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女权主义的爸爸？

文 | Jordan Shapiro

译 | 郑蓉

我的一个孩子很同情那些名叫凯伦（近些年美国网民喜欢用“凯伦”这个名字来称呼那些喜欢炫耀自己的阶级特权，而且明显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译注）的人。在有一次用餐时，他对全家人说：“其实那些叫凯伦的人并不都那么令人讨厌，她们也并不全是种族主义者或反接种疫苗者，她们也并没有动辄就说‘我要见你们经理’。你们觉得那些名叫凯伦的善良的人会怎么想？”

我把一碟蒸熟的西兰花递给我的伴侣阿曼达，同时向四个孩子解释说，虽然“凯伦表情包”（Karen-meme）曾经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而且的确有可能是那些厌女症的人使用的一种策略，目的是打压和否定女性的声音，但它并非一种压迫性的诋毁——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位名叫凯伦的人，真会因为这个名字而受到系统性的歧视。因此，他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感到抱歉。

我的这个孩子一直在关注新闻中频频上演的极端党派政治纷争，也在阅读有关种族和性别的书籍，他一直努力想弄清楚那些沦为受害者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细微差别。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曾经被静音、被审查和被取消（be canceled，指为了让说错话或做错事的名人承担后果而使他们从公众视野消失的做法——译注），谁的困境才是真实的？这些纷纷扰扰的现状，即使是一名成年人也很难清楚辨析，可想而知，当一个13岁的孩子面对这一切时，会产生怎样的困惑。

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被合理地界定为偏见和刻板印象？文化现象被挪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公众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宽容度？置于什么前提之下，尖锐的讽刺才可算作是出于善意和全无恶意的？我尽自己所能帮助孩子解答他关注的问题，引导他正确地思考，因为我本人正是一名自豪的、主张女权主义的父亲，而且正在努力培养秉持社会正义的小战士。我帮孩子们切开一块裹着面包屑的炸鸡排，一边提醒他们吃东西时要闭上嘴巴咀嚼，一边感慨如今要承担养育孩子的父亲重任是多么的复杂和不容易。

皮尤机构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57%的美国父亲认为养育子女“是一件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极其重要的事情”。但是，当前大众心目中关于父亲的概念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成为父亲，并没有为男性提供一种积极和有抱负的理想生活模式，也没有给予他们进行有意义的反思的机会，或是帮助他们建立起健康的心理基础，而这些模式和基础能够帮助父亲带领孩子为迎接21世纪做好最佳准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的父亲没有能力摆脱关于性别的一些狭隘和过时的观念。

以“性别”（gender）和“性”（sex）这两个词的区别为例，“性别”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与某一种身份相关的性格、特征、经历和社会赋予的期望等；“性”则通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生理解剖学特征。当涉及到应该如何让孩子体现出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性别规范时，许多父母都试图有目的性地有意为之。我们尽量避免将幼龄孩子的游戏划分为粉红色和蓝色两种类型，我们尽量不对孩子的偏好、自然倾向或情感元素做出刻板的假设和限定。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假定性别能够支配人的心理活动，例如认为男孩天生就会顺应某些社会习俗的想法，女孩则注定会被异性所吸引，我们就会陷入生理决定论的谬论之中。

当涉及到应该如何让孩子体现出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性别规范时，许多父母都试图有目的性地有意为之。图片来源：Ben_Kerckx/Colorhub

女权主义的父母正在取得进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多数大型零售商店里按性别喜好分类摆放的玩具货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至少目前这一话题已经成为了主流。但不幸的是，谈到父亲的身份认同时，我们就不能这么说了，在科学上并不成立的关于男子气概的各种假设，仍在继续影响着属于父亲身份的体验。尽管几十年来的各项研究结果都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但我们还是情不自禁想当然地认为，某些个性特征是与生理性别密切相关的——似乎男人都来自某一个星系，女人则来自另一个星系（因此我猜想那些性别不确定的人要么是外星人，要么就是迷失于太空中的人）。

这种将性与性别混为一谈的二元思维方式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的。这种思维方式将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错误地等同于性别的自然性质，从而以此证实男性确实拥有某些特权。我将这种思想称为“更衣室性别本质主义”，因为它使我联想起中学男生在没有女孩子的场合肯定会大肆吹嘘的那些有关性别的所谓事实。我们所接受的社会教育让我们相信，倾向一方的不平衡的权力动态是不可改变的，而拙劣的科学可以成为塑造成年人生活的迷思。试想那些父权社会赋予过分自信、处处强势的男人的各种特权，而且那些行为还通常被美化为雄性的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爸爸被告知保护整个家族是他们应当担负起的职责，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身为人父的真正意义所在。“适者生存”成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和在竞争中“赢者通吃”的正当借口。

事实上，物竞天择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与养儿育女十分类似，灵活可变的适应能力会比刻板僵化的育儿模式产生更好的结果。无论是以固定的思维模式对比成长的思维模式、以内在动机对比外在动机，或是以积极正面的强化对比消极负面的强化，你所听过的这一切，无不指向同一个方向。给一条甜萝卜比挥舞大棒子管用，打屁股之类的严厉管教肯定弊大于利，因为羞耻感会导致长期的心理创伤。“数到三”和关禁闭之类的惩罚方法，只在用作临时性的干预手段时才会奏效，不能将此用作改变孩子长期行为方式的手段。那些以震慑为前提的、或者“爸爸说的就是真理”之类的陈旧惩戒方法已经不管用了，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父亲严厉责骂，甚至偶尔会吃耳光，我们仍然正常地长大成人——但是，那些责骂和耳光并不是让我们顺利成长的原因。

“更衣室性别本质主义”：将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错误地等同于性别的自然性质，从而以此证实男性确实拥有某些特权。图片来源：Jan Laugesen/Unsplash

尽管科学上已经达成了共识，父亲们仍然在挣扎逃避那些过时且带有性别歧视的文化习俗给他们带来的沉重压力。对不同性别的人寄予不同的育儿期望，经常被单口喜剧演员拿来作为笑料，但是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最佳做法：妈妈就应该无条件地呵护照看孩子，爸爸则应该克制自己对孩子的情感，因为父亲所展现的“严厉的爱”正好能够反射出现实世界的冷漠与无情。母亲是对孩子无穷无尽的慈爱的来源，父亲则意味着稀缺甚至匮乏的情感。尤其当家中养育的是儿子时，父亲总是相信这样一种恋母情结谬论：必须要用残酷冰冷、充满男子气概迷思的现实，打破儿子对母亲的依赖！男孩子需要他的父亲为他扮演通向这个冷酷无情世界的第一守门人！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坎摩尔所阐释的：“我们已经构建好了这个社会的男性规范，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男性开始相信，他们就是最大最稳的轮子、最结实的橡树，是最坚决摒弃女性阴柔气质的人，也是最勇敢和最有进取心的人。”

每当父亲们购买破边的牛仔裤、保税仓库里的威士忌或经典皮靴时，他们就是在延续这个谎言——这些物品都是父权身份的编码标志，同时也微妙地显示出他们对保守派男性形象的认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G·荣格用“表面形象”这个词来定义一个人对外呈现出的人格态度。他将这种形象描述为“一种人格面具”，“ 一方面是为了给别人留下一种鲜明的印象，另一方面则用于隐藏个人的真实本性。”荣格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平时都穿着具有隐喻意味的制服或服装，用以显示我们完全符合自己想要扮演的日常角色的正当身份。但通常我们会过度认同自己建构的形象，我们开始相信自己就是我们伪装成的样子。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写道：“男子气概，其实就是一个坚硬的小笼子，我们把男孩都关进了这个笼子里。”

读到这里你可能认为，现在我会转向一个大家已经熟悉的关于有毒的男子气概问题的争论，但我不会。实际上我发现，当下有很多言论指出，顺性别（cisgender，指心理性别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一致）的男性需要更多机会来释放他们的脆弱情感，而这些言论都被严重地过度简化了。不客气地说，对我而言，这些声音就像是一群男孩在嚷嚷，“谁来扶住我，让我偷偷哭一会！”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坦诚一点：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并不需要先获得特别的权限——包括完全可以自由书写你自己的人生——你真的需要得到明确的许可才能参加那些男性团体、野外露营或宣泄性的击鼓活动吗？提出那样的要求难道不正是想得到另一项权利吗？而且是一项特权，我认为的确是的。

通常我们会过度认同自己建构的形象，我们开始相信自己就是我们伪装成的样子。图片来源：Dollar Gill/Unsplash

2018年，美国心理学协会首次发布了《针对男孩和男性心理实践的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了对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诊断。该文件指出，男性非常害怕显示出软弱的一面或被人认为“女性化”，因此男性通常会将自己的真实情感隐藏起来，而且往往是过度隐藏。这些做法会导致精神健康问题、心血管问题、药物滥用、暴力倾向、犯罪入狱、早逝等等。当然，我们希望避免产生这些负面后果，但是仅仅提出有毒的男性气概的理论框架，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今父亲们面临的具体问题。

当今社会无论在经济、技术、政治层面还是社会规范都在发生变化，身为人父者都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最为常见的核心家庭模式中父亲的角色仍然具有父权至上的家长作风，通常来说他们还是厌女者。有很多父亲可能希望自己是一个已经进化了的现代男人，他们在合理正当的范畴里关心性别平等的问题，他们也试图表现出自己与前几代人是不同的。2016年，父亲们平均每周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是1965年的父亲们的三倍，全职父母中父亲所占的比例也从30年前的10%，上升到了17%。

尽管如此，研究证实，现代父亲仍然继续在家中延续前辈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家庭劳动分工差异。达西·洛克曼是2019年出版的新书《当下流行：母亲、父亲和平等伙伴关系的神话》（All The Rage: Mothers, Fathers, and the Myth of Equal Partnership）的作者，他认为，即使是从事全职工作的母亲，“花在照顾家庭上的时间也是男性的两倍。”一些尚处于早期的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的压力下，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不过，疫情可能只不过是暴露了一直存在着的家庭生活模式。洛克曼在她的书中还记录道，不少准爸爸告诉研究人员，他们期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承担更多的新的育儿责任。六个月后，来自对同一批父亲的调查显示，他们花在育儿工作上的时间甚至比他们自己最初预测的还要少。

即使在一些孩子已经较大或已成为青少年的家庭里，这种家务劳动上的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无论他们是处于婚姻状态还是离异状态之中的父母，母亲都比父亲更有可能承担起为孩子的生活构思、计划、组织、管理以及执行后勤服务的责任。即使母亲自己从事着全职工作，她们仍然需要负责协调孩子参加足球比赛往返的交通、为孩子准备学校旅行所需的物品、监督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筹办孩子的生日派对或和小伙伴的过夜聚会、预约儿科检查等等。显然，完成全部以上这些育儿任务所需的必要技能，并不应该全部归入人们心目中 “女性专有”的能力范畴，这些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家庭劳动分工在父权至上核心家庭中有些未曾明确说出来，有些时常被挂在口头上。然而，我们却将这些现象视为理所当然。

即使是从事全职工作的母亲，“花在照顾家庭上的时间也是男性的两倍。”图片来源：Standsome Worklifestyle/Unsplash

正如《公平游戏》（Fair Play）一书作者伊芙·罗德斯基所说，母亲总是被认定为“是她的错”的一方家长。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一类的偏见：53%的美国人认为，除开母乳喂养的情况，在照顾新生儿方面，母亲比父亲做得更好，45%的人认为母亲和父亲做得一样好，只有1%的人认为这项工作父亲做得更好。人们在观念中只认定不同性别的生理差别决定了对孩子的照顾能力，而很少考虑到实际个体在这种能力上存在的差异，而且现实情况中往往存在着更多各种细微的差别。2019年《神经内分泌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endocrinology）发布的一篇论文指出，“考虑到初为人父的男性都没有经历过初为人母者所经历的在怀孕、分娩和哺乳阶段发生的生理变化，我们观察了父亲的大脑如何进行某种程度的调节，以适应成为新生儿护理者的角色，结果发现它们的表现非常出色。”换句话说，所谓“父母亲的大脑”远比你所想象中更为灵活，“它们有能力因应不同的社会环境需求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承担起特定的育儿责任。”

如今的年轻爸爸大多数对养育孩子充满了热情，但是只有39%的爸爸认为他们在育儿这件事上“做得很好”，相比之下，有51%的妈妈认为自己在养育孩子方面做得很出色。相类似地，一项2017年的调查发现，63%的父亲觉得自己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陪伴孩子的主要障碍。父亲承担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他们要负担起整个家庭的生活开支，而且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社会观念认为男性应该不断地勤奋工作和养家糊口，因此他们必须努力使自己符合这些社会期望。在如何树立父亲形象这一点上，我们都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概念：身为人父，我们就应该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周末也不例外。我们还应该拼命地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以此证明我们完成了自己对家庭的承诺。

现代爸爸都陷入了一种典型的认知失调困境，身为父亲的两种倾向是互为冲突的，而互相矛盾的思维模式对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会产生既有利又痛苦的影响。完全倾向于女权主义似乎有悖于传统的好爸爸叙事，而成为一个父权至上的爸爸无疑又是对女权主义的背叛。在我们自己没有解决好这个难题之前，我们也无法正确引导孩子。当他们察觉到社会不公的细微差别而产生困惑时，我们无法指导他们；我们无法给他们示范避免性别歧视的包容态度；当他们在餐桌上谈到关于21世纪的话题时，我们不知如何参与他们的探讨。或者至少，我们不能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地做到以上这些事情，除非我们愿意对父亲这一角色进行重新想象，将其定义为一种不那么强势、不那么大家长作风，也不一定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形象。

本文原载于鹦鹉螺（nautil.us），原文标题为”We Need More Feminist Dads“，作者Jordan Shapiro博士是琼·甘兹·库尼中心芝麻街工作室的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普及教育中心非常驻研究员。他在美国开普大学任教，并于2012年至2017年期间为《福布斯》撰写关于全球教育和数字游戏的专栏。他的新书《父亲形象：如何成为一个女权主义的爸爸》（Father Figure: How to Be a Feminist Dad）将于2021年5月出版。翻译：郑蓉，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