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齐格勒：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媒介，能够独善其身

菲利普·齐格勒在DBL编辑部

采访：卢杨丽

编辑：黄紫枫

未来的地震仪

DBL：作为本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之一，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菲利普·齐格勒：今年春天，我们接受了担任广州三年展策展人的邀请，尽管先前多次到访中国，策展还是第一次。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筹备时间太少，整个展览就在短短几个月间完成，这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和广东美术馆顺畅地合作，得益于他们工作的专业度，并不可思议地快速理解我们所有的要求。虽然直到开幕前的最后一刻我们还在处理一些紧急突发状况，但总的来说，一切都圆满完成。

DBL：你策划的单元：叠加：数字中的艺术， “叠加”来自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创的概念，他所指的是由计算机所构成的世界，包含了六大互联的层级。你为何会选择这个概念，我们该如何理解：叠加与数字中的艺术的关系？

菲利普·齐格勒：你说的对，这个题目来自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创的观念“叠加”，他描述了一个由计算机与网络偶然构建出的巨型结构（mega-structure)，一个覆盖全球的计算设备。从稀土资源的开采到云计算的基础设施，布拉顿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管理架构（governing architecture），在这其中的各个界面、传感器、运算法则、小程序、智能城市还有机器人等网络相关事物，不再被单独视作自身演化的食物，而是彼此相联，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在今天，这个新型的“整体”，借用由艺术家、媒体理论家彼得·魏贝尔（Peter Weibel）所创造的术语——信息圈（infosphere），它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有着和大气层同等重要的意义。

艺术家是未来发展的地震仪。广州三年展中的艺术家结合了“后人道主义”的视角，并回应了社会特征愈发剧烈地的向计算机智能系统转化的现状。未来，地球的设计将不再仅仅取决于人类意志的商定，这在今天的科幻小说中亦早有预示，三年展中的作品则帮助了我们在它到来前做好准备。

爱玛·查尔斯：《机器论片段》©️艺术家

DBL：你在这个展览中的策展构思是怎样的？如何体现你的策展部分和整个展览主题之间的关系？

菲利普·齐格勒：我们必须要先处理好今天的技术问题，而后才能谈论未来，谈论作为人类该如何在这个星球居住。技术便利了我们生活，也限制了我们的自由，把我们暴露在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控制当中。没有人可以在技术的效用面前表现得一无所知还心安理得，所以，艺术家对人类和技术间关系的批判性探索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届三年展三个篇章：“叠加：数字中的艺术”、“同类演化”、“机器不孤单”，分别呈现了日趋增长的数字问题、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和世界即一个技术设备的新观点。为观众提供了各不相同又彼此关联的三个角度，描绘了科技发展及其全球性社会影响的原由。某种程度上说，三条不同的路径通往同一个问题，在许多作品中，它们又还是交错连结的。

未知领域：《火山的乳汁》©️第六届广州三年展

DBL：你希望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数字艺术？观众体验在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菲利普·齐格勒：我负责策划的部分“叠加：数字中的艺术”中展示了不同类型的作品，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数字化”的，但他们确实都关乎数字的内容。

这意味着我选择的更多是研究为本的作品，像爱玛·查尔斯的《机器论片段》，还有由伦敦的研究团队“未知领域”创作的《火山的乳汁》。这些作品均对信息圈的基础架构进行了调研，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这些所谓“非物质”的数字技术亦具备了突出的物理特征。基于AR技术的装置——《数字代码的编年史》，最初展于德国ZKM的展览“开放代码”，表明了尽管数字革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但这并不单纯是个新鲜的现象。计算机思维实际根植于悠久的数学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期的科学发明、发展历史。诸如互动装置《你的代码》，则揭示了在当下，没有人可以在技术中孑然独身，我们每个人都是数据的携带者，网络中早已存在大量关于我们的数据。

我希望，当观众进入到展览的时候，也可以从新的视角进入到今天技术引领下的世界。技术的变化正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引领我们走向未知的将来，展览中的作品则旨在讨论人道主义和后人道主义思想，讨论生物和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

贝恩特·林特曼& 彼得·魏博尔：《YOU：R：CODE》©️ZKM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

所有的艺术，均是多媒体艺术

DBL：我们该如何划分或看待数字艺术的发展及其作为艺术的价值？

菲利普·齐格勒：相较于定义明晰的艺术术语或体裁，数字艺术更可以被称作为一个宽广的范畴。它基本上可应用于所有的作品，数字技术只是创意生成、制作、陈述或传播过程中的一部分。今天大多数的艺术或多或少都会收到数字技术的影响，几乎所有的艺术都可以被贴上“数字艺术”的标签。

在媒体艺术的领域中，我们总能看到反映全球技术现状的作品，例如90年代的网络艺术运动。今天，一些实验性的作品开始反思AI的最新发展，这一方面站在了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另一方面也批判性地体现了技术进步中多重轨迹。

于我而言，这些批判性的反思和从不同角度观看事物的可能性是艺术非常重要的功能。因此，我对“作品是否‘艺术’、“如果不艺术了，它们还能是什么”这类的问题并不感兴趣。

DBL：从今年的上海双年展，再到广州三年展，媒体艺术占了很大一部分，你是如何看待数字艺术越来越流行与普及？

菲利普·齐格勒：我对近年来数字艺术的流行并不感到惊讶，媒体艺术涉及到了我们的技术环境，而这些问题是我们每天都需面对的。准确来说，对诸如数字革命这些关键议题的讨论是使得这一艺术形式在今天得以成立的原因。

DBL：数字艺术的流行，会对传统艺术形成巨大的冲击吗？

菲利普·齐格勒：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所有的艺术均是多媒体艺术，至少受到了多媒体知识影响。数字技术不自觉地交融于我们的生活，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生产方式，就连我们感知、消费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媒介可以在这些变化当中独善其身。

ZKM ︱赫尔兹实验室：《数字代码的编年史》©️ZKM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

DBL：这届广州三年展也有不少中国的艺术家参与其中，数字艺术在中国越来越重要，你如何评价中国数字艺术的发展状况和显现出来的特征？

菲利普·齐格勒：技术不只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核心，我们也开始以技术或艺术的方式对待这些技术的过程。重要的是，西方悠久的批判性理论检验传统，同样适用于当下中国数字化进程效果的检验。我们希望广州三年展能够鼓励观众去探索、思考我们今天使用技术的方式。

DBL：在数字艺术中，技术占据怎样的位置？

菲利普·齐格勒：技术是主题也是一种媒介。如果作品仅关乎技术，那绝不是一件好作品。一件艺术作品的成立不能只是其组成部分之和，随着科技在当今社会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艺术作品对技术的运用，作为这种趋势下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应呼应这一现实，成为前所未有的关键。

DBL：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迭代，那么，数字艺术又将去向何方？

菲利普·齐格勒：艺术，正如技术，是在持续演进的，我们只需观察它究竟会走向何方。新技术总是能为艺术提供新的可能性，我确信，日后亦将有大量运用AI进行创作的有趣作品出现。

杨健：《传感器之林》©️艺术家

媒体艺术首先是要保护好整个技术生态系统

DBL：我知道你从事数字艺术的策展研究工作已有十几年时间，相较于其他的艺术形式，数字艺术仍处于比较新颖的阶段，从你的工作来看，数字艺术的研究应从何处出发？

菲利普·齐格勒：我非常幸运能在ZKM工作，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机构，近三十年间都在持续地推广、展出和收藏媒体艺术。ZKM的历史和电子或数字艺术的发展着密不可分，到现在，“媒体艺术”这一更具普遍性的语汇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数字革命的影响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媒体艺术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数字技术和由其引发的变化。

DBL：很多美术馆开始了对数字艺术的收藏，可否从ZKM的经验，介绍一下数字艺术收藏、保存工作的关键？

菲利普·齐格勒：大多数的博物馆、艺术机构还是缺乏处理数字作品的意识，仍停留在对绘画和传统媒体的展示阶段。ZKM收藏数字艺术迄今已有三十年，也很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媒体艺术作品和绘画作品的收藏、保存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媒体艺术首先是要保护好整个技术生态系统，从软件、硬件，再到许可证等方方面面，以保证作品的展示。像媒体艺术的存储就对从业人员的技术知识背景有着特殊的高标准要求。收藏只是一个方面，媒体艺术的保存乃至修复对于机构的未来而言，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文中配图为菲利普在本届广州三年展主题展中的策展单元“叠加：数字中的艺术”中的参展作品。

菲利普·齐格勒（Philipp Ziegler），艺术史学家、策展人；曾于德国斯图加特和意大利米兰学习艺术史，现任ZKM | 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的策展部主任。自2012年起，齐格勒先生在ZKM策划多个有代表性的展览。此外，齐格勒还作为巡回展览“完美未来：德国的当代艺术”（2013，对外文化关系研究所）的策展人之一。在担任ZKM策展人之前，曾在多个美术馆与艺术空间策划展览，并参与创办了Hermes und der Pfau（位于斯图加特的当代艺术项目空间，2007-2012年）。齐格勒的主要著作有：共同编著《Stephen Willats：艺术、社会和反馈》（2010年）。ZKM|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是一家跨学科的艺术博物馆和新媒体研究机构。自1997年开放后，该机构已成为现代艺术和新媒体技术创作和展示的一个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