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如何成为西方世界的大门：神学家和皇帝的罗马

作者=柳展雄

本文系《经济观察报·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晚期罗马衰亡史是欧美的一门显学，西方有识之士研究罗马共和政治覆灭，经济社会大衰退，避免前车之鉴。近年来，学界最前沿的一批著作引入国内，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的拜占庭三部曲，彼得·希瑟的罗马史诗三部曲，《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 ，皆为巨匠杰作。

君士坦丁大帝在欧洲史的形象地位，有类于中国的晋元帝，带领臣民躲过“蛮族入侵”（The Barbarian Invasions），重整旧山河。他把政治中心从意大利台伯河畔，迁到希腊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首都命名为新罗马。

古典时期与近现代的共和主义者，锐利又不无偏见地认为，拜占庭的新生，其实是旧罗马的毁灭。君士坦丁的迁都，无论在制度架构上，还是地缘格局上，都在朝着东方式专制主义路径发展。

在爱德华·吉本看来，希腊人懦弱猥琐，自作聪明，希腊化的拜占廷国家不配当罗马帝国。真正的罗马人阳刚强健，不畏强权，是天生的自由民，希腊人则具有天生的佞臣性格，适合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君主制是低劣的政体，只有愚蠢软弱、奴颜婢膝的民族才需要国王来管管。

“我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的共和情怀，是外邦人难以理解的。亚里士多德蔑视理想主义者的天真，不相信政治上有绝对完美的制度，君主制可能产生暴政，大众民主制可能演变为无政府的混乱，没有孰优孰劣。

抛开根本国体不谈，东罗马的军事、司法、宗教各方面随形势而改变，跟共和国时期大不相同，雇佣军替代了民兵，忏悔祷告替代了雄辩演讲。从君士坦丁大帝到查士丁尼，帝国中兴的过程，其实是一步步“去罗马化”的过程，东帝国的政事典章希腊化，精神信仰希伯来化。

查士丁尼（公元483-565年）治下，东方的希腊语逐渐取代西部的拉丁语，上流社会熟读赫西俄德、欧里庇得斯等古希腊人的作品。希拉克略（575年－641年）治下，希腊语提高到官方地位，成为法庭和行政机构的唯一法定语言。在拉丁语文化霸权鼎盛的公元一世纪，普鲁塔克这个级别的顶级希腊作家，必须前往罗马留学，在希拉克略之后的一代人，拉丁语文化萧条凋敝。

希拉克略放弃“凯撒”和“奥古斯都”两个头衔称号，只采用希腊特色的“巴赛勒斯（意为军事首长）”称号。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入侵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去罗马化”达到高峰，东帝国朝野淡化罗马认同，避而不谈七丘之城的历史渊源。15世纪学者拉奥尼科斯·查科孔代勒斯，将拜占庭与罗马进行明确概念区分。

“Hellene”（希腊人）原意暗含贬义，西罗马帝国用轻蔑鄙视的语气，称呼拜占庭君臣为“Hellene”，相当于南北朝时期，中原的侯景、高欢轻蔑地把梁武帝唤为“吴翁”。受辱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帝国主动自称“Hellene”，不耻于希腊认同感。

“Hellene”的另一层含义是“多神教徒”（本文多神教徒特指，古典时期，信奉宙斯奥林匹亚神灵的古希腊罗马人，提到保加尔人等东欧蛮族的多神信仰，会另外说明）。希伯来文化对旧罗马的重造力度，超出希腊文化。基督徒把多民族多宗教的罗马，重造为上帝独一的罗马，教会以全面砸烂旧世界的热情来对待古典文明，不区分菁华和糟粕，同性恋、奴隶制、一夫多妻制度统统取缔。

五贤帝时代的帝国和查士丁尼（被部分学者称为最后一个罗马皇帝）时代的帝国，形似神不似，希伯来和希腊文化灌输注入，拜占庭的拉丁成分急剧减少。尽管如此，它毕竟是罗马正统的后裔，继承了罗穆路斯、凯撒、屋大维的法统。直到1453年亡国后，希腊人仍没放弃信念，19世纪起义者喊着光复罗马的口号，进行民族独立。

东晋朝廷虽然占据江东一隅，但不可能把法统追溯到泰伯、夫差的吴国，拜占庭也不可能把法统追溯到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安提柯·贡纳克（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业者之一）的希腊国家。德意志的奥托二世煞费心机娶到东帝国公主，靠着姻亲关系，他才有底气登基为“罗马人的奥古斯都皇帝”（Imperator Augustus Romanorum）。

查士丁尼为了天朝上国的虚荣，远征意大利半岛，把军队投入到空耗国力的战争中。他之后的君臣较为现实，不放弃罗马正统，兼以希腊为本位，形成一套翻版的华夷秩序。在帝国同心圆结构里，自内而外，第一层是本国东正教徒，第二层是西欧的拉丁教友，最外层是有待教化的斯拉夫蛮夷，以及不服王化的拜火教徒、穆斯林。

蛮族对文明世界既爱慕又憎恨，这种复杂情绪在中世纪儒家社会孕育了前秦苻坚和北魏孝文帝，在东正教世界孕育了保加利亚可汗西米恩。公元10世纪西米恩皈依耶稣，制礼作乐，模仿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保加尔人攻打拜占庭，其成败跟胡人的南征建康如出一辙。长江天险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了正统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一次次阻挡了外敌，很难不令人发出“王气在此”的感慨。

君士坦丁君臣的衣冠南渡，最大程度上沿袭前朝旧制，拜占庭的正式国号仍然是SPQR（全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罗马法仍然沿用，帝都既建造了基督徒的教堂，也建造了具有古典性质的广场、竞技场、纪念碑和凯旋门。马略、凯撒的鹰旗，飘扬在贝利萨留、纳尔西斯的军团。

在根本国体问题上，强势如君士坦丁、查士丁尼者，也要对元老院保持表面上的尊重。市民对弱势皇帝行伊尹、霍光之事，6世纪末连续换了三次皇位，莫里斯一世因为残暴冷酷而受到推翻，君士坦丁堡市民拥立劝进福卡斯。等到新君本性暴露，滥杀无辜，市民又叛变罢黜福卡斯，拥戴希拉克略。

首都的蓝绿两党(因赛车队颜色而得名)复活了格拉古兄弟时期的贵族派、平民派政治，蓝党由大贵族、大乡绅组成，支持中央集权政策，捍卫古罗马风俗习惯；绿党希望放松经济管制，包容叙利亚、埃及外邦的文化，成员大多为商人和手工业者。

两党斗争并不罕见，在近现代欧洲演化成合法正规、有组织的民主政党制度，在拜占庭却陷入恶性党争。因为共和精神无法适应东方专制主义的躯体，从屋大维到戴克里先，雄主试图建立一家一姓之天下，他们拥有强大的实权，但是没有相匹配的神圣地位。古罗马传统上不承认王朝世袭的合法性，僭主篡夺皇位成功也是“天命所归”，平等主义异化为赤裸裸的实力至上，“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王朝谱系里，不乏依仗军功而得国的下等人(例如查士丁一世和福卡斯)，文盲农夫沐猴而冠地黄袍加身（更准确地说，应当是紫袍），当个土皇帝。

《拜占庭的新生》

（英）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 著

李达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4月

君主制的优点在于确定君臣名分大义，减少纷争，民主制的优点在于天下为公，遏制独裁。晚期罗马意识形态紊乱，同时具备了下层社会的暴民乱象和上层吏治国家的统制主义，结果产生频繁无益的改朝换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坏政体，不幸实现。

宫廷政变、外藩入继、街头暴动无休止地上演，喜怒无常的民众，把皇帝拉下马，等波斯或斯拉夫大军压境，又后悔莫及，恨不得把废帝从坟墓里供出来，祈求他复活，击退外敌。

查士丁尼的皇后很清楚暴民色厉内荏的本性，坚决果断地镇压尼卡暴乱。东帝国实行官营经济、外籍雇佣军、包税制、宦官政治，迥异于“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西欧，更接近东方专制国家，查士丁尼把皇权打造的固若金汤，只差意识形态的思想统一。

罗马的君主神化历程，起于迫害基督徒的戴克里先，终于罢黜百家、独尊耶教的查士丁尼。转折点在君士坦丁大帝，他的执政期间内，《圣经》从异议分子的思想武器，蜕变为忠君爱国的政治工具。初代教会不仅是宗教膜拜团体，更是危险的地下秘密组织，夜聚晓散，充满社会不稳定因素。教徒目无王法，抵制纳税、服兵役义务，希伯来原教旨反王权之激烈，超过了儒家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暴君尼禄和五贤帝，一律受到了先知的诅咒，概莫能外。“永恒之城”罗马沦陷于蛮族后，奥古斯丁声称：“基督徒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

在受到君士坦丁招安，跻身庙堂之前，基督教是一个被压迫阶级的宗教，极具左翼革命精神。它生下来就有民粹主义的血脉，教会由木匠（耶稣），渔夫（彼得、安德烈），江湖医生（路加）创立，为底层庶民发声呐喊。

官府屡次派兵镇压，以刀剑和绞刑架恐吓，只是徒劳地制造出以殉道为荣的顽固分子。君士坦丁的谋臣用利禄诱惑，拿出国库收入补贴教团，顺利将其收编。董仲舒式的神学家变通者，神化皇权，把帝位抬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换取官方教会的地位。

按照多神教规矩，皇帝虽然担任大祭司，但并无管辖神庙和主持祭祀仪式的职责。教会献出主耶稣的权柄，把国家元首当作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拜占廷皇帝有权任命主教，解释神学教义，完成政教合一。君士坦丁大帝所受臣民的崇拜，远远超出戴克里先。

多神教知识分子，假装人们还活在西塞罗、加图的时代，宣扬共和主义美德。在往昔光荣岁月，罗马人富有集体荣誉，积极参与城邦生活，那时人民信仰的是朱庇特，而不是别的什么。罗马人改宗东方亚洲的宗教，拜倒在外邦神明脚下，已经是数典忘祖，更何况基督徒只知上帝，没有国家观念，不参与公共事务，多一个基督徒，即少一个罗马人。

“基督教阉割罗马公民活力”“基督教带来黑暗中世纪”的老生常谈，从晚期古典哲学家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启蒙时代的爱德华·吉本。“叛教者”尤里安试图恢复多神教的理由大致如此，他眼里的基督教伦理接近尼采所称的“奴隶道德”，《新约》里夫子教诲“爱你的邻居，也要爱你的敌人”“当人打你的左脸，你应该伸出右脸”，而多神教的古罗马崇尚暴力，不为穷兵黩武、侵略他国感到惭愧。

或许有些基督徒真的信奉“神爱世人”这套说教，但君士坦丁肯定不是。一个尸山血海里闯出来，出身行伍打下皇位的人，绝非善男信女，君士坦丁所信奉的上帝，乃是《旧约》里杀伐决断、战无不胜的上帝。

万军之耶和华给埃及降下十大灾祸，帮助大卫王、所罗门开疆拓土，神谕所至之处顺者昌逆者亡。君士坦丁及其手下的将士，把上帝当作一尊战神来祭拜。基督化程度最深之一的“霹雳兵团”作战勇敢，屡屡在多瑙河流域打败日耳曼部落，声威赫赫。

早在使徒时代，零星的士兵抛弃多神教，皈依改宗；戴克里先的在位期间，基督徒战士构成帝国西班牙兵团的主力；东西罗马分立之际，教会已经坐大，以至于可以无惧朝廷的雷霆盛怒。

君士坦丁的前任马克西米，不能顺利地执行宗教迫害的祖宗成法，因为下派到地方，捣毁教堂的官兵，充斥同教中人。传教士孜孜不倦地策反基层兵员和官吏，渗透进军政机构，西方政治史上，政权被民间反对派渗透到这种程度，只有晚期德意志第二帝国。社民党人在军营开展政工文宣，传播红色思想，等到德皇下令镇压罢工运动，猛然发现武装力量竟然不听指挥。

革命斗争原教旨主义和体制内修正主义的路线分歧，在社会主义者出现过，也在初代教会出现过。跟政权合作的益处显而易见，戴克里先皇帝青睐密特拉神，它源自印度-伊朗神祗系统，跟圣父耶和华同样流行于士兵职业。密特拉的膜拜团体，祭祀仪式高度神秘，组织封闭排外，因为获得当局的扶植，扩张迅猛，最远传播到不列颠，考古发现，罗马西部省份至少建有680座密特拉寺。

除此之外，诺斯替主义、犹太教、摩尼教（晚期古典最杰出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出身于摩尼教家庭）的各路神明，竞相角逐，争夺世人的灵魂。教会如果继续保持异议反抗者的姿态，恐怕要在竞赛中失利，何况夫子教导过“灵巧如蛇，驯良如鸽”的灵活原则。

基督教与其说是罗马衰落的罪魁祸首，不如说是罗马衰落后，各方逐鹿的胜出者。教会兴起之前，帝国早已经内外交困。在“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率兽而食人”的三世纪危机(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中，初代教会幸存下来，神父施舍寡妇、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照顾信徒的生老病死。此类慈善事业本应由元老贵族承担，然而他们已经陷入享乐主义和政治冷漠。精英阶层愉快地放弃振穷恤贫的义务，转让给各类新兴宗教组织，基督教尽管组织秘密，成员排外，但是封闭性要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要小，接收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盘。

晚期古典时代的多神教社区好逸恶劳，家庭和爱国美德溃散，上至执政官、百夫长，下到底层流氓无产阶级，全体透露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末世感；基督教社区护持忍耐精神，高生育率，勤俭劳动。三世纪的军阀混战、瘟疫、饥荒淘汰了前者，留下后者幸存。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遍布罗马皇帝的国土，古典文明的果实嫁接在翠绿的十字架上，才得以复活。

近代希腊民族主义理论家康斯坦丁·帕帕里戈普洛斯公正地评价：没有基督教，希腊文明无法活过动荡的晚期古典时代；没有希腊文明，基督教只能停留为一个地方性区域宗教。

改宗的学者借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阐发奥义，提升了沙漠一神教的境界。《圣经·新约》是巴勒斯坦穷乡僻壤一群村夫的朴素语录，使徒们大多生活在三四线小县城，没跨过学术门槛。经过希腊文士的妙笔，圣子的只言片语，完善为缜密的神学体系，理论逻辑使人信服。

在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连工匠和奴隶都会谈形而上的思辨：上帝是一个神格还是多个神格？圣灵生自圣父，还是生自圣父与圣子？圣像是亵渎神明的还是圣洁的？

拜占庭人的神学热情在教会史上绝无仅有，呈现出满大街思想家的景象。一个细枝末节的教义分歧，足以引发宗派分裂，乃至国家疆域分裂。从查士丁尼到希拉克略，历代雄主困扰于基督神人二性问题衍生出的教派冲突。这个抽象的玄学话题，简单通俗来说，耶稣是凡人吗，如果是，他为什么能施展神迹？如果不是，那么他应该金身不坏，刀枪不入，钉上十字架后，应该不死。

二性论（Dyophysite）的解释是：耶稣的身体如同一个既能装油又能装水的容器，神性与人性不会融合，正如同油在容器里仍旧是油，而水也始终是水，耶稣既不像神一样是真神，也不像人一样是真人。一性论派（Miaphysite）主张，神性与人性的关系是酒和水，倒在容器内，液体相融不分彼此。

大公教会秉持三位一体理论，基督具有完美的神性与完美的人性，既全然为神又全然为人，就神性而言与圣父同质，就人性而言则与我们同质。按照二性论的推论，耶稣两个本质存在于两个体当中，等于否定“道成肉身”。公元448年的宗教会议上，主持者向二性论派恐吓道：“你们有谁认为基督的性质分成两半，那我就把他的肉体劈成两半！”

武器的批判，替代了批判的武器，狂热的一性论信徒，驱逐二性论的创始人聂斯托里，迫使其客死他乡。此前不久，同样是这伙暴徒，羞辱残害了埃及女数学家、多神教徒希帕提娅，基督徒刚刚消灭完竞争对手没多久，就陷入内部大清洗。聂斯托里派门徒流亡海外，最远抵达至东亚，反倒在异教的波斯、唐朝那里，保留了信仰自由。

尤里安完全看准了一神教的狭隘、狂热特征，皇帝赦免持异端信条的神父，放任他们攻击正统神父，从内部分化瓦解。尤里安眼光之高明，手段之老练，不逊于屋大维等帝王，若非他意外死于战场，或许能改写西方的宗教格局。

开除聂斯托里派不是教会第一次分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紧接着，一性论派遭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开除，然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又遭到天主教的开除。教内的兄弟阋墙，仅仅有利于外侮，不存在什么胜利者可言。

欧洲近代宗教改革期间，路易十四迫害新教徒，白白便宜了普鲁士；东罗马的教派撕裂，白白便宜了亚洲邻国。大批异端派别的技术人员，迁徙到萨珊波斯，参与经济建设，伊斯兰崛起后，又为哈里发效劳。阿拉伯人作为沙漠民族，不擅长海战，依靠基督徒工匠的技术，短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壮丽强大的舰队。

希拉克略的盛极而衰并不难理解，宗派矛盾消解了大帝国的凝聚力。阿拉伯侵略者兵临城下的时候，埃及人张灯结彩，箪食壶浆，迎接外敌进城。基督教会各个支派的分布，显现出极强的地域特征，二性论盛行于叙利亚，一性论盛行于埃及，仅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尊奉正统教义（不排除少数例外，首都的绿党以一性论教徒为主）。

埃及一性论者宁愿臣服于阿拉伯异族，也不要基督教同胞的援助。预演了1453年的大变局：君士坦丁堡牧首宁愿臣服于土耳其异族，也不要天主教同胞的援助。西亚北非国土失守，帝都失去战略大纵深，家门口暴露在前线，酷似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拜占庭差点提前六百年沦陷于穆斯林军队，帝国幸免于难的原因有三，第一坚船利炮的领先优势，亚洲人获得的西方武器技术，毕竟是二手货，仍然比不上外国原产；第二敌人自身失去战意，阿拉伯部落快速转型为东方式专制主义国家，生活之腐化、武力之衰退令罗马人自叹不如；第三贸易的维系，朝廷失去地中海东岸，另外开发黑海地区，打通欧亚商贸路线。

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独一无二，是东西方商人的必经之地，没有其他城市能取代。东欧商船不管是去非洲的尼罗河三角洲，还是西西里、意大利半岛，或者直布罗陀，往来运输，绕不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俄罗斯的黄金、毛皮，印度的香料、象牙和珍珠，经过海峡关卡，抽取一部分商业税。税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库，充实了常备军和宫廷的开销。晚唐依靠江淮运河生命线，延长了一个多世纪的国祚，东罗马依靠海峡贸易生命线，转危为安。

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疆土缩小不全然是件坏事。丢到了二性论的叙利亚、一性论的埃及，东正教帝国更容易进行思想统一。五彩斑斓的宗教思想版图，只剩下一种色调。拜占庭立国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宗教事件——圣像毁坏运动，在这个政治前提下展开。

当权者捣毁教堂内的圣像雕刻，焚烧基督和圣徒的绘画像。按照希伯来原教旨理论，圣像是一个中介物，信仰通过画像、雕像等物品传播，不意味着物品创造了信仰。用现代人能懂的类比来说，声音通过水、空气介质传播，不意味着介质能创造声音。

穆罕穆德遵循了许多希伯来的传统规矩，禁止偶像崇拜是其中之一。哈里发命令，清真寺去除所有描绘活物的画像，721年阿拉伯人更进一步，撤除圣像。经历过911事件、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现代人以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水火不容，但是，回到当时公元8世纪的情景，两者的共同点多于差异。在某些东罗马神学家看来，那个发源于遥远沙漠的新兴教派，仿佛是亚伯拉罕信仰体系的某种变体，至少比拜火教、东欧原始多神教更接近正信。

在晚期罗马帝国，传教士为了便于招揽信徒，牺牲希伯来纯洁性，对偶像崇拜等习俗作出很大的妥协。官方开启圣像毁坏运动的理由，跟过去多神教徒反对奥古斯丁的理由差不多。罗马人抛弃奥林匹斯众神，投靠基督教，信仰不纯，因此国力衰落。今天君士坦丁堡盛行偶像崇拜，信仰不纯，连续丧师辱国，阿拉伯人之所以士气旺盛，百战不殆，是因为他们严守清规戒律。

考虑到，支持圣像毁坏的利奥三世与其子君士坦丁五世，两人是骁勇善战的皇帝，这个理由不算太离谱。拜占廷边疆的亚细亚军民，一边向穆斯林攻击作战，一边敬佩对手的虔诚热情。他们沾染了阿拉伯风气，严格遵照十诫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

东正教建制派的神父，致力于论证“圣像连通神恩”等理论。单纯在财政经济方面，教会就不可能放弃圣像崇拜，各种石像木像铜像的生产、制作、销售，贩卖给信徒，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市场商业链条。

坚持圣像礼拜的教堂遭到整顿，雕像连同土地等教会财富，充入国库。朝廷把铜像熔化，铸成军用民用工具，君士坦丁五世的世俗用意与三武灭佛相似，迫使僧侣还俗，增加劳动力，没收寺庙田产，收为国有。然而结果背道而驰，因为平民逃避世俗政府的繁重赋税，把田地转入修道院名下，才有了庞大的宗教财产。中央与民争利，短期收取富国强兵的成效，长远来看，必然加重负担，导致农民贫穷破产。

圣像捣毁运动，在政治上是皇权和（大多为边疆亚细亚出身的）高级军官权力的加强，在精神上是希伯来律法主义的加强。处于阿拉伯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脱离拜占庭的管束，反而保持了供奉圣像的习惯，亚历山大、安条克与耶路撒冷的牧首全部谴责了圣像捣毁运动。

教会引人入胜正是靠圣像等外在仪式，点有油灯的昏暗教堂内，马赛克壁画和圣像的色彩鲜艳，焚香的气味缭绕，复杂繁琐的敬拜仪轨，塑造了一种迷宫般的景象，令信徒沉浸于神秘之美。

基辅大公国在几个宗教之间犹豫不决，使者参观了圣索非亚大教堂的一次礼仪，目瞪口呆：“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因为在人间是没有这样壮丽的美景的，一时之间，我们不知该如何描述它。我们所感知的只是上帝在降临人间……”于是有了基辅受洗的宗教盛事。

君士坦丁五世驾崩后，教会建制派卷土重来，重新供起了圣像，而且国力并未衰退。20年内，东帝国与保加利亚人达成和平协议，863年军队击退阿拉伯人，有如神佑。

圣像捣毁运动的失败，标志了君主集权和希伯来律法主义的失败。基督教在希腊本土化，不能枉顾现实，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或许能召唤最忠贞的信徒，但是绝大多数人是肤浅的、感性的，受光鲜亮丽的外表吸引，为了彰显神的伟力，只能把君士坦丁堡建造成地上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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