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在济南的最后岁月

文史之友

1969年，吴新潮为父母拍的照片

1981年9月15日上午，已被关押了10年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在几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踏上了保外就医之路。

那年5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一名管理员向吴法宪传达上级指示：“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你们在各自的牢房内，上午8点打开，晚上9点钟关上，白天你们4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象棋，还放了一台电视机，可以在一起玩一玩，晚上可以看一看电视。”就这样，吴法宪同两位前同僚邱会作、江腾蛟及昔日的“王副主席”在秦城首次晤面。在此之前，还有谁被关在这里，吴法宪一无所知。

彼此都是老熟人，从外表上看，变化也不算太大，可这毕竟是监狱，心存疑虑，说话谨慎也就在所难免。相形之下，邱会作最热情，几次拉吴打扑克。

8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先找邱会作、江腾蛟，又与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吴法宪夫人）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

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名字好改，就叫吴呈清，那是他原来叫过的名字。

8月5日上午，管理员通知吴法宪，下午家属来探视，陈绥圻也来。

坐立不安盼到了下午，经过重重铁门，吴法宪来到接见室。一位青年男子连忙迎上来，吴法宪问：“同志，你是谁呀？”“爸爸，您不认识我了？”长子吴新潮泪流满面……十年不见，陈绥圻也老了许多，人显得消瘦，头上添了不少白发。

回到牢房，邱会作和江腾蛟兴奋地告诉吴法宪，胡敏（邱会作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夫人）都来过了，邱会作去西安，那里是胡敏的故乡。江腾蛟被安排在太原。

几天后，陈绥圻和金平原（吴的女婿）又来到秦城，将出狱后的具体安排告诉了吴法宪：

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

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

三、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

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

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由医生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

陈绥圻嘱咐吴法宪，耐心等待，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大约是9月7日，邱会作首先出去了，吴法宪有点急：“怎么还不来接我呢？”终于来了通知，15日动身去济南。

45次特快正点驶离北京站。吴法宪和巴璀坐一个软卧包厢，按公安人员嘱咐，吴法宪不能随便走动，中午饭会送到他的包厢里来。

下午4时许，车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来接站，把父女二人送到济南南郊的七里山小区。新居位于一座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约40多平米，床、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蜂窝煤炉子，还有一套煤气灶，必要的生活用具已经配齐。看来花了不少钱呢，吴法宪心想。赵科长带着巴璀去买了些米和蔬菜，又拿出150元，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北京来的公安人员都回去了，临走时交代吴法宪，有事找赵科长联系，一切由他负责。

没有了高墙、电网，没有了重重铁门和带枪的卫兵，只有女儿在身边，吴法宪终于相信，他真的自由了。

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官越当越大，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到哪都有人跟着，直到进了监狱。

他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巴璀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

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他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和巴璀送上了车。

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和巴璀到室外活动活动。偶尔在阳台上甩甩手（1980年代盛行“甩手”疗法），下面也有不少人在围观。人们要么笑笑，要么点点头，但是不敢说话。

10月上旬，新潮和金秋送来一台14英寸彩电。新潮正在办转业手续，准备来济南照顾父亲。彩电是用他的复员费买的。从此，看电视成为吴法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往往从“你好”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节目。

赵科长恪尽职守，每隔几天就来一次。11月11日，陈绥圻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赵科长很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2月9日，赵科长向吴法宪传达了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上几条，吴法宪都严格地予以遵守。医院的大夫工作忙，每次都要求人家出诊，确有困难。

晚年的吴法宪学会了做饭

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两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赶。一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那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

凡此种种，老两口深受感动。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吴说：“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真是来对了。”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的赝品，居然不愁销路。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