指导，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完善的现代中介服务体系，以点带面，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拓宽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链条上，成果的供给端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以人才为支撑，建立起完善的激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才能从源头上提升我国整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其次，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应设立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机构，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现代服务体系建设。

第三，应进一步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创新，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和政策，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采用政策允许的各种形式（如技术入股、离岗创业等）积极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去。

最后，应特别注意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的培养。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不高，归根到底在于高水平专业人才的缺失，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始终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战斗力。因此，应尽快培养一支适应科技成果转化实践需要、既有坚实理论基础又有较高水平专业技能的专业人才队伍。如在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可开设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学科，培养各种类型、层次的专业化人才，包括专业技能培训、专业硕士和工程博士等，在培养方案上应侧重产教融合，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人才的交流和联合培养，为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组建起一只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团队，以适应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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