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美债利率是否再次开启新一轮长上行周期？

工业3.0带来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和美债利率长周期上行，后工业3.0时代美国经济动能不足下美债利率长周期下行，当前工业4.0大幕拉开，是否能开启美债利率新一轮上行周期？

（1）工业3.0时代（45-84年）：美国经济高增长支撑美债利率持续高位。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技术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马歇尔计划下的欧洲战后重建扩大美国制造业需求市场，科技和制造行业快速发展，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战后“婴儿潮”使得美国人口快速增长，强化消费需求。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高政府支出也带来了虚假的“经济繁荣”。

（2）后工业3.0时代（84年至今）：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债利率中枢趋势性下移。第三次工业（科技）革命动能减弱，科技和制造业增速放缓，全球竞争力减弱。同时，人口老龄化约束需求，供给学派约束财政支出，美国经济内生动能不足。

（3）工业4.0时代（当前呼之欲出）：有望推升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支撑美债利率长周期上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革命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预期，但为了约束通胀压力，美债利率也将持续高位（即便不是趋势性抬升）。

美元信用未完全建立、工业3.0拉动美国经济、通胀压力加大，均支撑美债利率持续回升。（1）美元信用起伏，构建过程一波三折——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步构建美元信用，在经历了特里芬难题和四次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最终“石油美元”新体系建立才逐步夯实美元信用。（2）全要素生产率中枢处于高位，经济潜在增长率抬升——得益于工业3.0科技红利和“婴儿潮”需求高增，美国经济增长内生动能强劲，支撑美债利率高位。（3）CPI持续走高，通胀压力增大——越南战争加剧通胀水平，两次石油危机催生70年代“滞胀”，约束美债利率维持高位以对抗“涨”的压力。

2.2 通胀水平：战后“通胀大温和”->60-70年代“滞胀”压力抬升，也在持续支撑美债利率高位

“通胀大缓和”时期以后，66年越战升级与“伟大社会”计划抬升通胀，也在支撑美债利率持续高位。（1）“通胀大缓和”（战后至60年代中期）：美国经历经济黄金阶段，美国经济内生增长率保持高位。在 “通胀大缓和”时期，CPI长期保持2%左右温和通胀水平，通胀尚未驱动美债利率抬升。（2）通胀压力明显提升（60年代下半程）：随着1966年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以及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的计划，美国财政支出迅速扩大，美联储也同步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胀水平快速抬升，支撑美债利率高位。

70年代，供给约束叠加需求的无序刺激使得美国经历“滞胀”时期，持续攀升的通胀也导致美债利率不断抬升。（1）供给约束：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滑，越南战争升级叠加粮食危机与石油危机爆发使供给雪上加霜。（2）需求无序刺激：凯恩斯主义影响下，促进经济增长取代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目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超发。（3）工资-通胀螺旋：美苏争霸背景下，工会力量强大，通胀压力引发了工资-通胀螺旋上升。

2.3 经济增长：二战后“工业3.0”提升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支撑美债利率持续高位

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提升劳动生产率。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即工业3.0）风潮席卷全球，美国政府积极培育信息科技产业，成为科技革命的主导国，美国科技行业的发展促进技术升级，提升生产率，也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利率是资金的价格，美国经济高增长支撑美债利率持续高位。

马歇尔计划（制造）：开启美国制造业的黄金20年。（1）马歇尔计划打开了美国制造业的全球扩张空间。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1947-1951年）是美国对西欧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计划实施期及此后的较长时期，欧洲战后重建成为美国制造业庞大的需求市场。（2）45-65年是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20年，支撑美国经济高增长。但60年代下半叶，美国经济逐渐 “脱实向虚”，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带来长期滞胀压力，美国制造业开始进入下行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红利也进入下行期）。

战后“婴儿潮”（消费）：延续美国经济（消费及金融地产业）持续高增长。二战结束后, 1200万老兵回归私人生活促成了战后“婴儿潮”的出现, 美国人口快速增长。新生人口的激增创造了对消费品及服务业的极大需求，使消费行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此外，人口增长带来住房和投资需求增长，金融地产业也持续受益。

政府过度支出（财政）：60-70年代，美国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张，也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 “伟大社会”计划：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目标，财政支出大幅扩张，试图缓解贫困和保障民权。（2）越南战争：60年代美国对外参与越南战争，军费等政府支出大幅扩张。（3）凯恩斯主义：70年代美国政府从需求端刺激经济恢复，施行高福利等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过度的政府财政支出，一方面导致财政赤字率快速攀升，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虚假繁荣”也支撑美债利率持续高位。

战后至5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初步构建美元信用，美元供给约束驱动美债利率持续抬升。美国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大量黄金，战后拥有全球近75%黄金储备。凭借其国际黄金储备实力，美国进一步稳固国际地位，成为美元信用的基础。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代表会议确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全球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制度——（1）美元与黄金硬性挂钩，各国可以按照一盎司黄金＝35美元的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2）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政府根据情况规定各国货币的含金量，实行固定汇率。在金本位制度下，由黄金为锚的美元成为国际公共品。在美元供给受到黄金供应量的限制和维护美元信用的需求下，美债利率（美国基准利率）持续抬升。

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挑战，“特里芬难题”导致4次美元危机。60年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特里芬难题”——（1）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核心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2）各国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下，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美元购买力下降，金价逐年上涨。各国抛售美元兑换黄金，导致美国黄金资产大量外流，美元信用动摇。1961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和国际贸易逆差再次大幅扩张，进一步加剧“特里芬难题”，美元的信用受到全球各国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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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开始的4次美元危机持续动摇美元信用，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提高美债利率为美元“增信”。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持续扩大，“特里芬难题”下，美元信用备受质疑：（1）1960年第一次美元危机出现，黄金储备大量外流，动摇美国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2）随着美国黄金储备持续回落，1968年第二次美元危机出现，黄金市场价格与官价脱节，导致美元被迫贬值，美元与黄金开始实行“双轨制”；（3）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继续扩大至220亿美元，1971年第三次美元危机出现，美元与黄金事实上脱钩；（4）越战加剧消耗美国国力，美元贬值导致固定汇率波动范围扩大，1973年第四次美元危机的出现终结了固定汇率制度，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

美元信用确立、工业3.0红利消退、全球化通胀水平回落，都在驱动美债利率持续回落。（1）美国霸权地位确立，强化美元信用——四大支柱夯实美元信用，美债利率无需持续高位为美元“增信”，美国基准利率趋势性回落。（2）全球竞争优势不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工业3.0红利减弱，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速下滑，资金价值（利率）下行。（3）里根政府大刀阔斧改革下，通胀水平回落——里根新政“供给学派”走出“滞胀”，全球化缓和通胀，美债利率也相应进去下行区间。

3.2 通胀水平：8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球化以及信息化浪潮带来的通缩效应缓和通胀，美债利率持续回落

80年代初美国政策转向“供给学派”，实施配套的多项举措缓解了高通胀。政策多管齐下，使得供给约束逐步解除，通胀压力得以缓解：（1）货币政策：美联储转向紧货币坚定控制通胀；（2）财政政策：里根政府初期推行自由经济改革减税，中后期“供需兼顾”；（3）行政管制：里根政府推动修订《戴维斯.贝肯法》，削弱工会力量，减少劳动力对市场价格的干预。

中美建交以后，全球化大幕开启，“滞胀”压力进一步得到缓和，通胀水平长期保持低位。全球化进一步降低通胀水平：79年中美建交，此后美国引领下全球化浪潮开启；2000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深度加入全球分工体系，进一步降低了全要素生产成本以及流通成本，提升了全球生产效率。美国全球化指数与美国通胀水平呈明显负相关，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全球化进程降低了美国通胀的压力。

同时，美国9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浪潮带来的通缩效应，也一定程度上助力美国长期低通胀。信息化浪潮有助于提升各要素流通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同样的生产要素下，提升最终产出。这种供给的边际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通缩效应，有助于维持美国80年代以来长期低通胀的水平。

3.3 经济增长：后“工业3.0”时代，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放缓，美债利率也进入下行区间

80年代后，工业3.0红利减弱，美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增速均明显下滑。（1）科技：工业3.0带来的技术革新动力减弱，科技行业发展放缓。（2）制造：德国、日本制造业崛起，美国制造业失去全球竞争力。（3）消费：人口老龄化逐步显现，消费的需求增长放缓。（4）财政：80年代后财政转向供给学派，需求侧的财政刺激支出大幅减少，并大幅削减军费。

第三次工业革命红利减弱，美国制造业失去全球竞争优势。（1）科技：信息科技行业增速中枢下移，且行业规模仍较小。80年代后，信息科技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上行，但规模上，无法对冲制造业占比下行的影响；而工业3.0带来的技术革新和科技创新的动力减弱，科技信息业发展逐渐放缓。（2）制造业：德国、日本制造业崛起，美国制造业失去全球竞争力——以汽车业为例，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时，原油价格飙升，节能成为汽车重要的优势，日系车因具有燃油的经济性，不断挤占美国车企的市场份额，此后，美国汽车业持续低迷。

人口老龄化约束消费总需求，供给学派约束财政支出。（1）消费：80年代后，美国“人口老龄化”逐步显现，消费需求总量边际放缓。（2）政府支出：80年代后政府转向供给学派，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明显减少，并大幅削减军费，使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减少。

美债利率回落支撑超前消费和地产，但对美国经济的拉动效能有限。（1）超前消费：80年代后，美债利率持续下行，居民储蓄意愿降低而消费意愿降低，消费者信贷兴起，但并未完全对冲“老龄化”导致的消费总需求边际回落。（2）房地产：虽受益于利率下行而有所回暖，但行业增加值中枢持续下移。（3）美国制造业“脱实向虚”（第三次工业革命红利减弱），弱化了美债利率回落驱动的超前消费对美国经济的拉动效能。

80年代以来，国际政局变换，美国一超独霸，四大支柱共同作用夯实美元信用，推动美元信用进入稳定期。随着苏联攻势减弱（80年代）、苏联解体（90年代），美国一超独霸，建立起全球政治及军事霸权。叠加美国全球领先的科技地位以及美元信用构建期所积累的国际结算优势，四大支柱共同作用下，美元信用得到显著夯实，美债利率就此打开下行空间。

80年代后，国际政局、军事霸权、科技地位与国际结算四大支柱共同构建并强化了美元信用——

（1）国际地位上升——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及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在国际政局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同时，随着中美建交，全球生产要素价格下降，推动全球化浪潮开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日益加深，进一步推动并扩大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

（2）军事霸权确立——二战后美国军费开支常年高居世界第一，并于80年代后军费开支占全球比稳定在全球40%附近。同时，美国不断扩张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并不断推动北约东扩，增强其军事影响力，建立起美军全球军事霸权。

（3）科技地位稳固——80年代后，美国政府注重强化联邦技术向私人部门转移，并通过减税等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技术创新，努力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出台相关科技保护政策，将科技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巩固了美国科技在全球的长期优势地位，显著增强美元信用。

（4）国际结算工具——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美元逐渐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同时，借助美国CHIPS系统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也间接控制了SWIFT这一国际主要货币结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