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父亲的清白，我拼了！

我叫张月如，1970年代出生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我上边有一个姐姐，下边有一对龙凤胎弟妹。

父亲在县国营糖厂工作，母亲早年在厂里做家属。后来，她带着我们姐弟几个回到农村老家，分到了几亩田地，一些茶树和山林。

母亲结婚前，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在外公外婆和舅父姨妈们的溺爱中长大，不会持家，也不爱干活，好在父亲有工资，我们家在村里还算不错。

1998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姐姐已工作一年，我们在不同的乡镇中学做教师。

一家人以为看到好日子正在招手，而一场厄运却正在悄悄袭来。

那一年，父亲被厂里外派，在昆明附近的一个铁路中转站工作。因为我们滇西多是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运输只能依靠汽车。

父亲的工作，是长驻在铁路中转站，接收厂里用汽车发来的白糖，囤积在仓库里，等有了订单，再用火车发往全国各地。

中转站里，相邻几个县的糖厂都设有办事处。父亲和他们就在一层楼上，同行加老乡，大家都很熟。不忙的时候，经常一起打牌吃饭。

有时，某个厂家有大单发货，但碰上运货汽车在路上抛锚，仓库里的货不够，彼此之间就会互相拆借一下，等自己的货到了再补给对方。

父亲也曾和其他业务员互借过几次，后来大家都还上了，没有出过问题。

但是那一次，邻县糖厂一个叫段正江的人，和父亲借了货以后，一直找借口推托，迟迟没有归还。

到了年底，厂里发现货款不符，缺了上百吨白糖，价值五十多万元，便紧急召回父亲，询问他怎么回事。

父亲如实说明情况，并说对方糖厂正在大力生产，不久就能还上。

年底正是生产白糖的高峰期，厂领导听了，觉得生产上百吨糖，确实不需要太多时间，那就等着他们还回来吧。

但是不再派父亲到中转站负责，而是把他安排到酒精车间，不能旷工、请假。真实目的，就是将父亲软禁。

那年春节期间，姐姐在老家举办婚礼，父亲也没能回去参加。

年后不久，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借走父亲白糖的段正江，因为涉嫌吸毒贩毒，被公安机关抓捕了！

父亲厂里的领导急忙和段正江所属的糖厂联系，索要白糖。对方厂领导说，那是段正江和父亲之间的个人行为，厂里并不知情，也没有任何书面凭证。

父亲要么拿出糖，要么拿出钱！可父亲哪样也拿不出来？

价值50万的货物，厂里不敢大意，又时逢国家大力打击经济犯罪，于是厂里立即向当地检察机关报案。

那是1999年，春季开学没有多久，我那天下午没有课，正在宿舍外面太阳底下洗头，同事喊我到校长办公室接电话。

我跑进校长室，拿起话筒，“喂”了一声，就听到母亲急促而颤抖的声音。

她说：“你老爹已经被抓了，检察院的人已经来过我们家了，只怕还要到你那里去，你要是有点什么值钱的，赶快收拾起来吧！”

我一下子僵住了，直到有同事过来打招呼，我才回过神来，这才感觉到齐腰的长发湿淋淋地贴在背上，阳光温暖地照着，我却冷得瑟瑟发抖。

我顾不上擦头发，直接到抽屉里取出存折，里面有三千块钱，是父亲上个学期来看我的时候给的。

那年弟弟妹妹刚上高三，为了方便辅导和照顾他们，我来学校报到以后，就把他俩接过来了。每天我上完课，就赶回宿舍打扫卫生，给他们做饭。

父亲说，我一个月只赚四五百块钱工资，又出了弟弟妹妹的借读费，哪里够三个人用，所以拿了一些钱给我做补贴。

我把存折交给要好的同事，请她帮忙收一下，她安慰我说，检察院应该不会来找我。

我提心吊胆过了几天，检察院确实没有来找我。但是父亲被抓，灾难已经降临。全家人都感觉乌云压顶，日夜坐卧不安。

这一年，因为姐姐刚结婚，在省城部队服役的姐夫，不想两地分居，让姐姐辞了老师的工作，去了昆明。

父亲出事时，他们正在忙着为姐姐找工作，认为女儿出了嫁，娘家的事便和自己无关。

母亲在老家，我和弟弟妹妹在学校，父亲在他工作地的看守所。一家人分散在四个地方，我感觉特别凄凉无助。

我天天以泪洗面，心疼父亲在看守所里遭罪，却不知怎么才能救父亲。

从小到大，几个孩子里，父亲最疼爱我。

都上小学了，父亲走路还经常把我抱在怀里，或者背在背上。只要他在哪里坐着，我一定会像个松鼠一样，在他身上蹿上蹿下地玩耍。

父亲生活简朴，也不准我们铺张浪费，认识的人，都不相信他会贪污。我也相信他一定是清白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为他洗清罪名，证明清白。

可是我才走出校门半年多，完全没有社会经验，对法律问题更是一无所知。

父亲有个弟弟，一直是乡政府的公职人员，有一些人脉和见识。

我找到叔叔，把父亲的遭遇告诉他，他第一时间去了父亲厂里了解情况，又帮我找到了一名很不错的律师。

律师给出了几点意见：一、最好的办法，就是还上货物，或者等值的货款，父亲便能无罪释放；二、如果拿不出钱物，那就找到证据，证明货物是被人骗去的，可以减轻法律制裁；三、如果证明不了被骗，那么父亲只能承担贪污的罪名，将会遭受十年以上的牢狱之灾。

我带着母亲去了段正江的家，段母哭着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娃娃不成器，我也是苦啊！他去年才结的婚，今年就被抓了，听说至少要判无期徒刑。

儿媳妇已经回了娘家，说要打了肚子里的孩子和他离婚。我只有他一个儿子，这是要绝后了呀！”

段母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也愿意赔我父亲，可她在街上摆个小摊，勉强糊口，惟一值钱的只有这个住房。

即使逼着她卖了住房，也只够货款的零头，我们只有放弃了。

我们家的亲戚朋友，都是普通家庭，家家只够糊口，就算心里想帮，也拿不出来。

那就只有走第二步，找证据证明，货是被段正江骗走了。

律师从业时间长，经验丰富。

他说，货物追不回来，因为数额巨大，受到《刑法》处罚是避免不了了。但他有把握使父亲减轻处罚，免去牢狱之灾。

但是，除了他的代理费，在小地方办事，打通各种人情关节的开支也是难免，保守估计要两三万元，让我们做好准备。

我满口答应。可一时到哪里找那么多钱呢？我们想起来，听父亲说，曾经给过叔叔一笔钱，托他在县城帮忙买一块宅基地，将来好给我们盖房子。

县城当时一块普通住宅的宅基地，价格大约是三万元。现在父亲出事，那块宅基地暂时就不买了，把这个钱拿去跑官司的事，刚好差不多。

于是母亲去找婶婶，说明这个意思。婶婶是那种不爱说话的人，心冷面冷。只说了一句：“他们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去问他们自己吧。”

母亲找叔叔，叔叔脸色很不好看，问母亲：“哪里有什么钱？你看到他递给我了？”

他又提高姿态说：“我为你们操了多少心，你要是这样想，我哥的事，以后我也不管了，你们母女自己去办吧。”

母亲平时争强好胜，嘴不饶人，可真正遇到事，却软弱无能。

她一生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手头从来不会有积蓄。家里唯一一张三千元的存折，还是父亲寄回来的，但被检察院没收了。

母亲没有能力，姐姐姐夫不管，弟妹还小，一切只能靠我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便奔走在漫漫的借钱长路上。我的所有同学，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都被我借钱借遍了，有的还借了几次。

那时候，大家都是刚参加工作，没有什么积蓄，工资又低，基本都是月薪五百块左右。但他们都是尽量三百五百、八百一千的借给我。

有一天，我骑车去找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初中同学借钱，路上突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我连人带车都被摔倒在泥水里，爬起来推着车子。

我忍不住一路走一路哭，衣服头发全都湿透了，脸上湿淋淋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到了同学宿舍，她很是心疼，连忙拿出干净衣服给我换上，又倒了热水，让我多喝一些驱走寒气。

她家里也没现钱，正在坐月子的她不能出去取，老公又不在，她拿着存折去隔壁同事家，借到了九百块给我。

每借到一笔钱，我就感觉离救父亲出来的目标又近了一些。每借到一笔，心里就多了一份深深的感恩和温暖。

我们这边积极筹钱，律师那边也在全力推进，每需要交一次钱，叔叔就往学校给我打电话，把和律师见面的时间地点告诉我，让我带上钱去见律师。

因为父亲所在的县和我们老家中间隔了一个县，我每去见律师一次，要跨越三个县城，山区公路并不好走，我忍着晕车的痛苦，坐大客车早晨出发，傍晚才能到。

每次去，一来一回至少需要两天。

我见到父亲，是在法院开庭时，当时他已经被关了九个月。律师经过多方走访取证，有了足够的证据。同时，他也疏通了各方面的关节。

当父亲被法警押着，走到被告席上，看着他戴着手铐，头发长得压住领子，那从来都是刮得干干净净，泛着青光的下巴，如今却是长到几寸的凌乱胡子。我不禁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庭审开始了，我压住伤心，侧耳倾听法官和父亲的每一句问答。

万幸的是，我那外表像流浪汉一样邋遢的父亲，思路很是清晰，所有的回答，都简洁明了，说出的事情经过，也都清清楚楚，有理有据。

父亲说，借货给段正江的当天，他有要求他写个借条，但是段正江借口有急事要出去，只匆匆忙忙写了一张白条，让父亲去找他们管理公章的人盖章。

于是父亲去找人盖章，但是那个人说：“这是段正江和你借的货，让他给你盖他的私章吧。要盖公章也可以，你们两个人一起来。”

因为本来是设好的圈套，以后段正江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父亲始终没有盖到他单位的公章。

父亲一是心性淳良，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二是之前借过几次后来都归还了，便没有多想，于是一拖，就拖到了出事。

中途休庭的时候，律师告诉我，可以上去和父亲说话。我急忙跑上去，扑到父亲身上，抱住他泣不成声。

父亲柔声安慰我：“不怕了，等审理完了，就可以回家了。”

接下来的审理中，律师阐述了如下事实。和父亲借货物的段正江，不仅借了父亲的货，还借了其他好几个厂家的货，都没有归还。

这些钱款都被他炒期货亏掉，以及吸毒、各种高档开支消费和挥霍掉了，他的行为属于诈骗。父亲也是受害者，他没有贪污。

最后，法院判定，父亲没有贪污，但因为他的过失，导致国有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被认定犯渎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父亲当庭释放，高高兴兴返回了老家。

出了这样的事，父亲自然不能再回单位上班，他留在了老家务农。而家里只有几亩田地，一些茶树，一年到头没有多少收入。

母亲仍是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没钱花，她就寻着父亲哭闹。

所有的负担，仍然还是在我头上。

这一年，妹妹弟弟刚刚高考，妹妹被昆明一所高校录取，弟弟落榜，面临复读。

为了偿还父亲官司借下的债务，供弟弟妹妹读书，我决定辞去乡镇中学老师的工作，到昆明寻找机会。

当时，男朋友李学永在省城一家刚刚上市的大公司工作，此时的他还不是我男朋友。

李学永读的是省城一所经济院校。

我读的是艺术院校，学声乐舞蹈，大二那年，我们下乡采风回来，在学校办了一次汇报演出。

他刚好过来找老乡玩，看了演出，就喜欢上了我，但他家境不好，一直没有向我表白。

毕业后，他留在昆明，而我一心牵挂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回了老家。彼此之间断断续续，一直保持着通信。

妹妹考上大学后，我特意拜托几位在昆明的熟人关照她，其中也包括了李学永。

等我来到昆明找工作时，李学永知道了我家情况，终于鼓起勇气，向我表白。

他说，他不忍心我一个人吃苦。而且，他现在的工作收入还可以，具备一定的能力来帮助和照顾我。

我很感动，接受了他的感情。

我在省城找工作并不顺利，兜兜转转中，去了一家中档的私立学校当老师。

这家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中小型老板的子女，大人顾不上照顾孩子，就送到这个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孩子们每半个月回家一次。

这些学生大多都有一定的教养和素质，又长期寄宿在学校，和我们老师感情很好，在这里的收入也比以前翻了一番，我做得很开心。

在乡下辞职时，领到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我只拿了上省城的路费，其他都留给了父母，让他们安排弟弟到本地高中复读。

谁知，因为父母感情不和，家里气氛经常很差，弟弟心情不好，又是叛逆期，便没有去读书，也不爱呆在家里，开始出去和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酗酒，打群架，小偷小摸。

有一次，他和几个社会青年甚至在黑夜里堵住一对小情侣要钱，小情侣身上没有钱，气急败坏的他们，竟然把男孩子打了一顿。

万幸的是，几个人良知未泯，没有对女孩子做什么坏事。

我春节和男友一起回家，才知道此事，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我和男朋友轮番和弟弟谈心，动之于情，晓之于理，又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他应该重新去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去，才能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本是聪明人，本性也不坏，便答应回去复读。在我的不断鼓励下，弟弟确实很努力，转年重新参加高考，虽然只考上了一所大专院校，但我们都很满足了。如果，对弟弟放任不管，那弟弟很有可能就此滑向深渊！

弟弟考上大学后，男朋友接到了调令，公司派他去上海开拓市场。

我也辞职随他来到上海。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在繁华的大上海找工作，竟然比在老家省城更难，除了文凭，外语级别，工作经验等等。女性未婚未育，也是找工作的一只拦路虎，一般企业都不愿意要女性。

一天，我又徒劳地跑了一圈，回到男友所在的公司宿舍，发现没有带钥匙，就坐在小区花园里，等男朋友下班。

那时正是春天，花园里有一些花开得特别好看。看着看着，我不知不觉就唱起了《卖花姑娘》那首朝鲜民歌。

“美丽的金达莱呀， 开在那小山边，粉红色的杏花呀，怒放在那山坡前。卖花呀，卖花呀，买去这朵朵鲜花，明媚春光，一定能够洒满痛苦的胸前。”

这首忧伤的歌，和我当时的心境很接近，所以我唱得很投入。

偶然转头，才发现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正随着我的歌声，在那里翩翩起舞。不远处，有一个老阿姨正望着她和我，慈祥地笑着。

我悄悄擦去眼角的泪痕，不好意思地朝她们笑了笑。

老阿姨主动和我说起话来，她说，听我的歌声，看我的身段，应该是训练过的。我说了我的专业和学历，告诉她，自己刚到上海，正在找工作。

老阿姨说她的孙女特别喜欢唱歌跳舞，问我愿不愿意试试，给她做家教辅导。

一周三次，每次一百。

这竟然是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老阿姨的几个儿女都在国外，只有孙女和儿媳陪在身边，儿媳上班也很忙，家里经常只有她们一老一小。

小女孩很喜欢我，每次上完课，老阿姨也会留我吃饭，陪她说说话。一个月后，阿姨又帮我介绍了一个学生，是她朋友家的孩子，我又多了一份收入。

因为背负着债务，还要供弟弟妹妹读书，我不敢懈怠，报读了一个商务秘书的培训班，学习公文写作、档案管理、社交礼仪、办公自动化等等。

但工作依然难找，我就只好找各种兼职，有的是给美容院的顾客上形体课，有的是给企业员工组织文体活动，过年过节排练节目等等。

上海是时尚之都，各种时尚活动很多，参加这类活动，做礼仪小姐的机会也不少。

我经常是做完这份工，顾不上吃饭，买两个馒头啃着，就赶快跑去挤地铁，赶下一个场。

有时候感觉很累，但想到这样忙碌的收获，是可以拿以前的好几倍工资，可以还上欠债，心里也就释然了。

辞职的第四年，我还清了所有债务，弟弟妹妹也都终于大学毕业了。那天晚上，我和男朋友特意跑到东方明珠楼上的餐厅，吃了一顿大餐庆祝。

那一刻，我泪水盈眶，对男友说：“你辛苦了！”这四年来，男友一直默默帮我承受着这一切，还债，供弟弟妹妹读书！

这年春节，我和男朋友回到云南老家，按当地风俗，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此时，一年前毕业的妹妹，已经在当地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而弟弟进了公安部门做实习协警。

看他穿着一身警服的样子，我更加感慨，在弟弟人生关键的一年，如果没有我和男友拉住他，他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每次回家见到父亲，我怕他有思想压力，从来不在他面前提钱的事。

直到最近几年，有一天说起叔叔时，我才问父亲，是不是拿过三万元让叔叔给买宅基地？

父亲说有这事，但摊上官司之后，叔叔告诉他，这钱都用在托人打官司上了。

我苦笑了一下，才告诉父亲，当年打官司的钱，除了表哥拿出来的几千块，其他全都是我去借的。父亲眼圈瞬间就红了。

至于那笔钱，我们都没有想着要去和叔叔说破，或者讨要。

这么多年过去，物价上涨了这么多，即使拿回三万块钱，已远远不够购买宅基地，让他按现在的物价比例补偿，他也根本无法做到。

叔叔已经退休，所有的积蓄都补贴到了女儿一家四口身上，因为没有儿子，招了一个没有太大能力的女婿上门。

除了给他们买房买车，堂妹的二胎女儿，在几个月时发现有先天性疾病，到处医治。

治病和一大家子的开支，生活压力很大。婶婶做家务带娃之余，甚至去捡瓶子卖钱，不堪劳累，和亲友吐槽只愿早死早解脱。

叔叔表面上看是个热心人，谁家有难事，他能帮的都会帮，但不是白帮，有钱的要钱，有物的要物，没钱没物的，就常叫到家里帮着干农活。

他们现在很不宽裕，而我们挣三万块钱，也就一个月的工资而已。所以，我们便没再去提这笔陈年旧事。

如今，父亲仍在老家，田地早已租给别人，没有什么农活可做，但他喜欢农村的山好水好，空气清新，在乡下安度晚年。

妹妹工作稳定，有儿有女，家庭幸福，一说起过去的那段难忘经历，就对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弟弟做了一段时间实习协警后，还是按他自己的爱好，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兼做二手车买卖，生意兴隆。

我回想起那段经历，还是会觉得很苦，甚至不知不觉流下眼泪，但是想到自己几年的辛苦，免去了父亲的牢狱之苦，让弟弟妹妹接受了大学教育，没有走上歪路，还是感觉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