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零元购”泛滥，而且罪魁祸首是47提案？真相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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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中，经常会看见流传“零元购”视频。无一例外地，有人会跟着发表评论，说都是民主党毁了加州，造成零元购现象泛滥成灾。
所谓零元购，是指那些那些在商店的偷盗和抢劫行为——不付钱（零元）就获得了商品（购）。而加州2014年通过的47号提案则被视为造成零元购现象的罪魁祸首。
尽管如此发表评论的人振振有词，但这样的言论并不是证据确凿。
关于47号提案的几个关键点
已经有过很多这个题材的文章，本文只简单说几个关键点。
第一，既然47号提案是选民投票通过的，就必须视为选民的选择了，这时候再说什么民主党、共和党已经没有意义。就好像英国脱欧，虽然往简单上说这是保守派赞成自由派反对的事情，但公投之后就是英国人民的选择了。
另外，47号提案是2014年通过的。2020年，一个试图将有组织的零售盗窃，无论金额大小，都定为重罪的20号提案被加州选民以24个百分点的差额决定性地否决了。这就更说明了这是选民的选择。
也许今天再投票会有不同的结果。但这两个提案毕竟都是由选民决定的，所以，也必须由选民负责。
第二，根据加州法院和检察官的说法，47号提案设立了一种新的轻罪，称为“入店行窃”，可被处以最高6个月的县级监狱监禁，或者可能面临高达1000美元的罚款，或同时面临罚款和监禁（英文原文见下图）。根据加州刑法典的定义，入店行窃是指“在商业机构正常营业时间内进入该机构，意图进行盗窃，而所拿或打算拿的财产价值不超过950美元”。就是说，47号提案是允许起诉入店行窃和其他小偷小摸的罪行的——只是作为轻罪而不是重罪。
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简称PPIC）的声明，“自2000年以来，加州已经实施了许多刑事司法改革。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研究将这些改革与暴力犯罪的变化联系起来，但它们被发现是促成汽车盗窃和盗窃罪暂时增加的因素。”
第三，47号提案通过后曾经面临过不少挑战，说因为这个提案导致加州犯罪率增加。问题是，犯罪率增加是2020年才开始，是疫情之后的事情，距离该提案通过的2014年有好多年了。如此“算账”的逻辑不靠谱吧？疫情之后，全美国的犯罪率都增加了，这背后一定有“普适”的原因，非一个提案能够解释。
第四，说“零元购”与47号提案相关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上面PPIC也有类似说法。但该提案2014年就通过了。提案通过后那么多年没事，现在才成为问题，必然是同时还有其他原因。所以，不去同时追究“其他原因”，纯粹怪罪于47号提案，不合理也不公平。对这一现象的另一种解读是：类似法律并不一定会促成零元购现象。
检察官不起诉商店偷盗是不是“零元购”的罪魁祸首
说到其他原因，人们普遍责备的就是检察官决定不对商店偷盗行为提起诉讼。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导致司法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州（也是美国整体）监狱人满为患。注意，我们不是说监狱里人太多了就必须放一些出来，而是说美国监禁人数之众已经到了极其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步。
根据2016年的数据，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是，美国监狱关押的人数占世界监狱总人口的25%！消化一下这样的数据！这是不是有悖天理？
美国监狱人口与其它发达国家的比较，来源：prisonpolicy.org
监禁关押是一种惩罚罪犯的手段，也是一种希望能够让罪犯改邪归正的手段。不幸的是，如果被过分利用，以此来惩罚没有前科记录而且是轻罪罪犯，这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毁灭一个人的工具。所以才有了47号提案！所以才有了20号提案的不通过！要减少监狱罪犯人口是有道理的。
打个比方，原先天天喝可乐的人因为可乐不健康改喝果汁。后来发现喝果汁也不是很健康，那么正确的做法是直接吃水果+喝水，而不是回到喝可乐。既然已经有了过分监禁是错误的共识，就要尊重这个以极大代价获得的共识，不要走回头路。
为什么监禁必须成为唯一的手段呢？检察官不起诉不代表警察不应该有所作为。根据Desert Sun的报道（见上图），“零元购”的趋势始于2021年下半年，起因是那年5月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市中心发生有组织的盗窃和抢劫事件，而警察不管不问，丝毫也不干预。警察这样的行为自然会送出一个很不好的信息。
有人说，既然检察官不会起诉，警察当然就没必要作为了。这就是把监禁作为唯一惩罚手段的思维。
检察官应该对案子视情况而定，加州法律并没有规定轻罪盗窃不能判刑。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轻罪盗窃普遍来说不起诉，是走在合法合理的路上，只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果警察以消极怠工来“对付”检察官的改革，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改革成功。
即便检察官不起诉，警察是否作为，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还是打个比方，如果一个学生的不良行为够不上校长级处分，老师就可以不管不问了吗？如果无视所有“小事”，都发展到够格校长处分的地步才处理，学校能不乱套吗？我不懂的是，为什么矛头都是指向检察官的改革，却没有人说警察不作为也有责任呢？尽管严肃的学术研究和主流媒体一直坚持说，把加州的犯罪率攀升与司法改革关联上，没有证据支持，但右翼舆论的导向最终导致积极进行司法改革的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博彻思（Chesa Boudin）被罢免。这里右翼舆论是不是在故意误导？
“零元购”成为比较明显的问题肯定与大环境有关
不管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零元购”的普及，如果偏执地认定废除47号提案就能解决“零元购”问题，很可能会让我们失去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很简单的道理：那么多年没问题，现在才比较普遍的出现“零元购”现象，说明哪怕47号提案有责任，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
占世界总人口5%的美国，其监狱关押的人数竟占世界监狱总人口的25%，我们能说这是正常的吗？难道这不是社会的问题吗？我们难道没有责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吗？
“零元购”成为比较明显的问题肯定与大环境有关。这是我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疫情暴露了我们社会的深层问题，犯罪率上升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并设法解决背后的根子问题，我们永远是走在治标不治本的路上。
不是说不需要治标，但不能走错误的老路，而且，如果不同时也治本，怎么能够指望情况变好呢？
上图显示，美国顶尖收入1%和0.1%的人现在所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与当年大萧条时期相当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美国的问题很多，与犯罪率有直接关系的就有控枪，堕胎，贫富差距等等。如果我们无视这些根子上的问题，又怎么可能真正降低犯罪率呢？是的，有否堕胎自由与犯罪率有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关系（详情请阅：我们真的了解美国犯罪率为什么高涨或下降吗），所以，谈犯罪率不谈这些，甚至阻止控枪，剥夺妇女的堕胎权，简直就是笑话！当然，这也都是右翼舆论的刻意误导。
要我说，最根本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1929年的程度了。我们为什么认为这样的差距是可以接受的呢？难道就不担心类似当年大萧条的事情再次发生吗？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贫富差距是民主体制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民主机制都不保了，犯罪率还算个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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