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危机下重审野生动物管理

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讨论的集中在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2003年的SARS和这次的新型肺炎都源于野生动物贸易。从现在频繁爆发的流行病来说，如果不把它当作公共安全隐患去管理，只会频繁让少部分人的需求变成全民大敌，死伤无数，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限制人口流动，影响地区间和国际贸易。2003年中国用于防控SARS的资金超过100亿，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当年GDP的1.3%，全世界带来的经济损失在590亿美元(2)。而这次，根据我们截至到1月31号的统计，各级政府已经投入超过273亿，社会投入资金51亿。这还不包括因为疫情停工停产限制出行贸易等造成的经济损失。

    野生动物贸易和公共健康，孰轻孰重，不能再好了伤疤忘了疼，再手软。对于野生动物的管理，现在不光是动物保护的问题，更是公共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问题。除了严格的相应法规和有效执法，还应加强公众的教育摒弃一些陋习，比如吃野味，比如对于野生来源制品的趋之若鹜。

    纵观近代大规模的流行病，大部分都与野生动物相关。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禽流感、尼帕，艾滋病，还有2003年的SARS，其病原都来自于野生动物。为什么这些疾病会频繁的袭击人类社会？

    主要原因有三点：

1.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迫使本该与人类活动不重叠的野生动物进入人类聚集区。

2. 人类活动侵入野生动物栖息地，增加人畜共患病机率，例如放牧等。

3. 随人口增加、消费能力增强、偏颇的观念加大对野生动物的利用，例如盗猎野生动物、食用、药用、皮毛制品等。增加在捕获、养殖、运输、屠宰、贩卖、购买使用过程中的感染机率。请注意，感染不只发生在销售和食用这两个环节，只要有亲密接触，就会增加风险。

来源：“第一财经：《武汉市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

    当我们大肆捕杀获取野生动物以及破坏它们的栖息地，造成生态失衡，原有物种间制约关系消失，才会造成更多疾病的暴发。正是因为现在生物多样性消失，环境的不健康才导致了人类社会频繁的健康问题出现，这也是包括杜克大学在内全球健康领域推动One health的意义所在，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息息相关，紧密联结。地球处于不同的干扰当中，自然干扰（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等）和人类干扰。生物多样性可以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干扰对于这个系统的影响，并且能在被破坏时有强大的修复能力，恢复平衡。比如，当一个物种数量过多时，密度制约机制就会开始起作用，其中一个是通过疫病。密度高的时候，疫病更容易传播，减少种群数量，当密度降低后，疾病的传播也受到了限制，对于种群增长不再是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此外，通过个体间竞争、捕食关系等都可以有效保证物种间数量的稳定。而这样稳定的系统带给人类的好处就是，降低某类物种及风险爆发扩散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不论什么原因要捕杀利用在野外正常生活的野生动物或植物时（包括为了疫情而要盲目扑杀野外种群），我们在干扰自然系统对我们的保护能力。生物多样性，从根本上，应该当作保护我们的屏障、共生的机制来去对待，而不是利用的资源。

   真正该思考的是我们做错了哪里，放任这么久的危险，让野生动物成为了我们的盘中餐，在市场、餐馆、走亲访友和私人聚会里频繁食用野生动物。

One Health的组成：人类，动物及环境/www.uaf.edu/onehealth

    野味暴露的是我们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监管的漏洞。

    最初被感染的的人，其实是与野生动物紧密接触的从业者。而野味只是野生动物走入市场的一个途径，真正要管理的是整个野生动物贸易。

    下图总结了野生动物如何从野外一步步进入到我们生活中，同时哪些部门和机制在管理这个过程。根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这涉及到《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畜牧法》及相关管理办法、实施条例和地方性规定等。涉及的主要部门包括各级林草部门、农业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同时还包括公安部门以及当出现重大动物疫情时的卫生健康部门。

中国野生动物利用及主要监管部门/DKU-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其中林草部门主管的狩猎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制度以及农业主管的动物检疫制度是保障生物多样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最主要的两个机制。然而，从频繁出现的公共危机来看，并不奏效。

    很多野生动物（不在重点保护动物和三有动物名单里）并不在野保法的规定范围内，并不受林草部门管理。唯一横在这些野生动物和我们之间的，是动物检疫。然而，对于很多野生动物，没有相关动物检疫标准，出具不了检疫合格证明。此外，负责检疫的是地方的由政府认证的兽医，由于人力和资源限制，他们连家畜家禽还忙不过来，更不要提野生动物。那么，合格检疫的野生动物是否可以利用呢？我们到底对于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的病毒、细菌及寄生虫有多少了解？从现在情况来说，我们的了解远赶不上未知，尤其是直接从野外捕获的个体。很多自然宿主和中间宿主并没有相应症状或者潜伏期不清，以现有的手段检疫合格并不能排除风险。

    那对于受野保法管理的物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是否就像赋予免死金牌，合理经营下去？

       在现有的法律、监管和执法情况下，我认为，完全不行。

第一，野生动物来源不明。很多驯养繁殖技术并不成熟，要依靠捕获野外个体扩充圈养个体，无法控制源头安全。

第二，养殖场所和销售场所缺乏频繁的检查和有效的监管，卫生和防疫问题隐患大。

第三，很多饲养和出售的野生动物种类远超出证件上规定的范围，挂羊头卖狗肉。或者做为非法来源野生动物“洗白”的通道。

第四，运输和销售环节混乱，造成正常来源和非法来源的野生动物无意或故意混杂在一起，增加疫病风险。

    同时，除个别情况，并没有溯源体系或是监管检查方式，无法区分合法和非法来源野生动物个体或制品。因此，在市场监管失灵、执法不严、检验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在这次疫情后开放许可证制度，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潜在管理成本。

    许可证可不可以有？当然可以。但首要问题是，它所需的监管和执法条件我们都满足了么？等到法制体系完善、鉴别手段成熟，从个体来源、养殖、生产、运输、定点销售都有认证监管、检疫及动物福利都可以保证的条件下，野生动物制品可溯源，对非法贸易可以持续严厉打击时，再行开放。 

    由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文要求疫情结束前暂停野生动物交易，这正是一次在下一步修法前清理整顿市场的大好时机。 

第一. 取缔所有直接来源于野外的野生动物贸易。用于科研、教育的情况需要特许审批。

第二. 清查现在合法持有有效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都有多少，养殖及利用是否超出许可证范围。合法的登记现有种类及数量。应该将野保法对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养殖的要求扩展到其他野生动物上，要求“建立物种系谱、繁育档案和个体数据”，并给予技术指导和支持。凡是在疫情结束前，无法达到要求的，一律取缔。同时，应当减少野生动物繁育和经营利用许可证有效年限，增强审查和监管力度。

第三. 对于养殖的野生动物，首先，应全部禁止。同时满足以下几点的可以考虑列为合法人工繁殖物种：

1.经过独立专家委员会评估，可以列为养殖名录内的野生动物，定期举行评估、公示及意见征集。专家委员会成员应避免来自同一系统体系

2.农业部门需针对此类野生动物有明确动物检疫标准及技术人员资格要求

3.具有完善有效的追溯体系，可以确定动物个体来源，并且有专门实验室可以进行审核

4. 公安与市场监督部门应当对从事野生动物养殖及利用的企业、个人进行定期检查及抽查，并公示辖区内合法商户信息，利用大众监督并及时反馈

5. 修法增加惩处力度。对于混有野外来源的野生动物的情况，应当按照以危险形式威胁公共安全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当当网

    这次联合治理也为未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首先要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重新定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对于所有野生动物，在野保法中应当有基本阐述。例如新西兰的《Wildlife Act》，首先阐明所有野生动物都在保护范围内。然后在后面条款里在逐条列出可以被捕猎、部分保护、不受保护的是哪些。第二，要及时确定更新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并确定定期更新年限，保证科学评估可以及时有效反馈到野生动物管理当中。将三有动物调整合并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地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去。

    同时要针对其他法律条文，进行衔接，确保野生动物的定义和管理一致。多部门联动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及贸易管理。

    这次疫情，是否让我们能清楚意识到野生动物与公共卫生安全间的关系，并把它固定到制度里来去管理？有人说，不应该在公众还恐慌的时候来去谈这个事情。但是对于这种不频繁发生、一旦发生就对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如果不在大家还在意的时候去考虑，如果不在大家还在意、正切身体会公共健康危机带来的影响时去考虑，渐渐，大家对于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的作用，都会随着日常生活回归、繁忙工作挤压而遗忘。就如SARS过后，我们有什么改变么？

    首先，不是所有传统都是合理的。老祖宗平均寿命不到50岁，如果你想学老祖宗的陋习早逝，请不要带上别人。

    我不担心最终我们会控制住这次疫情，但是要花多久，花费多少金钱，牺牲多少条人命，限制多少自由，这还不好说。又或者，我们在一次惨痛经历后，又会忘记了伤疤。

        那我们能做什么？

1. 不吃野味，减少需求。请在家庭聚餐、商务宴请上对野味说不。不猎奇，不害己害人。不送礼，除非你想默默送疾病。

2. 对于出售野生动物及制品的商家，要求公开出示相关证件。对没有出示的或是存疑的，公众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部门、森林公安、林业草原局举报。

3. 督促政府部门公开并及时更新具有养殖和经营野生动物许可证的商户信息，包括其检验检疫情况及时间，并接受公众监督和举报。

4. 最根本的，参加立法推动，禁食野生动物及相关贸易。吕植|把野生动物贸易上升为公共安全来管理

    政策和法律的建立与推动，取决于一些事情是否符合大部人的利益。当大部分人的利益被忽视或是自身就不重视时，就会被小部分人的利益所左右，而他们会经常在政策制定者身边发声。此刻，我不知道被困在家中的你是否足够重视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大众是否能看清野生动物管理混乱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成本。这如同消防隐患、酒后驾车、毒品交易一样，影响的是公共安全与稳定。

    此刻，我希望你可以真正把不满、困惑、惶恐变成推动政策法律和习俗的行动，只有当大众的声音在五年、十年后、又一个17年后，依旧可以记着这个春节这个开局不利的年代，记住这个幕后元凶而不再重蹈覆辙。

    请让野生动物自由的生活在野外，发挥它们的作用维持生态的平衡和环境的健康，最终，受益的是我们。对大自然，请保持敬畏。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李彬彬

 References:

1. Ahn M, Anderson DE, Zhang Q, Tan CW, Lim BL, Luko K, Wen M, Chia WN, Mani S, Wang LC, Ng JHJ, Sobota RM, Dutertre CA, Ginhoux F, Shi ZL, Irving AT, Wang LF (2019). Dampened NLRP3-mediated inflammation in bats and implications for a special viral reservoir host. Nature Microbiology. DOI: 10.1038/s41564-019-0371-3

2.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3/11/id/90713.shtml

作者介绍

    李彬彬，昆山杜克大学环境项目担任环境科学助理教授。美国杜克大学博士，硕士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李彬彬教授主要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主要方向为中国及东南亚特有物种保护及保护优先区的规划与管理评估。研究范围包括保护地管理成效，濒危物种如大熊猫的栖息地保护, 足迹识别野生动物个体技术开发，社区发展对特有物种熊猫保护影响等。其研究地区包括中国四川、陕西、云南、青海等地；国外包括在希腊研究野猫对于岛屿爬行类的影响，参与美国国家地理大型猫科保护项目(Big Cats Initiative)中的全球豹类评估，人兽冲突解决方案调查等，研究结果发表在Sciences Advances, Proceedings of Royal Society, Conservation Biology等。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迪斯尼电影“诞生在中国”科学顾问，西南山地签约摄影师，Duke Story for Nature and People创始人之一，致力于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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