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资源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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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时代，人口增长、跨国投资、全球化等红利转弱，稳固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有松动迹象，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资源品的重要性或将提升。二战后，全球人口高速增长，1960-2000年间，人口从30亿翻倍至60亿。20世纪后期，以东亚、东南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和有效劳动力迅速增长，为 GDP 增长提供了重要助力。但近些年来，全球人口红利逐渐下降，人口增速、生育死亡率和人口年龄结构均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冠疫情可能加速这一过程。

国际投资在90年代后经历三轮高峰，对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很大帮助，但疫情后针对跨境投资的限制在变多。全球化退潮趋势已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等措施被实施的频率上升，产业链存在全球化趋向区域化的风险。这一背景下，对稀缺资源的掌握变得重要，从上游的传统能源、食品、矿产等自然资源，到中游的军事制造、高端制造等生产资源，再到下游的消费市场资源，或将成为各国重点掌握和发展的方向，关注相关资源领域的投资机会和中国制造业的长期崛起机遇。

农业资源：供应链的脆弱和极端气候的干扰，各国进一步加强国内乃至全球农业资源的控制，以保障本国物价稳定和粮食安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生产、养殖、种子、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土壤修复等重要性不言而喻。

能源资源：碳达峰碳中和倒逼经济转型，传统能源地理分布不均衡，世界格局纷争变化，对一次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欧洲天然气危机对我国能源格局和能源革命也带来重要启示。除了对于原油等传统能源的积极勘探开采和煤炭的合理开发，大力发展新能源更是愈加紧迫的任务。

矿产资源：全球金属市场供给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大增，定价权的把控也成为市场角力的筹码，矿产资源已具备战略意义。相较于大宗有色金属原料而言，我国在镍、钴、锂、稀土等资源利用和保供水平与国外相比仍存差距。此外，全球军事重构也将加大对铜、钼、锑等军工原材料的需求。

军工资源：冷战后全球军费开支占GDP比重呈现趋势下行，但近年来有逆转的迹象，美德等发达国家纷纷增加国防方面开支。强大的军工制造能力、军事技术能力，是防卫安全的根本保障，也能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只有增加国防能力和军工建设，才能应对惊涛骇浪。

高端产业：强大的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各主要经济体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中国成熟产业向上攀登和未来产业向前突破，均面临更严峻的竞争环境。产业、金融等政策支持、深化开放、科技攻关等正在推动制造业升级。自主可控和新能源革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方兴未艾。

内需消费：有强大内需才能对外应对自如。加快培育内循环体系，尤其是壮大和升级消费，加快发展国内大市场将成关键。

黄金资源：逆全球化的进程下，全球货币体系也遭遇很大的挑战，去美元化的呼声再度高涨，黄金的替代价值可能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