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记 |
以下文字引自《增订本》第一章节 「 旧石器时代出现的缝纫和装饰品 」( P. 2-4 )
“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古书典籍中留下了种种传说。唯在提及衣服的创始与沿革时,不免多有附会,情形正和对待远古其他事物的发明一样,名份上照例也要归功于三皇五帝。”
除序言、引言,此句为《增订本》正文开篇的首句。作者以‘附会“二字,开宗明义,道出古籍本中对”传说时代”发明的归因存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故此于开局处,读者不免生成一种期待,期待此书的作者如何以不偏不倚,中允客观的态度,对散落在华夏先民日常劳作中的服饰营造做系统的脉络爬梳。以一种面向“零”时空的创造溯因考,勾勒物质生产中既普众又别样,隶属最广泛人群——“凡夫俗子”的造物日常。
此阶段虽尚未对全文展开系统阅读,仅浏览各章节名目,亦可了然作者在首句流露的立场。比如某些章节,作者直接以“唐代农民”、“唐代船夫”、“唐代猎户”、“南宋中兴正影图中吏卒和平民”以及“宋刻砖厨娘”为标题。其立意,不仅在于交待考察的对象、某种程度,念兹在兹,从文本深处呼应作者早期文学的着眼点——“普通人”。这里,若稍作假设性联想,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猎户、船夫、吏卒、厨娘......理解为幻化于20世纪初,散落于湖南湘西农村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纯善如民的兵卒、果敢英武的族夫、巧艺傍身的工匠、乃至至真至情的娼妓……一切的名不见经传,都是可以在生活的命脉中深挖的对象。因此,一种研究视角——“用心于物质文化史,对普通人的哀乐和智慧有情”(张新颖语)”使得“爬梳另类资源”的意义无形提升,个中方法,将同于尘俗的造物日常,不露锋芒的记录在册,以此展开与根植在华夏文明深处的内蕴与淳朴的恳切对话,无复人情。
“服装的产生,还可能是处于猎捕猛兽、应付战争的需要,为避免利爪与矢石的伤害,或出于伪装与威吓,人们向某些有鳞甲与甲壳的动物学习,即所谓“孚甲自御”办法。使用骨针率先来缝制这种原始的军事服装——胸甲、射鞲一类局部衣着。并由此引导出一般日常服装。保护生命、揜形御寒、装饰自身乃是服装最主要的功用。"
诚然,对服饰源流的考据,此专著虽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但未必就是不可被超越的一世孤本。“开山”说的深意或许不在于(或不仅在于)业界话语中时常被惯用的所谓奠基或执牛耳的地位。反倒是面向权威,提供突破性理据,以言实的信念展开学理推论更具说服力(拨云见日的学术效力)。此段引文,作者将假设(hypothesis)与史引(historic research)并置,借对“盔甲军服”演化为”常服”的原理梳理,提供读者一种可参照的推理范式与溯因思路。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正徐徐开启的秩序史的序幕。
稍作留意,会发现此段中“孚甲自御”说被加用引号标注,说明这一词源的二手性及史料性。的确,两汉《礼记·月令》篇对此即有相关记载。换个思惟,若从实境面向勘察该词又会发现,在一个文化传统几乎土崩瓦解的现实之中,抢救文化,似乎也意味着某种“防御”。“孚甲自御”的意涵,在这样一种上下文,涌现出现实的张力,渗透着“有识之士仍应知其不可为而为”(王德威语)的风骨。此类防御,虽非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但不可否认危情之下的自保与防守,或者说“以保为进”,事实上彰显出比生存策略更为深沉的智性所在。
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尚处矇昧期。各种”率先”以骨针缝衣的行为赋含原始智性,但也必须承认其客观形质是粗粝且拙陋的。这种集御寒、防御、装饰为一体的衣物,渗透不确定的自我与环境间的挣扎。以考古眼光分析,这或许就是最低阶的造形原本,体现尚未能够做功能细分的混沌日常。但是,若将此种“粗粝”与当下的创造相比较,我们不禁自问,有多少“创造”可堪比此类以直觉推动的、浸淫在朴拙动能驱使下的内在机能的释放,令生命之力饱涨。
“装饰品。钻孔的小石珠,发现七件,白色,样式不甚规则,形体大小一致。砾石,为黄绿色卵圆形,两面扁平。穿孔系两面对钻而成,还有钻孔的海蚶壳、青鱼眼上骨和可以穿成串的鱼脊骨,刻纹的鸟骨管等等。尤其是许多钻了孔的鹿、狐、獾的犬齿,十分引人注目。据推测,这些五颜六色打孔小物件,是用皮条穿成串,佩于衣服,或者系在颈项、手臂之上为装饰的,是我国远古时期先民们的原始工艺美术品。”
这里所谓的“装饰品”,是指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饰迹。包括“钻孔的石珠、海蚶壳、鱼骨”、“刻纹的鸟骨”等。作者在这里,凭借对原始工序的精细描述——“穿孔系两面对钻而成...”无形中拨现一个事实——即物质创造中“源流”与“沿革”的差距。有意思的是,亘古至今,“穿孔以结绳”的造物逻辑,在千年的演化中,其流变微乎其微。且可预测,这一方法在未来也将保持恒定的持续。人类由来已久的连绵,借造物的承袭,验证了这一方法在精神领域的恒力。看似简单的钻孔,不仅在文化承续中起着纽带作用,更说明这一背负时间与体能双重消耗的连续操作,浸透人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力,表明人在可感、可塑、可戏的物理实境中,创造了一种让生命的机动性与文化性一簇迸发的能量场。
若以现代设计思维解读“对钻穿孔”法,亦不失其启示。原因或许有三:一、适度利用有机材质的可塑机能,借外力对有机物的固形做人为再造,有助提升人对材质特性的敏感度。二、在递减式塑造中,人无形中营造了实境的对立面——”虚空”,如此一来,光点便会充盈其间,且在双向对冲的关键一刻,所有的光点最终“泛滥”成光束。因此,领会如何将消极损耗转变为积极因素成为一门必修课。此语境下,孔洞不再是间隙、不再是缺口、而是连接的导因,包含前进与后退的逻辑思辨,一如穿越时空的蠕虫洞。三:尝试用单眼“穿孔”了望世界,相对朦胧、模糊的观察视角,让原本无意义却真实存有的“时间”在人的潜意识中形成流转,“洞”因此被赋予流动的品质。这一品质若反作用于人,人不免会在追问自身的过去之中,反思身处的当今。
“在山顶洞下室,有饰终遗迹发现。埋葬的尸骨上散布着赤铁矿粉粒(或许是衣饰上涂染的遗迹),随葬物有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兽牙等饰品。男女少长之间,无大差别,表明氏族成员的同等关系和血亲感情。但是还意味着,在母系氏族公社时间,男子不仅盛行装饰,处于某种原因还可能在装饰品的数量方面高出妇女。山顶洞人的一四一件装饰品中,兽牙犬齿占了绝大的比例,达一百二十五件之多。不应当是一种无意义的现象。最初,拔取野兽的犬齿,可能是猎手的纪念品,随后演化为装饰。青年男子把它佩戴于身,还具勤劳、勇敢与胜利的象征。而某些细小石珠等饰品的选材加工和制造,则可能是对于妇女们才能智巧的表现。作品尽管非常原始,除打孔加工外,大多完全保持着自然形态。但却充满劳动、创造的审美情感。不存在后世那种炫耀财富或者表示尊贵的观念。随着母系社会的衰落,装饰才在妇女方面日益增多。甚至多到不可设想程度,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约制妇女的珠玉枷锁。”
此段,除却一般性考据及描述也鲜有的加入了作者个人的主观论述,价值取向自现。如此,我们认知:原始饰物中那种巫性的、浪漫的、热情的人性活力在母系社会逐步没落后走向他途,以至于后来繁复的“装饰......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制约妇女的珠玉枷锁”。虽然我们无从以当代设计的角度窥探,被现代主义身份认同的观念刻度在话语表面的形而上的个体,但籍由作者的描述:无论是“拔取野兽的犬齿”以制造象征“勤劳”、“勇敢”、“胜利”的男性佩饰;亦或是摘取“细小珠石”串结出凸显“才能智巧”的妇女饰品,皆表明此段论述对理解性别与身份话语间的特殊关系持有贡献,且让读者对原始造物在性别间营造的极具审美性的平衡状态不免报以景仰与兴叹。
“反应新时器时代原始人头面装饰的资料,见于陶器人形的例子,有甘肃礼县高寺头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可能也是所谓人头器盖残存的部分。表面橙黄色,顶部有一个小孔,前额向后有半圈附加堆塑泥带,带上作出断痕,表示系为一种压在发上的串饰。陶人的口、眼镂空、两耳垂处穿孔。发后的串珠,可能是珠、管一类,也可能象征贝串。这种装饰形式,在内蒙某些早商墓葬的头骨上也有发现。(现今少数民族还有类似装饰流传。其中以傈僳族妇女压在前额发上的贝带饰,最近于这种原型。)它和此后从商代开始的帽箍式冠饰以至明清的遮眉勒子,可能是一脉相传的。
...
以上所举人形塑像中,两耳穿孔的占绝大多数,这也显示出五千多年以前,早已有珥珰的装饰。
新时期时代的装饰品遗物,考古发现以石、玉、陶、骨、角、牙诸般较耐久材料做成的环、珠、管、坠、笄等为最常见。出土地区分布广、数量种类也相当多。”
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农耕文明。相对采猎文明,人在智识上有了重大进阶。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成为该时期人类最主要的制造手段与生活方式,这不仅表征人在实践中发明、改进、驾驭工具的能力曰臻完善;更在于指向一个价值领域与生活世界,准确说,指向一个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互为渗透的关系。将“石、玉、陶、骨、角、牙诸般较耐久材料”“做成.....环、珠、管、坠、笄”是因为意识到选料之外,空间的大有作为,比如:对珠、管、骨等有机材质內部空间的发现与利用。若将此种造物思路冠以“随形赋用”之名,那么它最直观的价值体现于:方寸间摸索出格局。若再进一步将生命意识自发的注入格局,那么这一造物行为便有了可追溯的轨迹与奥义。同理,引文中所述的“口、眼镂空、两耳垂处穿孔”的陶人,就不再是简单的模拟现实的对照物,它转而成为携带特殊意念的文化载体。
此外,有必要一提的是,此专著的各个版本,几乎全部沿用作者原手稿中的繁体中文作为主印刷字体(内地本仅封面使用简体)。虽然我们无从单方面揣测其中的出版考量,但作为读者,若仔细推敲章节中陆续出现的、某些指示性较强的繁体字型: “環、珠、管、墜、笄、珥、璫、珮......”之类,便大体可感其中的用心。截至目前,考古界尚未发现在殷商甲骨刻字之前,华夏大地有其他文字出现的迹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是后世的机巧造字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一窥早期人类在与物质世界的经验化历练中存留的某些心理信息,智慧技能,以及认知策略。或许,也可以这样解读,是后世的造字法有意将先民对材质、空间的量度做人为的加工、存储及信息提取,以体现该事物的构成性能,从而突出人对物质发明背后的发展动因、方向,及基本律规的把握。(*补充说明:为便于理解与交流,是次引用的《增订本》文字,特别将繁体中文转化为简体中文,冒犯原文处,希敬海涵。)
“其间关于臂饰的发展是十分有趣的。早起可能收到皮韦“臂衣”的影响,产生了各式筒形臂饰,如甘肃鸳鸯池等地出土的臂饰,就可能是在皮革上用黏合剂黏贴骨片做成的。同时玉石器臂筒也随之出现。这种情形,随着农业发展涉猎生活的减弱,筒形臂饰则可能日渐消失,或长度逐步缩短,终于形成为腕式——手镯。并随后为金银材料所取代。”
关于“手镯”的来源考,此段描述可谓是较罕有的“一家之言”。相较后世学界,有如此看法:因形质雷同,对手镯的溯源,归因于新石器末期良渚文化的玉礼器——玉璧与玉琮。但这一观点,从科学角度分析,尚存某些未解。比如:玉礼器与玉臂筒之间的实质关联究竟是什么?形宽体沉的良渚玉璧、玉琮,究竟如何转变为紧贴肌肤的身体装饰?促成变化的直接导因又是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再读引文中的叙述,便有了醍醐灌顶之感。可以说,引文兼具思惟的逻辑性与语言的趣味性,令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于臂衣、臂筒(饰)、沿至腕镯的脉胳性推断中,轻松可感演化的意趣与律规,并由此洞悉承袭中蕴藏变革的必然。无独有偶(或许是“有识者所见略同”?)。如众知,手镯一词的英文是“bracelet”,其拉丁词源是“brachile”。而brachile意思是指”手臂的”。换言之,经法语“bracel”演变而来的拉丁字“brachile”,后被英文沿用。如此,便可反向推断“bracelet”的原始字意是——臂镯、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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