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以色列有多小的时候，当地人常会用一个比喻：
世界是六度分隔的，也即任意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需要五个两两认识的中间人就可以建立联系；而以色列是“一度社会”，在这里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
有趣的是，在以色列的创业社群，这个比喻并没有偏离事实很远。
创业者、导师、投资者、行业支持者等多方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这个国家科技创业市场的活跃和成功起到重要作用。
“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那些大学毕业就进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的人，他们凭的是什么？有什么能力？”一位本地分析师说道，“在以色列情况不一样了，我们进入社会的标志不是18岁成年，而是21岁退役。”
由于以色列实行强制兵役，男性公民参军三年左右（女性两年），一些优秀的士兵在强制服役期间就能够升至军官，管理下一茬新兵。结果就是，以色列的大量年轻公民普遍接受过带领团队且面临生死的训练和考验。退役之后，他们把管理以及与战友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和心态，又带入到科技公司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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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士兵 图片来源：Nati Shohat//Flash90
参军的经历不仅给科技从业者带来了更加紧密的战友情，还让他们懂得承担更大的风险，勇敢试错，并且对失败宽容。那位分析师对我说：“以色列人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但是不知道期限是多长，也许明天就挂了。所以我们以色列人创业也是这样，一个商业决定你做不做，也许明天都会死，所以又怕什么失败嘛。只要今天过完你还活着，亏的钱明天还可以赚回来嘛。”在以色列，即便是最顶级的任何行业的公司，都没有人一身西装革履。几乎所有员工，不分上下级，都穿得不讲究、很休闲。更重要的是，和其它主流国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普遍工作文化不同，有什么对于产品、业务和公司有帮助的想法，以色列人更习惯直接说出来，即使这意味着下属对领导发出挑战。“这种心态都是从战场上来的，生死之间没有什么军官和士兵的区别，”那位分析师说到，“士兵当然应该服从命令，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能够提高所有战友存活的可能性，那你不应该憋到大家都在阴间相会了再说出来。”除了军人的心态之外，以色列人的军旅生涯还为他们的创业之路提供了另一层帮助。
前谷歌员工 Roy Baharav 创办了 Hi Auto，做的是专供 drive-thru 汽车餐馆使用的虚拟点单助理系统。值得注意的是，Baharav 和他的联合创始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81毕业生”。对于那些在当兵之前和期间对于科技更感兴趣的年轻人，以色列军队编制内也有一些科技属性更强的职位。而“第81部队”则是最高级别的科技部队之一，专为作战和情报人员开发尖端通讯情报科技。正如前面提到，以色列是一个几乎所有人和所有人都相互认识的国家，而这些曾经在第81部队共事的战友，在退役后也把“战友情”带到了工作——以及创业当中。结果就是，第81部队成为了字面意义上的以色列科技创业“黄埔军校”。它的毕业生在进入科技行业后进一步相互提携，彼此提供各种联络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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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部队召开关于抗击新冠疫情的技术研发会议 图片来源 | @IDF
以 Hi Auto 为例，它的两位联合创始人都曾在第81部队服役。Baharav 退伍后去到美国工作了16年，上一份工作在谷歌领导某广告产品部门；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Eyal Shapira 还是军民融合精英培育计划“泰培欧” (Talpiot) 的毕业生。该公司的董事长 Zohar Zisapel 是以色列知名投资人、科技创业者，被誉为“以色列高科技行业之父”。但他还有另一层身份是以色列国防军电子研究部门的前负责人，算得上是第81部队的“老领导”。根据当地商业报纸 Calcalist 的统计，截至目前至少有100名第81部队的毕业生，在退役之后创办了50家科技创业公司，涉及国防科技、网安、移动互联网、医疗、新能源、自动驾驶、企业软件、云计算等诸多领域，融资总额超过了40亿美元，累计估值超过了100亿美元。其中，不少公司已经被亚马逊、微软、英特尔等美国科技巨头所收购。第81部队还有一个在创投领域更知名的“双生子”，名为8200部队。后者同样是一支情报技术部队，训练新兵的主要技能就是计算机编程。8200部队的毕业生创办了至少1000家创业公司，包括安全巨头 Palo Alto Networks、即时通讯开创者 ICQ、导航技术公司 Waze（谷歌收购）、网络数据公司 Onavo（Facebook 收购），以及微软 Kinect 技术背后的 3D视觉公司 PrimeSense（苹果收购）等。以色列的军事科技部门毕业生，在过去10年彻底改变了当地科技行业的面貌，决定了创投潮水的方向——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和创业蓬勃发展的军工历史背景非常明显，但实际上，国防和军工科技投入在在最近30多年里已经有了明显的降低，从1981年的超过20%GDP，降低到了去年的5%。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出现。Athena Venture Partners 于1985年正式成立，标志着以色列的第一支民间风投机构的诞生。93年，政府开始利用公有资金补贴创新投资和高科技研发。一位创业者告诉硅星人，以色列拥有区域内最优秀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其校友成为了本地和美国顶级 VC 围堵的对象，情况之夸张甚至不亚于硅谷 VC 忽悠斯坦福在校生辍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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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共享滑板车 图片来源 | 杜晨/硅星人
本国市场是试验田
硅星人注意到一个以色列创业圈的一个关键特性：这里的创业者更多本身是技术人士，而非市场和增长专家，但是他们在公司创办初期，都会把出海和快速扩张作为重要任务。不夸张地说，以色列科技创业者不会把站稳/占领本国市场当作什么关键的里程碑，本国市场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进军海外实现进一步增长的试验田。
Verobotics 从一开始想的就是进入纽约这座全世界摩天大楼数量最多的城市，甚至它的市场调研都是在纽约进行的；Hi Auto 在以色列创办，解决的问题却发生在汽车保有量巨大的美国市场；以色列三面被敌对国家包围，海运是最发达的地表运输方式，但Orca AI 没有做本国航运业，而是直接找到了希腊的 Maran Tankers 和日本的 NYK，这两家全球船运巨头作为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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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外墙清洁的用工市场在美国高度短缺 图片来源：Best-Wallpaper.net
以色列本身市场太小肯定是最直接原因。一位希望匿名的创业者告诉我，长期居安思危的意识也教育他们不能把鸡蛋都放在本国的篮子里，越早开发海外市场就能越好分散风险，提高公司成功和存活率。另外，正如前面提到，很多参与以色列创投的资本（包括财务和战略投资）都来自海外，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些公司进军海外的门槛。
真·全民创业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尽管在外人看来犹太人非常团结，实际上在以色列国内的犹太民族内部仍然存在矛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极端正统派（哈雷迪）和世俗化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哈雷迪犹太人遵循一套极为传统的生活方式，男子不工作，终身的使命就是学习《摩西五经》，并且享受以色列政府并不多的津贴。哈雷迪群体总体上反对科技，使用非常很有限，对于互联网等“先进”科技更是拒之门外。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这个维持了数十年的传统生活方式。一些哈雷迪男子不得不外出工作，大约1000人左右注册了兵役。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哈雷迪也开始更多投身科技创业了。2015年，在与特拉维夫临近的贝内贝拉克市，两位已经有成功创业经历的哈雷迪商人租下了一整层办公楼，建立了一家专门面向哈雷迪同胞的创业孵化器 Haredi Hi-Tech Forum。这些曾经极度抗拒科技的男人，拿起了笔记本电脑。他们不再每天前往宗教学校研读《五经》，坐到了孵化器开放的工位上，研究着如何建立网站和开发移动应用，如何投放网络广告，如何整合来自其它公司开发的 API，以及和投资人谈论自己曾经最缺的东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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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迪创业者在工作间隙一起念经祈祷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公共广播电台
这座孵化器并没有颠覆所有的传统。比如哈雷迪遵循的男女授受不亲，在孵化器里也有所沿袭。楼层被分割为两部分，一边留给女性创业者和工作人员，另一边挤满了哈雷迪男子。除此之外，这座孵化器和以色列大量存在的其它孵化器并无太多不同：入孵项目创始人和他们的导师以及前辈见面，每家会收到数十万新谢克尔（和美元约3:1）不等的种子资金，然后在一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组建团队、打造自己的产品，寻找客户，跑通商业模式。过程中，孵化器还会联合一些合作的 VC 基金以及政府机构来向入孵项目提供数百万新谢克尔的早期融资。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批创业者可能比全世界更早适应了远程办公的方式。因为大多数哈雷迪的生活范围仅限在贝内贝拉克内部，而哈雷迪创业者的业务又遍布以色列甚至世界各地，他们很早就学会并习惯了远程、弹性的办公方式。甚至一些哈雷迪男子为了不过分疏远自己的家人朋友，白天仍然念经，晚上来到办公室继续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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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公共广播电台
哈雷迪创业者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但他们的存在，更是以色列某种意义上“全民创业”现象的最佳注脚。
以色列的全民创业并不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式的，而是有着自己十分独特的属性：创业者、投资人、巨头公司之间互相扶持、资源共享，却又不过分依赖关系闯天下，而是用技术实力来达成销售。
尽管以色列有着上千家创业公司，它们之间的直接竞争并不明显，因为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往外走，往北美、欧洲和非洲走，去看更广阔更蔚蓝的天空。这也是为什么存在了30年的以色列的高科技创业市场，仍然给人一种久违的“大航海”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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