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洲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网络研讨会成功举行
黄亚洲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
网络研讨会成功举行
2022年10月，中国著名诗人、作家、影视编剧黄亚洲的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由名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11月26日晚，黄亚洲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网络研讨会以线上方式举行。
由于疫情尚未完全结束，本次研讨会借助腾讯微信群的线上方式举行。主持人张智博士邀请了著名翻译家、诗人、学者吴投文教授、张智中教授、高亚斌教授、石永浩教授、张琼教授、颜海峰教授、马婷婷女士、林巧儿女士，参与黄亚洲的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网络研讨会。
研讨会上，八位嘉宾针对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展开了激烈而不失理性的解读与批评。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现将八位嘉宾的发言原原本本整理出来，以飨广大读者。
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IPTRC）
混语版《国际诗歌翻译》杂志社
读黄亚洲《花门坊八号》
湖南科技大学 吴投文
我更愿意把黄亚洲先生的《花门坊八号》看作是一部纪实小说。纪实而小说，实际上并不矛盾，带有文体嫁接的意味。这部作品一方面是纪实的，围绕外祖父的花门坊联结起几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变化，带有社会史和家族史的厚重内涵。另一方面，作者的写作手法并不局限于纪实文学的范畴之内，而是融合了小说的结构特征和语言特色，尤其是书中的细节描绘更多是属于小说的，而不是属于纪实文学的。这种融汇的结果带来了作品的可读性，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精彩的细节描绘，让读者欲罢不能。应该说，这种文体的融合也切合家族史这一题材，使书中的人物变得可感可触，形象丰满。在我看来，《花门坊八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作者秉笔直书，内容客观真实。作品围绕花门坊八号，主要描绘作者的外祖父母一辈，作者的父辈和作者自己这一辈，也往前涉及到了作者外祖父的家族渊源，也往后延伸到了作者自己这一辈的子女，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中国近现代这一急剧变动的时期，在描写对象上主次分明，其中对作者的外祖父和作者父辈的描绘是作品的重点。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在时代大变动中作者这些亲属的命运变化，从一个家族的小视角呈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动。作者的笔触是相当犀利的，并没有回避时代的局限和人物身上的缺陷，而是把人物置于社会的变动中，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深刻变动期的真实状况，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反思意识和现实关怀。
其二，作品细节感人，人物历历在目。作者的外祖父张襄巨是一个民族工商业有产者，是温岭电力行业的先驱者，对地方工商业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又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士人，有眼光，有个性，讲气节，有尊严感。但就是这样的一位自食其力者，却在时代的变动中曾两次入狱，并含冤而死。他的精神却在后代身上延续了下来，也在县史上留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在这部作品中，外祖父张襄巨是一个最关键性的人物，也是书中刻画得最深刻、最丰满、最有历史感的一个人物。细节在刻画这一人物形象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些细节描绘惊心动魄，强化了人物的个性和真实感，避免了一般纪传体作品的空泛与抽象，也激活了历史的真实氛围。比如，张襄巨第二次入狱时，绝不委曲求全，而是不惜以命抗争，始终喊冤大骂，不屈不挠，显露出了身上丰沛的血性。其他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是如此。作者注重细节的运用，从丰富生动的细节中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命运变化。如书中对大姨张定中和小姨张定统的描绘，就蕴含丰富的历史意味。
其三，作品语言酣畅淋漓，深切感人。作为一部纪实小说，作者没有直接大量引证地方史料，而是把人物充分融汇到了时代风云中，地方史料与人物形象融为一体，既写出了历史鲜活的一面，又避免了阅读上的滞涨感。作者写的是历史变动中的人物，确实从人物的命运中抽绎出了令人深思的方面。好读而避免了阅读的滞涨，令人深思而避免了夸饰，这就使作品获得了一种深情与酣畅。
总而言之，黄亚洲先生的《花门坊八号》既写出了个人的命运变化，也呈现出了特定时代的真实情状，书中包含一部爱恨情仇的家族史和家国情怀的社会变迁史。
吴投文，诗人、批评家。1968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文学博士，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研究。1989年发表诗歌，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数百首，发表论文和评论一百五十余篇。诗作入选上百个重要选本，出版：诗集《土地的家谱》《看不见雪的阴影》，学术著作《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百年新诗经典解读》《百年新诗经典访谈》等。现居湖南湘潭。
诗人本色：《花门坊八号》的语言文体特征
天津南开大学 张智中
《花门坊八号》是著名诗人、作家黄亚洲刚出版的一部纪实性长篇小说（2022年10月名人出版社）。该书图文并茂，娓娓讲述家族的兴衰与家国的命运。一口气读完，掩卷反思，觉得本书有着鲜明迥异的语言和文体特征。
首先，最为突出的，就是书中的人物对话，本该用引号，却全然省去。例如：
我外公说，哦，哦，后来又说，悬，悬。
我三姨说，死马当活马医。
我外公说，医得活么？
我三姨说，爸爸您穿上外衣，我们马上动身，现在就去汽车站。（168页）
我小姨说，你还会记不得，就那首歌嘛。
我小姨夫就笑，说对对对，就那首歌。
我二妹好奇了，问，到底哪首歌，说出来给我听嘛！
但两人都不说。我二妹对小姨夫说，你再不说，我就不给你加这盅酒。
但小姨夫就是不说，问小姨，小姨也不说。（235页）
显然，引号虽然省去，对话内容却依然清晰。而且，因为引号的缺失，对话似乎只是人物言语的大致内容，不见得是精确的记录，这样的间接引语，给读者带来一种历史感。
第二，文气的逗号。例如：
那人，就是温岭师范学校的老师吕眼镜。（191页）
第三天晚餐，第三个故事。（230页）
小姨夫就哈哈笑，一饮而尽。（230页）
凡人，都是有点小秘密的，至死不说。（235页）
四十九年沧桑，弹指一挥间。（249页）
一个时代，正逐步正名，这当然很好。（250页）
我三姨听着，不吭声。（318页）
余光中曾言：中文用逗号，是为了文气；英文用逗号，是为了文法。黄亚洲善用逗号，从而给小说带来浓浓的文气。上引短句，如是；长句，亦然。例如：
我三姨问，啥话？
吕眼镜说，叫他不要死。
见我三姨发愣，吕眼镜又说，人到了那种地方，会很想死，但我要告诉他，要撑住，不能死，死太容易，死还不容易么，活才难，所以，能活，才是真汉子。（184页）
如果换个作者，同样的内容，会少用多少逗号呢。
第三，新奇的比喻。例如：
我外婆的眼睛，这两个月里，一直是肿的，像金鱼。（190页）
山东跟我小姨八竿子打不着，那么，她从志愿军转业后怎么不回浙江老家，而一个人孤零零跑到了山东了呢？（215页）
这话一出，我外公的脸就烧得像块红炭了。（269页）
当时，她整个脸上，晚霞漫天。（328页）
眼睛“像金鱼”“八竿子打不着”“脸就烧得像块红炭了”“整个脸上，晚霞漫天”，这些比喻，形象生动，能令读者在心里反复玩味。
第四，短句成段。《花门坊八号》在语言文体上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一个短短的句子，成为一个自然的段落。而且，这样短句而成段的情况，还很是常见。例如：
这一下，倒叫我小姨愣了。（225页）
因为，别无选择。（225页）
现在就该说到爱情了。（226页）
我小姨就没得说了。（230页）
历史回到了历史自身。（250页）
孔门之后，不是寻常人的，很多。（259页）
风平浪静，没事。（261页）
顺境做人，逆境也做人。（375页）
碍于客人的情面，小姨当然就不好拦阻了。
小姨夫就讲了第一个故事。（229页）
第五，新颖的措词。例如：
可见我外公的撞击之狠，可见他寻死之意的坚定。也很可能，这一动作，包括其烈度，他早已设想过好多回了。（190页）
杜队长说，我最后这层意思，你不必对张襄巨说。说了这些话，对他日后改造不利。（192页）
杜队长踱来踱去，两条短眉毛拧得很紧。（194页）
每天采购些营养好的食材，煮得软软的，糊糊的，一天五六餐，一口一口地喂。（194页）
我小姨说，净嚼舌头。（230页）
总之，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闹掰了。（316页）
“烈度”“这层意思”“眉毛拧得很紧”“糊糊的”“嚼舌头”等，语言何等鲜活。这跟作者是个诗人，当然有着很大关系。
第六，跨行技法。小说中透出的作者诗人身份，不仅体现在新颖的措词上，更堂而皇之地体现在小说的跨行技法上。例如：
她的决定就是：就地转业。
转业之处，就是东北吉林。……（216页）
这种打破，是相当残忍的。
打破这个局面的，竟是我小姨夫孔德森本人。（242页）
这一选择，很不容易。这意味着自我牺牲。
原因是，她不忍心。（260页）
但我三姨，就是不喜欢他。
喜欢这种事情，真是没道理可讲的。（264页）
两行之间，显然的形断意连，跨行明显，很像诗歌的技巧。诗人写惯了诗歌，在小说创作中，难免会把一些诗歌的技巧糅入进来。再如：
这种折腾来折腾去的精神痛苦，对我小姨来说，实在是无法忍受，但这种痛苦的表现方式却特别简洁：失眠。
严重的失眠。
从睡下去，一直到鸡叫，一直到天亮。
整夜整夜的睡不着。（217页）
跨行，显然。再如：
我小姨夫确实是会动脑筋的，毕竟闯荡江湖细察人间这么多年，他知道在恰当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恰当举动，于是——
他疯了！
当然不是真疯，是一种买傻装疯的疯，亦可叫作神经极度恍惚。（233页）
“于是”后面使用破折号，下文又单独成段，这正是诗歌里常见的用法。再看小说的结语：
这个核，会在我口腔里久久滚动。我不可能咽下去，但也不想随便吐出来。
当然，这个核五味杂陈。
当然，你一下子猜出来了，这个核，就是——
花门坊八号。（378页）
显然的诗歌写法了。更有甚者：
一片安静的黑暗。黑暗中海浪荡漾。
奇迹就是这一夜发生的。（227页）
两行之间，空了一行：少见。但却类似诗歌里常见的分节。非诗人，不能为之。
通过纪实性小说《花门坊八号》，我们知道，黄亚洲的父亲曾组织“文学社”，喜欢吟诗作文，并在《温岭新闻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而其母亲对文学充满敬畏，并因此而与父亲恋爱结婚。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难怪黄亚洲能成为著名诗人、作家。而其诗人的本色，即便在长篇小说的创作里，也毫不忌讳地得以彰显。
张智中，翻译家、学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翻译系主任。兼任《国际诗歌翻译》季刊客座总编，出版编、译、著90余部，在外语类核心和其它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另有诗歌创作发表，曾获多种奖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天津市哲社重点项目1项。汉诗英译多走向国外，获国际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广泛好评。译诗观：但为传神，不拘其形，散文笔法，诗意内容；将汉诗英译提高到英诗的高度。
让小说回到故事
——黄亚洲长篇小说《花门坊八号》简说
兰州交通大学 高亚斌
黄亚洲的长篇小说新作《花门坊八号》出版发行了，在此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白鹿原》的扉页，陈忠实写下了巴尔扎克说过的话：“小说是一个家族的秘史。”黄亚洲的长篇小说新作《花门坊八号》，也可以视为呈现给世人的一部属于自己家族的秘史。小说展现了从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从建国初期直到新世纪，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风云中，一个家族的兴衰和变迁、一些小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倒影了不同时代的繁复映像。小说描绘了几代人的形象画廊与精神图像，洋洋几十万字，倾入了巨大的感情，灌注了如许的心血。
《花门坊八号》叙述了外公、父亲和“我”三代人的百年沧桑，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外公吴巨襄是有着实业救国思想的实业家，他创办的温岭太平电器有限公司，为当地人民带来了电力和光明。在此后的岁月中，公司一直在艰难时世中苦苦支撑，维持着太平镇的光明，以微薄之力造福桑梓，同时也为当年的抗战尽了一分力。在一个贫穷、愚昧和落后的时代，这个“光明”就有了现实和象征上的双重意义，与丰子恺为花门坊八号题写的匾额“天枢在望”一起，寄寓了对于光明前途和美好未来的期盼祝愿。小说用了自传体的写法，具有纪实和“非虚构”的特点，着重从心理的层面，还原外公、父亲他们一代的人生历程与情感历程。另外，以父亲和母亲的爱情为线索，小说在不乏诗意浪漫的叙述中，寄托了对于父辈逝水年华的遐思和追忆。在小说中，“花门坊八号”既是一个地理标识，又是一个记忆空间和精神空间，它把一个家族的命运沉浮跟一个地方扭结在了一起，使小说具有了某种神秘而感人的宿命感。在小说的最后，“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些亮光的”，可以视为是对外祖父连同那一代的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的由衷致敬，也是对于“花门坊八号”的高度礼赞。
在《花门坊八号》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创作者如鲠在喉的“讲故事”的冲动，代替了小说对于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情节陈说的追求。《花门坊八号》的整部小说，是由一个个片段和零散的故事连缀起来的：“外公”的故事、“爷爷”的故事、“父亲”的故事、“母亲”的故事、姑姑姨姨们的故事，还有“我”这一代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出自不同人物的叙述，在讲故事的同时，也能凸显出讲故事者本人的性格形象，使“讲故事”本身成为了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按照西方叙事学的观点，“讲故事”区别于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故事只是一些前后相随的原始事件，而情节指的是创作和叙述出来的加工后的事件。讲故事可以不必过于考虑人物、情节等因素，不受小说形式和结构的拘泥，能够自由生发和铺展。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小说是说故事”，如果这可以算作一种创作追求，那么《花门坊八号》肯定是有着“让小说回到故事”的写作倾向的。而且，对于家族历史丰富的细节和感性的血肉，作为后代和旁观者，肯定是不能尽道其详的。但是，通过亲历者的“讲故事”，就可以在叙述的罅隙中穿插想象，弥补历史盲区的缺失。正是在这种讲故事的氛围中，叙述者的视角在不同的几代人身上不断变换，一次次聚散离合的儿女情长、一桩桩爱恨情仇的如烟往事，在时间的舞台上一一上演，在不同层面演绎了人间的悲喜，人性的善恶都表露无遗。可以看出，小说在结构上承袭了《红楼梦》的格局，家族兴衰、爱情悲欢构成了小说的叙事线索，而小说的旨趣，也颇有“谁解其中味”的个中况味。美中不足的是，小说在对家族历史的有意无意的把玩中，淡化了苦难和悲剧能够带来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成为了小说的一个小的瑕疵。
高亚斌，诗人、批评家。生于70年代，文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教授。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暨南学报》《文艺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有散文、诗歌一千多首（篇）散见于各种刊物。
一部家族传奇史，尽在花门坊八号
山东财经大学 石永浩
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和影视编剧黄亚洲先生的新作长篇纪实性小说《花门坊八号》，于2022年10月正式出版。我有幸当月便拿到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著，纸张摸起来有点磨砂似的，拿在手中，厚而不重，很有质感。这部作品以作者外祖父、爱国实业家张襄巨的的故居花门坊八号为主要背景，故事围绕张襄巨及其子女的传奇经历为主轴展开，以白描手法，不仅再现了从民国至当代一个温岭显赫家族的兴衰浮沉，更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虽为小说，但书中纪实细节数不胜数，均有据可考，此书可谓凝聚了作者无数心血，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情实感。书中诸多珍贵家族照片，更配以著名画家安滨精心绘制的版画插图，为这本书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封面上张襄巨及其后人照片的中间便是当年温岭赫赫有名的花门坊八号，门上对联“琴韵花香隔邻增趣，家芬世德百忍垂规”出自丰子恺先生之手，这些照片似乎在向我们讲述这个家族的传奇和家风。
黄亚洲先生经常被读者亲切地称为“主旋律作家”，其家国情怀从何而来？这部小说便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便是他浸润其中、深受熏陶的家风传承。他的外祖父张襄巨是温岭爱国实业家，而黄亚洲祖上更是是书香门第，在宋代甚至出过显赫一时的“五桂堂”，即黄氏兄弟八人五人高中进士，三人考中制科。张襄巨苦心孤诣创建温岭发电厂，成了温岭人的“点灯人”，更是克服无数困难，在新中国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前一天，恢复发电，让黑漆漆的温岭重新大放光明，那一刻，其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黄亚洲先生这部小说并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情节，更多的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娓娓道来，更像是面对面讲述家族过去的点滴故事，作者无意煽情，作为著名诗人，他也没有刻意去写得诗情画意、文字花团锦簇，这也许就是大巧若拙的写作境界吧，就像清朝沈复写《浮生六记》，虽是记其实事，却是天然去雕饰，真情自然流淌。读这部小说，发自内心地觉得亲切，很想一口气读完，心不由不被张襄巨等主要人物的命运而牵动。作者在细节描写方面的白描手法颇见功力，很多情节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描写其外祖母与贴身丫鬟的一段对话，把她得知有望嫁给张襄巨的内心喜悦而又在丫鬟面前做羞涩状的情节，可谓绘声绘色地描画出来，让人不由想到《红楼梦》中宝钗与莺儿、黛玉与紫鹃之间的对话。还有其小姨夫以一根红绳扎住小姨手臂，治好了她因抗美援朝经历而落下的严重失眠，后来又无意间说出这不过是个安慰剂的真相，小姨深受打击极度失落的反应。这种细节描写功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黄亚洲先生以细腻的笔触，将一部家族传奇史，像画卷一般展开在读者面前，不由人不走入画中，身临其境。这是一部值得慢读新品的好书。
石永浩，翻译家、学者。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MTI专任老师。任《国际诗歌翻译》杂志客座总编、美国双语诗刊《诗殿堂》翻译部执行主编。在《国际诗歌翻译》《诗殿堂》《人民日报》、意大利文学杂志《POMEZIA-NOTIZIE》、黎巴嫩《prix littéraires naji naaman 2021》、阿联酋《World Poetry Tree》、北马其顿《СОВРЕМЕНИ ДИЈАЛОЗИ》、荷兰《PEN & PAPIER》等等海内外纸版刊物和选本，以及中国诗歌网、中国诗歌学会网等电子平台，发表数百篇翻译作品。已有译诗集《疯狂的房子》（以色列拉莉•齐皮•米凯利 著）、《一朵油菜花就是一颗小小的太阳》（中英对照，罗启晁 著）和合译诗集多部，分别在国内（包括香港）、美国和意大利出版。曾获第六届中国当代诗歌奖•翻译奖。
令人唏嘘的历史脉搏
——读黄亚洲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 张 琼
黄亚洲先生的《花门坊八号》真是一部鸿篇巨著，读完这本书，令人唏嘘不已。小说将人物的传奇故事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背景之下，故事的节奏，人物的命运，那就是历史跳动的脉搏。在历史的洪流中，张氏家人一个个形象饱满，面容鲜活，他们命运多舛，动人心魄、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非常抓心。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外公”张襄巨，他是地方绅士，坚毅、奋斗、固执、倔强，是温岭的点灯人，朋友眼中的“天枢星”，一心梦想着“实业救国”，为维持电厂的运营，不惜卖商铺、卖田产、当首饰。他给孩子取名“中”“华”“民”“国”“一”“统”，透着一腔雄心与豪气。他对待子女非常严格，没有过多话语，唯有代表“家规”的藤条，给叛逆的大女儿“坐牢”，威胁私奔的四女儿“打断腿”，给小女儿取名“公打”，一派威风堂堂的严父形象。他历经两次牢狱之灾，甚至以头撞墙，生命虽只有短短59年，那是响当当的硬骨头。
“我三姨”张定民非常有担当，是几个子女中真正的“男性”，继承了“我外公”方方正正的强悍基因，她的脸型和她的力气，尤其是她连续表现出的家庭责任感。“三姨”是父亲的小拐棍，张府的顶梁柱，过着“把你所有的伤，都给我自己扛”的男子汉生活。她一辈子操劳，为这一大家子活着，照顾父母、抚养留在张府两个年幼的孩子：被掳走的大姐定中的儿子保利、逃婚的五弟定一留下的女儿菊成，甚至后来小姨一家。哪个女人的内心不渴望爱情，“三姨”也不例外，但在关键时刻，她却义无反顾选择留下，“独木支持”风雨飘摇的家，所幸晚年长出“幸福的尾巴”，似乎应验了好人终有好报的因缘。
“我母亲”的私奔、“我小姨”的参军、“我舅舅”的逃婚，颇有点燕子衔泥各自飞，但几个子女都还是“顺境做人，逆境也做人”。尽管各自命运多舛，亲人们还是手足相望，相互温暖度过种种艰难。半个世纪后，“定中、定国、定一、定统”四家杭州大团聚，故事有了一个温馨的结尾，张氏一大家团聚了，两岸也快统一吧。
读这本著作，非常感慨，回不去的“花门坊八号”，那是张氏族人心中永远的“家”，永远的温暖，也是永远的痛。这个故事非常令人深思、回味。
期待这个故事搬上银幕的那一天！
张 琼，翻译家、学者。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广东肇庆市翻译协会会长，华诗会会员，《诗殿堂》翻译部执行主编，《国际诗歌翻译》季刊客座总编，七星译诗社之瑶光。出版诗歌翻译研究著作四部，发表诗歌翻译论文数篇。
一段展现家国历史的卷轴
山东政法学院 颜海峰
走进花门坊八号，一段展现家国历史的卷轴便在面前徐徐展开，作者在平易的语言中将家族的世代兴衰与沉浮通过我的视角、我父母双亲的视角、我父母口中的祖父的视角、我亲人口中的其他亲人的视角，一笔一划地勾勒出来，让这一本三十万字的纪实文学产生了三十万“历史当量”的厚重感。说是“历史”，并非历史，其文学笔法圈定了读者诠释的范围，不可靠的细节镶缀于总体可靠的脉络之上，以线穿珠，使整本书产生了历史蕴含的当量。
当下的历史，总让人觉得已经在当代的信息和数据中淹没，或者说历史已死，这个说法很有点故作惊人，但在上帝也死了之后，还有什么不能死？但和上帝已死相似的是，历史也不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明鉴和终极参考，今天的历史不再是信息闭塞时期的非客观性历史，历史的人格化已经消弭，真正的历史以信息和数据为血液，流淌在人类文明文化的肌体中。在这种历史中，所有的叙述都以数据和信息的形式成为人类文明的archive。可这些只是在信息高速公路通车后的历史，此前的历史仍然需要人格化的叙述，即便是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也难免因为信息的无档或遗失而使叙述产生必然的不可靠性，更何况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花门坊八号》。
在任何小说中，叙述的可靠性和不可靠性向来是讨论的主题之一。对于纪实文学这种体裁来讲，似乎作者的叙述会更加可靠，纪实成分多于文学成分，可靠可信可考的历史本质是其本质，纪实是其骨，而文学笔法则是其肉。叙述的可靠性就像互相嵌合的骨节骨架，构成了花门坊八号的屋内陈设、建筑布局、所在城貌、所处时局。这种可靠性的完成手段是“我”通过很多亲友的“不可靠”的转述以及转述中的更“不可靠”的转述互相参照。拉彼诺维奇曾说，读者“理解”不可靠叙述的能力来自他对两种不同接受语境——即作者语境和叙事读者语境——的同时参与。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便是为了维持电厂的运营，“我外公”接连卖掉房产，甚至在机器彻底熄火之后，还通过“卖店铺发他们工资，就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这种举止做派在今天可能要被视为没事找事，或者作死。物欲横流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理解精神富余年代的所谓“情怀”。这种做法在今天很多读者看来极其“不可靠”，他们或许会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潜意识中对“我外公”揶揄；但对于作为读者的笔者而言，相似的事情和做法就在身边发生，自己也是这种语境的施行营造者。在被很多人求助甚至依赖的情况下——褒言之是一种责任感，贬言之是一种虚荣心——笔者也会不计代价地继续维持此前的做法，哪怕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种语境的参与，让文学事件中的不可靠性向可靠性转变，让已经成为今人不理解的夸张或失实叙述成为可靠而且可以理解的历史。更多的例子随处可见，更多的文学之美和纪实之魅都展现在作者略显絮叨的文字表现之下，需要读者自己走进花门坊八号的门楣，一窥究竟。
纪实文学本身的矛盾修辞，在作者构建的可靠中不可靠和不可靠中可靠之间轮番展开。至于到底是可靠还是不可靠，已经并不重要，历史淹没其中，你我紧抓着在叙述的信息洪流中横亘的树桩伸出来的枝杈，再爬上这根粗壮的无根之树，爬上岸来，对着树的感恩也淹没于对着洪流的感叹之中。感恩与感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走进了花门坊八号，一同见证了那段非我、非非我的人生。
颜海峰，诗人、翻译家。笔名木樨黄谷、水中山，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华诗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明学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国际诗歌翻译》客座总编、《诗殿堂》主编,《东北亚外语论坛》、《商务翻译》编辑部副主任。出版译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发表译诗、新诗、古体诗近千首，散见于《中国诗选》等期刊或选本。曾获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翻译奖，国际诗酒大会草堂国际诗会翻译。
“点灯人”，家国情
——读黄亚洲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号》
山东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院 马婷婷
《花门坊八号》这部厚厚的长篇纪实小说在我掌中展示完它最后一页的荡气回肠时，正值一个雨天工作日的傍晚。掩卷望向窗外，点点路灯已经在氤氲中晕染开来，光亮仿佛要流淌进每一个下班后行色匆匆归家心切的行人眼眸，温暖他们的胸膛。顿时觉得，这种入眼更入心的“点亮”，像极了刚刚读罢的书中黄亚洲先生的外公，温岭的“点灯人”——张襄巨。
脑海中总是浮现张襄巨先生站在温岭的万家灯火前的场景。他背着手，腰杆儿挺直，瞳孔里倒映出的连片灯盏让本就炯炯的目光燃起了风暴般的火焰。那是实业救国的热情之火，是倔强不屈的灵魂之火，是期盼祖国统一的希冀之火。
张襄巨的一生，是蘸着历史的浓墨挥就而成的一个大写的“人”字。“顺境做人，逆境也做人，既然到了世上，就要活得像人。”做个让温岭亮起来的人，就是张襄巨的“做人”之为了。在那个山河动荡、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他虽然不清楚“革命者”的概念，但是已然成为了一名开明的革命者，他不惜变卖家产，号召全家人紧衣缩食，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力保温岭发电厂的平稳运转，让红黄蓝绿的白炽灯泡绽放奇妙光芒，照亮百姓的脸庞，驱走无边黑暗。在那座“琴韵花香隔邻增趣”的花门坊八号大宅里，作为六个孩子的父亲，他将威严与慈爱交织，用藤条与家书，用阔亮的嗓门与脉脉的眼神，维系着家族的深情，撑托着大宅坚韧屹立，让这个大家庭散落在世界地图角落的每一个子孙，想回家团聚的时候，都用他灯塔般的光芒照亮回家的路。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他那铮铮傲骨，不屈倔强的灵魂，为了那不可亵渎的尊严，日夜不停地在牢房怒吼过，用鲜血涤荡过，甚至一头撞向铜墙铁壁，头骨裂，脑浆流，也要硬气到底，硬气到死。
是的，对于张襄巨来说，死亡算什么呢？他在地上的时候，为温岭点了灯，照了亮，画上了霓虹；他到了天上，又变成了星辰，将霓虹投射到了天上，也让天空因为他的星光变得更加璀璨。“天枢在望”，天枢星张襄巨注定有着平凡人中的不平凡，是个性使然，是历史使然，是家国情怀使然。
如今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处，仰望历史的天空，星汉灿烂，每一个颗星辰都是曾经发光发热的点灯人，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踔厉奋进，每一个平凡人也都在各自平凡的时空中为了心中的中国梦发着光和热。天上和地上的光热汇聚，必将让中国力量更足更强，我们的祖国将以更宏大的气魄和更高昂的姿态在世界的舞台绽放，写下属于中华民族的新的华丽篇章。
马婷婷，翻译家、学者。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山东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教师，《国际诗歌翻译》期刊客座总编，长期为“国际诗刊”和“中国诗人”专栏译稿。译著有《英译增广贤文》《阿J之歌》《残忍月光》《尼采洞穴中的黏土碑》《孤云》《爱在岁岁轮回》等，译诗散见于各类国际刊物。
真与善——《花门坊八号》的主题
混语版《国际诗歌翻译》客座总编 林巧儿
《花门坊八号》，是三十一万字的纪实文字。这本书，还有史书的分量与价值。
这些比较详实的写实镜头，说出了当时的社会走向，带出了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对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对温岭历史浙江历史乃至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作出了补充。
它以写实手法，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作，众多人物穿插其中，辅助以众多的旧照片，包括人物的风景的，情节非常有条理，叙述非常清晰。以“花门坊八号”主人、作者的外公外婆为主线，写出了这个家族近百年来的沧桑变化，他们互亲互爱、努力、适应、变通、创造。描写有侧重点也有着墨较少的“配角”，语言很接地气，没有使用本地特色的方言，整本书通俗好懂。真实细节化，读起来既有小说的味道，更有一种书中人物是身边人的感觉，可以看出作者有深厚的写作功底和文化底蕴。
对书中绝大多数人物都有交待。各有个性各有精彩，也各有苦难，最突出的人物是外公、三姨、小姨、大姨。当然，舅舅、表哥保利、表弟维克等人，都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先苦后甜，各有成就。
首先说，外公的大家庭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外公外婆及其子女，正统的中国人家庭，有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大家都很奋进，坚韧地活着。
外公做人做事认真，做生意有头脑，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乐于扶贫济困，慈温勤劳，公正，不愿委曲求全，不愿见风使舵，以致于被两个不同的政府都抓过。后一次，因为不低头不检讨，“坚持己见”，自己严重撞伤了自己的头，半年就去世了，一个耿直之人，让人叹息。外公固执，有家长制的一面，但是开明通达，支持子女同等接受教育，家里充满了爱，家庭民主气氛比较浓厚，所以孩子们个个有文化有主见，个个很自信。
外婆隐忍，尊重丈夫，对子女百般爱护，包容。经常调解孩子与父亲的不同意见，劝解丈夫或者孩子。
大姨调皮不好好读书，非常有性格，年轻幼稚，直爽中有一股“蛮劲”、一种“青春的躁动”，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唆使佣人偷家里谷子送穷人，加上之前的种种“反骨”行为，结果那段时间父女闹翻了。她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选择，愿意为爱情付出，意外收获很纯真的爱情，成了守岛司令的“压寨夫人”。“司令官”大姨夫对大姨百般宠爱，她从此收心，专注于自己的小家。
我认为本书最感人最值得关注的是主角三姨。虽然六个兄弟姐妹，她不是活得最长的。儿子一样的角色，土改时与工作队种种周旋，分担了家里的一些压力。她因为照顾大姐与部队飞行员张梦正的新生儿子张保利，而与被大姐“踢走”的张梦正日久生情，几年后，张去了香港，她带着小保利在“逃港”途中被父亲知道并被他“押解”回家，从此心门闭锁，只为等待恋人；然后去小妹家帮忙带孩子、做各种家务，有时也外出工作，匆忙二十几年，一直是小妹家里的得力主将。
到了八十年代初，却传来张梦正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她伤心欲绝，令人唏嘘，感叹！张梦正，也可惜了，英俊有为的飞行员，专注于爱情，后来在香港再婚，也是有苦衷的，只能说“时势弄人”，历史车轮对个体的碾压。三姨五十岁后碰到了真诚的爱情，与老同学幸福生活了八年，这个情节对于读者是一种安慰。
小姨，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被白老虎吓得失眠严重，认为自己身体不好，为男朋友、朝鲜战场上的副师长王超着想，主动提出分手；复员后在医院工作，认识“游方郎中”孔德森，从而结为夫妻；回山东生活，日子紧巴巴的，自己因为失眠头晕眼花，无法干家务也照顾孩子——三姨就是这样来到小姨家里的。
还有更加详实的小事件：作者父母经济窘迫时，卖手表、卖蚊帐、卖高帮套鞋（雨鞋）。看似微小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并不微小，当然，类似的“苦楚”还有，都是那时的无奈之举，那时的历史脉络，生活艰难并没有击倒他们。
作者没有刻意渲染抬高书中人物，而是自然道来，“含而不露”。读起来能感受到他们的苦、痛、无奈、也知道他们的善良、仁爱、坚毅。
外公目光超前，是个实业家。三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他就创办了温岭第一家电力公司，使得温岭率先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生活。
后来，诸多原因导致外公电力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将要关闭之际，外公筹集资金发放工资，绝不拖欠员工工资，这完全是一种现代企业法人责任、社会责任的表现，有一种狭义之气度，与传统士人“不愿我负人”的高贵的心胸，也是一种“善”。
“善”与“真”，始终贯穿于张家人及其亲友们身上。那发自内心的纯朴秉性，说出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品格：纯朴，勤劳，善良。读者能深深地感受到：在刚刚解放时，张家需要遣散家里的所有帮工，张家从前的厨子，没有趁机偷拿张家的任何财物，白天离开时只拿了自己的衣服。他知道张家从此生活会很不如意的，特意晚上返回来，还带来一只鸡给前东家。
人的质朴之本人性之善，处处闪现。三姨一直“为他人做嫁衣”，被父母当“男孩子”使用，维持着家，对于外甥保利的无限照顾抚养，对她的小妹一家的尽心尽力。在外地的小舅、作者的父母、小姨等亲友，无不尽心尽力抚养父母、帮助亲人，以寄钱寄物的方式等。
建筑物会消失，人也会老去，而文化成果文化精髓，名士风貌将会留存于各种资料记录中。正如外公在温岭留下的形象、名声，我认为这本书也会给当地、浙江乃至中国、世界留下温岭的过往、中国村镇的过往。
相较于一些专门挖掘阴暗面、陈述苦难的文字，我认为“苦中有乐”，有光明暗淡，有自然描述的生活，这样的文字更容易让人读下去，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心存阳光的人。
林巧儿，诗人、翻译家。写现代诗和格律诗词，译诗评诗。混语版《国际诗歌翻译》季刊客座总编。已在美国、中国等地刊物发表（出版）英文作品、英译（中译）作品约40万字，十几次获得各类公开性诗赛奖项。出版译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