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ah Arendt | 理所当然的平静 A Deserved Peace

原创三声 Third Voice 三声饰品与文化略记薄

| P is for Peace |

编者按：

去年此月，位于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HM)，一个名为 “汉娜·阿伦特与20世纪（Hannah Arendt and the 20th Century）”的展览开幕，该展追溯了这位美籍犹太裔思想家对现代社会、历史的观察。展览面积颇大，占据了DHM这间由贝聿铭设计的玻璃与钢架混构的现代主义建筑的两层。

展览的主题——“无人有权盲从（1964）”，大概是迄今为止，被媒体引述最多的阿伦特的观点，由其引动的社会效应，也型塑了我们中的多数人对她的初识：一位思想者，政治哲学家，真正的公知，由于时常发表对时事的尖锐看法，因此引发争议。策展方在注重深化这一面向的同时有意识提示，作为女性，阿伦特无疑也有着出众的外表。对于这一点，即多数人未必能从其文字中所预料的“女性特质”，恰到好处的通过展览中首次披露的私人物品：相片、首饰、烟盒、证件、服装......中显现。作为一生都在思考且不辍写作的女性，策展方将这些私物逐一公示，再度引发质疑：曝光这些“身外物”的动机何在？对于研究阿伦特有何现实意义？对当下的观众呢？展览是否致力传达思考的雄心？亦或仅是女性特质？...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下图为青年时代的阿伦特）

作为被世人公认的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的遗物，一直由其曾侄女埃德娜·布洛克 (Edna Brocke) 博士接收与保管。据悉，就在“汉娜·阿伦特与20世纪”展览的备展期间，布洛克博士向德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大批藏品，其中的小部分于该展首次披露。

埃德娜·布罗克，1943 年出生于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他的父亲：恩斯特·富尔斯特（Ernst Fuerst）是阿伦特的堂兄。1934 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一年后，恩斯特·富尔斯特和他的妻子（皆为犹太裔）逃离德国前往巴勒斯坦（时为英国管辖内的地缘政治体）。在以色列军队服役后，他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学习政治学、英文和犹太文化研究。1955 年，埃德娜·布洛克在以色列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姑姑汉娜·阿伦特。阿伦特自己没有小孩，她亲切地称呼布洛克为“我的小青蛙(Fröschlein)”。1961年，当阿伦特为《纽约客》撰稿，也即是其在耶路撒冷报道有关艾希曼的审判之时，她为时年17岁的布洛克也申请了一张访客通行证，因此，布洛克陪同姑姑阿伦特多次出席了该庭审。后来，如众知，阿伦特发表了其重要论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布洛克曾表示，她最后一次见姑姑是在1975年，就在阿伦特去世前几个月。地点是在阿伦特将要去拜访海德格尔的一间火车月台（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巨擎，在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阿伦特私交甚笃，据说二者有着超越知己的情谊。但是，“海德格尔本人与当时的纳粹德国的微妙关系向来也是思想界的一桩‘公案’“，之后也并没有因其离世，令争议随时间而淡化。），当时，布罗克颇感为难与冒犯的，向姑姑提及了家族内部对于阿伦特的这一个人行为，有着剑拔弩张的分歧（作为因二战而被迫流放的犹太族裔，阿伦特的某些亲属，对阿伦特在有关审判艾希曼的报告中提出的“平庸之恶”论，以及她与海德格尔的私交抱有极大的质疑，不止迁怒于她，更屡加责难与威胁），于是她小心的问阿伦特是否真的要去。阿伦特在她耳边低语道：“世界上有比人更重要的事。”

大半个世纪过去，匪夷所思的，围绕在阿伦特周围的争议似乎从未间断。它们正跨越时空，延宕至今。今天，令“汉娜·阿伦特与20世纪”展览的策展团队始料未及的，是该展的开幕恰逢德国疫情高发期（当时尚未能大规模投放疫苗接种服务）。展览一度被迫关闭，后实施虚拟观摩和分时段实境限流参观两类措施，并要求参观者严格遵守防疫规则，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而观众每接触一件展览设备，比如使用耳机，也会被程序化的提示，需使用液体洗手剂消毒双手。这一切——在一场大疫流行期举办展览，似乎镜像般地衍射了阿伦特式的社会实验。因为，思考在危机与恐惧并序的时代如何维持公共生活，是阿伦特在其著作中反复阐述的挑战之一。颇为吊诡的，她的那句被广为传播的口号或主张：“无人有权盲从（#Kein mensch hat das recht zu gehorchen）”，正是该展用以推广与宣传的核心标语。疫症期的极端措施，让观众在观展中往往感到无所适从，而展览中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哲学式讨论——希望通过展陈小件私物，引领观众走入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则被简化为短小彪悍的引语。因此有评论表示：“一位知识分子的生活——尽管是偶像级的——通过一个展览，一方面志在加深专家学者的客观体会，一方面祈求吸引更多普众的认知兴致，二者免不了在博弈间互为妥协，其结果，使得对阿伦特的一系列哲学著作复杂性的理解，沦落为像玛格丽特·冯·特罗塔（Margarethe von Trotta） 2012年的阿伦特传记电影那样肤浅。”

当这种“肤浅”，经由一种“细致入微的哲学式讨论”展开，又不免招致另一类非议：作为普众，我们为什么要窥视阿伦特的私物：项链、胸针，甚至是皮草大衣（来自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的奢侈礼物)？这重要吗？真的重要吗？曝光这些私物是否只是通过模糊其深邃的思索，来突显所谓的“女性特质”？将展示阿伦特私物的方式近于神化，是否真的有助于理解“人的境况”？

诚然，有否定正因有人坚持。持肯定方的立场与主张也委实鲜明。他们认为，该展恰如其份的揭露了一个孤独的思想者的神话，并尝试将她带回现实，一个与普众对话的现实。展览非但没有将私人物品视为“灵光之物”，策展方不过是希望将一众物品整合入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学界，一位女性，在当时是如何被重视的？而这样的视角又是如何出现的？

可以肯定，此类视角有助于我们体会，在公共领域，阿伦特仍是那个争议的焦点。不仅因其才华，或是其身体力行抵制被一切正统标签的可能，更因其有时也有改变自己想法的勇气。更何况，她从未将自己的判断作为唯一的普遍真理提出。正相反，她一直很清晰：“从某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判断。可以说，审视本身正是对其他审视的邀请。” 比如，展品中的一个细节：一组相同的字母“ H.A.B ”，被精巧、细致的刺绣在其大衣外套的衬里内。同时，在同场展出的另一款海军蓝皮革公文包的表面，亦可觅见同款字母印迹。这组字母，事实上，正是阿伦特流亡美国后，冠以其第二任丈夫夫姓后的新全名：Hannah Arendt Blücher的首字母。坦率说，不可否认，女性知识分子往往有一套社会着装规范，借由反思女性知识分子的社会习俗，着装规范，从细节处窥见阿伦特的处理方式，折射出其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或“女性特质”。对于这一点，正如展览中对德国慕尼黑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芭芭拉·维肯博士(Dr. Barbara Vinken）的视频访谈所述:“ 我认为汉娜·阿伦特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优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她既没有隐藏自己的女性气质，也没有炫耀它。她认为这理所当然，作为一名女性知识分子，她对自己完全感到平静。”

无论如何，两种声音的存在让作为观众的我们见识个中张力。或许，从理解一部二十世纪的女性智识生活史的角度去解读展览，以小规模的、感性的经验世界为出发点，用“阿伦特式的审视”审视策展的主旨，可以帮助我们察究那些生发出极不寻常的思维能力的源头——从他人角度看世界，同时仍为自己思考。显然，这种能力，既投射在她的政治思想领域，也映照了其生活思维的艺术。

>> 一方银色Minox相机

Minox相机，即德国美乐时牌相机。该品牌以研发小巧、迷你的摄影产品闻名。它在摄影术被发明的第100年——1938年问世，因其超轻便的体格被情报部门所留意，并逐渐将其发展为间谍相机，继而风靡全球（所谓“间谍相机”，是特殊历史时段的特殊称谓，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的通讯技术之上，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信息战和情报站）。阿伦特透过这方迷你镜头，给自己的亲友拍照：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尔斯、阿尔弗雷德·卡津，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等等。这一动作，记录的不仅仅是亲密友情的闪光点，更意味因流放而被迫跨越深渊的桥梁。因此，对阿伦特来说，友情不仅仅是社交，也关乎流离失所。

便携式银色美乐时相机

>> 一枚仙客来形珠花胸针

1964年10月28日，阿伦特在接受德国记者君特·高斯（Günter Gaus）的电视采访时佩戴了一枚仙客来形珍珠胸针，上方镶有小颗宝石。是次访谈，在当年的西德电视台播出后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之后，该访谈被授予Adolf Grimme奖。2021年春的展览，首次将胸针公诸于世，并标注该展品为展览中“最具视觉性的展品”。今天，虽然我们无从考证阿伦特当日选择佩戴此枚胸针的缘由，是特意之选？还是随性而为？但一些蛛丝马迹，总能让作为观众的我们泛生联想。比如，在一份重要文献《黑暗时代群像》中阿伦特曾如此评论本雅明：“本雅明对德国和欧洲文学著作进行摘录，就像'采珠人/Pearl Fisher' 一样（20世纪丹麦著名女作家凯伦·白烈森/Karen Blixen/笔名Isak Dinesen，小说"The Diver"中的主角），潜入历史的海底去搜寻“珊瑚和珍珠”——即搜寻过去的片断，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家的责任是揭示并呈现一个不同的过去。通过这个破碎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可以重新触碰我们的时代已经失去的珍宝。这里的'珍宝' ，指的是'革命时代里失去的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 ”。对于阿伦特来说，一种关于志业的理想——成为一个像本雅明那样“潜入历史的海底去搜寻' 珊瑚和珍珠”的采珠人 ' ”，真正影响了她的一生。

上图：1964年阿伦特接受德国记者

君特·高斯的电视采访视像截图

下图：仙客来珠花胸针”

>> 一款登喜路牌金属烟盒

烟不离手，是阿伦特给人的深刻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众多相片，特别是在她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之后，纽约著名摄影师Fred Stein为其拍摄的肖像中可见一斑。当然，珍贵的视像资料——比如，接受君特·高斯的电视访问中，亦分明可见。的确，阿伦特在思考的时候总会点起一支烟，这是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后期心脏病发，还是没有戒烟。登喜路烟草公司制造的这款金属烟盒，材质为黄铜，采用压花工艺并配合电镀。对她来说，吸烟和思考完全是为一体，而烟盒或许就是一件稀疏平常的、和日用公文包一样的工作工具，不仅用于存储，更协助其达成组织思维的过程。

左图：澳大利亚艺术家 Peter Burke

绘制的阿伦特执烟形象插画

右图：启发绘本性二创的肖像摄影原型

登喜路公司制造的黄铜烟盒

>> 一串玉质项链

此次展览展出了两款项链，一款是有着古希腊图案的金链和一款玉质珠链。这两条项链分别出现在记录阿伦特生活片段的众多胶片当中，属于其私下和公开场合的行为的一部分。展览有意识将阿伦特置于她生活的那个时代——两类角色：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罕有的信心倍增的女性角色并序发展的时代。虽然她曾多次明确拒绝认同第二波女权主义。而策展方，似乎暗示阿伦特可能错误地将女性议题视为“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在她生命的尽头，也正是女权主义被推向公共领域风口浪尖的时代，正如标志性的女权主义口号在当时所声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回想起阿伦特在1964年接受君特高斯采访时的开场白，拒绝被称为“女”哲学家; 相反，她将自己定位为“政治理论家”，但她也向采访人保证:“一个女人，有一天成为哲学家是完全有可能的。”

无疑，这印证了其作为女性的自信举止。而一串珠链，哪怕再普通，给人的感受，往往就是以清晰、果敢、连续、“决定论的方式”久存。

沉思中的阿伦特和她所佩戴的玉石（松石）珠链

如此，我们窥见，当私物被公开曝光，似乎更能突显其意义。人，或许也是一样。

阿伦特曾在向其导师雅斯贝尔斯致敬时说：“人性永远不会在孤独中获得，也不会通过将自己的作品献给公众而获得。只有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和个人投入到“公共领域的冒险”中，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时下，由奥米克戎(Omicron)毒株传播引发的新冠疫症依旧猖獗，每个人都被迫面临思考是否或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开展行动，大到国家决策；小到日常外出，都无形中被赋予有着冒险意味的抉择。的确，一旦我们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关系网络，即无法确定它会带来什么。但可以肯定，阿伦特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冒险。她解释说，每次这样的冒险“只有在人们信任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一种对所有人都具有的人性的信任——虽然难以表述，但却是最基本的信任，否则，这样的冒险不可能进行。而她，陈述这一观点的状态——或许可以想象——正以那抹一如既往的、理所当然的平静。

（全文完）

| 编者后注 | 上文涉及在三重对应空间的游移与转换，也可谓“空间类比的三重奏”：

1. 公共空间 VS. 私密空间

2. 物理空间 VS. 虚拟空间

3. 威权空间 VS. 普众空间

补充说明：理同前述，基于对多元文化传播的促进考量，「三声」特精选制作——“饰品与文学（思想）”板块，以飨读者。本期为该板块的第三期，前两期内容见下方「回顾」（点击蓝色字体，直接跳转阅读）。本文所用图片均来自互联网，引用本文观点，望注明出处并提供「三声」链接。全文转载需后台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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