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当你老了：中国人口大数据（联讯证券李奇霖、常娜）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执业编号:S0300517030002）

联讯证券研究院宏观组 常娜

若需详细数据，请联系：常娜（微信:nana_2016_enjoy）

我国人口老龄化比例是26.31%，意味着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近0.9，现在是0.5左右，意味着每个劳动力人口需要抚养将近一个人，是当前人口抚养压力的两倍。

到2050年，这些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人口不能在短期之内迅速成长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根据预测制定应对措施：

鼓励生育，生育率在2左右可以保持代际传承且不过度增加人口负担。

延迟退休，延迟到65岁可以有效减少抚养比压力。

下面，我们将从头说起。

分析人口是一件不复杂的事情，根据历史规律可以发现人口发展的既定路线，与此同时，人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组成家庭、家庭组成国家，所以研究人口的意义大到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建设，小到个人层面上的投资理财，对我们解读未来世界都有重要的作用。

一般预测人口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外推法，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根据以往的数据（出生率、死亡率）推测到未来，最常见的有线性外推法和指数外推法，最常用的logistic预测人口就是指数外推法的一种。

第二种是增长成分法，用增长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加上净移民人口就是总人口，这种方法多适用于短期预测，长期的出生、死亡和移民影响因素较多，不易估计。

第三种就是同期群构成法（同期群构成模型，conhort component model）。从基年的人口年龄和性别分布的绝对值开始预测，分年龄段（群）按照死亡率、生育率和移民率等进行人口预测，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采用同期群构成法来预测人口的，比如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等，在人口结构变动较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更为精确，本文主要采用同期群构成法。

过去的人口决定现在的人口，现在的人口决定未来的人口，所以人口分析需要从过去开始。

目前我国共进行六次人口普查，巧合的是这六次人口普查大部分是人口变迁的重要节点，总体上来看，我国2010年前的人口变迁主要经过四个阶段：1949-1952年的提倡生育阶段，1953到1963的节育思想萌芽和政策反复阶段，1964-1982，全国计划生育思想稳固阶段，1982-2010，计划生育地方落实阶段。这四个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从讨论、到确定再到强制执行，是逐渐“由松变紧”的过程。

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我国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这时的中国经历了近代以来大大小小无数战争，尤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中国的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经历了重大的打击。

此后为了休养生息、发展人口，提出一系列政策保障，其中包括禁止打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限制节育（《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等。

因此，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总人口是6.02亿人，4年间人口增长1.27亿，年均增速6%。

由于此时的普查条件所限，人口的年龄结构数据不详，为了获知此时的人口分布基本情况，我们不考虑死亡率，用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做粗略的倒推，具体方法是2000年50-54岁的人在1950年是0-4岁，所以得到人口年龄构成情况如图【1】，低龄儿童较多，是最具成长性的“金字塔型结构”。由于没有考虑死亡率（开国初的死亡率较高），所以这个数据被低估，尤其是高龄人口。

第一阶段的人口增加了1.27亿，所以第一次人口普查后的3个月，周恩来提出了“人口过多”的担忧，此后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在不同场合都反复提出“提倡有节制的生育”的观点。

1957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此后以《新人口论》为题，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一届会议，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当年十月，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计划生育”这个词。

但是此后的1958年，风向转变，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写道“人多干劲大”。

1962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节制生育”，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正式将“计划生育”上升为政策，这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

鉴于开国以来中国的交通和信息不畅通，196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1964年才公布，此时全国拥有7.23亿口人，比上一次普查增加1.21亿人，增速20.12%。

我们依然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196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如图【2】，可以看到此时的新出生人口数已经趋于减少，人口增长略有放缓。

正是在这一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和地级市也开始组建计划生育机构。

1971年7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

1978年，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第一次把“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至此，标志我国一孩政策正式出台，但注意此时的措辞还是“号召”，并没有强制执行。

这是我国计划生育探索和稳定阶段，人口的政策经历了“只生两个——只生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的变化，直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已经达到10亿3千万，与上次人口普查间隔20年，每10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9.46%。

倒推198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如图【3】，可以发现，在计划生育加强阶段，尤其是1970年以后的出生率已经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此时我国人口是初现“橄榄型结构”。

第三次人口普查后，中央再次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的艰巨性，1984年首次对生育政策明确规定，这次相对前阶段的“提倡、鼓励、最多”等明确了“禁止”条件， “经过批准农村可生二胎，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徇私舞弊要处分。”

1986广东、青海、宁夏、陕西率先颁布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将政策落实到基层，此后开始了我国将近三十年的严格计划生育时期。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11.6亿，虽然这次普查时间间隔短于10年，但是这个12.42%的增速已经相对20%左右有了明显回落。并且根据推测的人口结构（图【4】），我国人口开始呈现出“三层塔型结构”，1980年-1990年出生的人口（0-4岁，5-9岁年龄段）又开始呈现增加的趋势。

此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别显示我国人口12.4亿和13.3亿，增速分别是7.12%和7.25%，人口进入了稳定低速增长阶段。

观察2010年人口结构图，1950年、1960年和1980年附近人口出生率出现明显的高峰，这就是我国的三次“婴儿潮”，巧合的是1953年、1962年和1982年正是人口普查和生育政策变动的重要时点（图【6】），这说明过去我国的生育极易受政策影响。

1953和1962年是政策支持生育，出现婴儿潮容易理解，但是1982年中国开始严格落实计划生育，为什么出生率还是有明显增长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代际关系，1962年第二波“婴儿潮”到了生育年龄，生出了第三波“婴儿潮”。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结构变迁从1950年的“金字塔型”，1960年的“平底金字塔型”，到1980年的“橄榄型”再到1990年的“双层塔型”，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在持续增长，但是从1960前后开始人口的结构已经从高增长性的“金字塔型”转变，增速已呈现放缓的趋势。

上一个阶段的人口倒推是比较粗略的，截至2010年，我国人口的结构基本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其中55-59岁，35-45岁和20-24岁三波“婴儿潮”人口呈现明显凸起。

此时，60岁以上人口占13.32%，65岁以上人口占8.92%，已经超过世界老龄化标准的10%和7%。此后，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抽样统计预测，老龄化持续加剧，2016年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0.8%。

结合图【7】上半部分的阴影三角显示，2010年大于40岁的人是呈现金字塔型结构的，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进，进入老龄的人口逐渐增加，我国老龄化会呈现急剧上涨的态势。

具体是多少？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人口预测。假如国家是一个大水池，所有的人都是水池中的水，水有进有出，新进的主要包括新出生和移民移入，出的主要包括死亡和移民移出。

我国是个净移出国家，但是移民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在0.2%以下，所以我们的预测将不考虑移民情况。

新出生和死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讨论，对现存人口按照一定死亡率预测未来剩余人口。对未出生人口按照人口年龄结构中的育龄妇女数目和生育率预测未来将要出生的人口，如图【8】：

计算期人口是基期人口除掉部分死亡的人口。人口普查以5年为一个年龄段，我们也先以5年为一个时期进行统计，所以计算期的人口数：

计算期人口=基期人口-基期到计算期的死亡人口=基期人口*（1-基期到计算期的死亡率）

基期：我们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基期。

死亡率：为估计死亡人数，我们将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普查和抽样调查人口数据进行横向对比，比如2000年5~9岁人口到2005年10~14岁人口是同一批人，减少的人口数就是这阶段的死亡人口，这阶段的死亡率表示为：

基期到计算期的死亡率=（基期人口-计算期人口）/基期人口

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个时点有三个阶段（2000~2005,2005~2010,2010~2015），我们将三个阶段的死亡率求平均得到跨期的平均死亡率。

去掉因为抽样调查和普查统计口径不对应导致的明显偏差数据，我们取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平均数进行计算。

因为抽样调查只有每隔5年的人口数据，所以我们得到的跨时期死亡率是每5年的复合死亡率，平均到每一年的死亡率是：

1-基期到计算期的死亡率=（1-基期到计算期内每一年的死亡率）^5

基期到计算期内每一年的死亡率=1-（1-基期到计算期的死亡率）^（1/5）

所以就我们可以根据2010年每一年的人口数据计算下一年人口数量（没有计算新增加的新生儿数量，下一部分计算），即：

“我们可以知道过去500年发生的事情，却无法预知未来50年发生的事情”，预测未来总比回顾历史要难，但是人口预测却是有迹可循的。

预测未来的出生人口的方法主要是用当前育龄期妇女的数量乘以每个妇女的生育率，即：

当年出生的人口数=当年的育龄妇女人数*生育率

用总生育率计算很粗糙，不能表示出妇女年龄结构对生育率的影响，我国育龄妇女一般是指年龄是15~49周岁的妇女，但是20~29岁妇女是生育最旺盛的时期。从图表【11】可以看到，20-29岁妇女的生育率在60%以上，30-40岁妇女生育率略低，在40%左右，尽管随着时间的发展20~29岁妇女的生育率下降，30~39岁妇女的生育率有上升趋势，说明我国育龄妇女生育年龄在延后，但是低龄期育龄妇女生育率依然占据高位。

所以为了精确计算，我们用育龄期内每年龄妇女的人口数乘该年龄的生育率来表示每个年龄妇女的生育量，各年龄段加总就得到当年总的妇女生育量即新生儿总量，即：

图【11】表示的近5年人口生育率相对平稳，所以我们取2011-2015年的平均生育率，根据图【12】可以看到，我国妇女各年龄的生育率呈现略微右偏的正态分布，高峰在24~26岁，是90‰。

到此为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根据历史情况来看，我国人口生育受政策影响较为明显，尤其在政策公布的前几年会有一个明显的“生育潮”，那2014年以来的“单独二胎”和2016年以来的“全面二胎”后，我国生育率的政策反应如何？

从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来看，2014年到2015年我国生育率从37.33‰下降到30.93‰。

分胎次生育率来看，2014年后，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率确实有所上扬，二胎上涨21%，三胎及以上上涨52%，可是由于基数较小，对整体出生人口的增加效果不明显。

分年份生育率来看，如图【14】可以看到，2003年开始我国的二胎生育率就逐渐趋于平稳，2014年“单独二胎”出台后，2014年当年20~30岁人口的二胎生育率有明显上升，随着年龄增大生育率下降，但是隔年2015年低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下降，反而高龄妇女的生育率上升明显，尤其是45~49岁，可见“二胎”政策对生育率存在一定的影响，对低龄期育龄妇女的影响较为直接，当年就能看到效果，对高龄期育龄妇女的影响会在隔年表现出来。

我们将生育率按照年份排列，分析不同的年份下生育率是否有显著变化，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年份对生育率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2014年前后生育率没有显著提高或者降低，说明二胎政策对我国生育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们将各年龄妇女的生育率加总，得到总和生育率如图【15】，可以看出我国总和生育率2014年略有上升，2015年又下降，2015年平均一个妇女生育1个小孩。

但是我们发现，简单加总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从个人意义上考虑大于国家层面，因为从国家层面上看，它没有考虑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这样的计算方法会导致两个国家若相同年龄段妇女生育率相同，但是年龄结构有差别的时候，计算出的生育率是一样的。

比如，国家A有2个20~29岁的妇女，生育率是80，有1个40~49岁的妇女，生育率是40，B国家有1个20~29岁的妇女，有2个40~49岁的妇女，直接加总计算出两个国家总和生育率是相同的，但是显然国家A比国家B的生育能力更强。

所以我们结合育龄妇女人口计算加权总和生育率（通用的总和生育率称做算数总和生育率），即：

根据第一步得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每个年龄妇女的生育率，我们得到如图【16】所示的加权总和生育率，我国的加权总和生育率在1.05上下波动，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国家每个年龄段的妇女保持2011~2015年的生育率，则一个妇女平均生育一个小孩，同时我们预测我国下一波生育率的波谷在2030年，高峰在2045年左右。

有了各年龄妇女人数和生育率，就可以得到每一年新生儿的数量，新生儿还有性别之分，性别比如图【17】所示（将女孩标准化为100），发现我国新出生人口中男孩的占比明显下降，从2006年的120:100下降到2015年的105：100，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为筛选男孩的情况有所缓解，所以我们用105:100的标准计算新生儿中男孩和女孩的数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了每个年龄的死亡率、育龄期妇女人数和生育率，以及新生儿性别比，就可以预测每年各年龄段人口数、人口总数、人口结构等各种情况。

以2010年普查数据为基期，得到我国人口规模如图【18】所示：

预测的2015年的人口数是13.45亿，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3.75亿相差3000万，测算数据略被低估，这说明我们用的死亡率或者生育率存在一定的误差，要么死亡率被高估，要么生育率被低估。

先看死亡率，我国人口死亡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1980年后已经相对平稳，甚至2006年死亡率有所上升，所以以当前的死亡率来预测未来是相对合理的，但是统计局的数据没有分年龄段死亡率，我们根据第一步得到的各年龄段死亡率加权平均求得的总死亡率是7与2010年统计局公布的7.1基本一致，这说明我们对各年龄段死亡率的估计是相对合理的。

再看出生率，我们采用的各年龄生育率是统计局2011-2015年的各年龄的算数，统计局的生育率是根据新生儿和育龄妇女人数计算得到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低龄的少儿人口被低估，以此为基础的妇女生育率也被低估。

比如2005年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我国0~4岁的人口有3765万，这些人到2010年就是5~9岁了，但是2010年普查公布的5~9岁人口有4446万，正常情况下人口不会凭空增多，只会减少，这说明统计口径和系统误差问题导致我国低龄人口（新出生人口）被低估，以低龄人口（新出生人口）计算的妇女生育率也被低估。

这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除了统计难度，出生与登记时差，还可能与二胎政策限制而瞒报新生儿有关，根据图【5】2000年和2010年普查人口吻合分布的左侧部分也可以明显看到低龄儿童的数目被低估，而且这种低估年龄越小的时候越明显，直至40岁开始同一批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没有增多，这种情况下，由每个年龄段生育率计算出的图表【15】和图表【16】的总和生育率也是被低估的。

所以以2015年人口数为标准对各年龄段生育率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什么年龄段更被低估，所以假设每个年龄段的妇女生育率都被低估了相同的幅度，对各年龄段加一个常数，以2015年人口总量为标准，得到为让2015年人口达到13.7462亿，需每个年龄段的生育率增加20‰（每一千个育龄期妇女生育的小孩中有20个没有被登记统计）。

新的人口预测曲线如图【20】所示，我国人口高峰期在2029年，人口最多达到14.4945亿，与联合国预测人口最高峰2030年（联合国预测是以5年为单位）的14.4112亿比较接近。

调整后的生育率计算出的加权总和生育率如图【21】所示，在1.84上下波动，比调整前测算出的1.05高0.79，这说明我国妇女已经是每人生育2个小孩了，尤其是2011年到2020年是一个生育率小高峰，2016年达到1.92，这说明如果我国近年来的生育率有所上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更大比例的女性进入育龄期（第三波婴儿潮的女性已经进入20~30岁生育最旺盛的时期），而非是放开二胎政策导致。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未来的老龄人口是多少？如图【22】所示，未来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50年以前一直高速上升，占26.31%，此时正好第三波婴儿潮都已老去，对应着图【7】上半部分的阴影三角，意味着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图【23】是我国2050年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到，我国在2020年左右又有一波“小婴儿潮”，我们称之为“第四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主要是第三波“婴儿潮”生出来的，第四波“婴儿潮”后的人口逐渐稳定减少。

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多，需要劳动力人口来抚养，那老龄化情况下劳动力抚养压力会增加多少？

我们以60岁为节点，之前作为劳动力人口，之后作为老年人口划分计算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发现总体来看，如图【24】我国少儿抚养比相对平稳，但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的老年人抚养比在一路走高，2017年我国抚养比是0.5，意味着每两个劳动力合力抚养一个人，但是到2050年抚养比接近0.9，意味着一个劳动力就要抚养将近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是第三波婴儿潮出生的，你儿子很大可能是第四波婴儿潮，等到你老了（2050年），你的下一代抚养小孩和老人的压力是你现在的两倍。

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的比重26.31%，远超10%的老龄化标准，劳动力人口的抚养比是0.84，这是个什么水平，我们来对比一下国际标准。

老龄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从联合国预测数据来看，到2050年，除印度以外，世界上主要国家除了亚洲的日本、新加坡、泰国、中国，欧洲的意大利、德国，甚至美国、英国、韩国、墨西哥等都将进入超过20%的老龄化阶段。

然而我国老龄化人口最多，老龄化比例也位居前列。

所以，人口老龄化将是本世纪中我们国家乃至全球都将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呢？

按照目前的趋势，人口老龄化似乎势不可挡，所以老龄化的社会中，劳动力不足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将根据国际普遍做法做一些假设和计算，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都是纯粹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不涉及任何感情和道德问题：

既然老龄化人口过多，那鼓励多生，等小孩长大就可以补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鼓励生育是解决老龄化的重要措施，老龄化严重的欧洲主要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根据前文我们提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2014年“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我国生育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数据说明，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较为官方的数据表示放开二胎能多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生育率，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估计“二胎”、“三胎”政策出台后我国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趋势，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总和生育率来量化鼓励生育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不确定放开“二胎”后我国的综合生育率可以达到2，放开“三胎”后可以达到3，但是我们可以给出当总和生育率是2、2.5、3的时候，我国的人口规模情况如图【26】。

依照我国目前生育率在1.84附近的情况，人口会持续下降，在国际公认平稳代际更替的2.1的时候，到2050年我国将有14.6亿人，本世纪将稳定在13.7亿左右，人口超过2，达到2.5或者3及以上就开始大规模增长，到2050年分别有16.74亿和19.25亿。

提倡生育这个措施存在几个副作用：

一是，带来生育的短期性波动。根据第一部分中对历史政策和人口出生情况的汇总，我们发现政策鼓励生育一定程度上会在政策刚出台的几年，带来一波“婴儿潮”（第一和第二波“婴儿潮”都是这种情况），所以目前完全放开二胎的情况下，很大可能也是在政策刚出台的5年或者10年有一波生育潮，并且根据生育率波动情况我们发现2020年附近我国进入育龄妇女的比重会增加，这是提倡生育的好时机。

然而政策性“婴儿潮”是一种不稳定因素，比如“婴儿潮”出生的孩子的教育、住房等社会资源争夺会更加激烈，形成与上一代和下一代衔接不适的 “人口断层”。

二是，鼓励生育需要在早期牺牲一定的“抚养比”。小孩成为劳动力之前需要社会的抚养，增加抚养比，当他们成人才可以大大缓解沉重的抚养比压力，所以鼓励生育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方法，如图【27】所示，在2050年以前，如果提高生育率到2以上，2050年以后抚养比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所以，从决策层的人口政策应该是令社会加权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附近。

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关键：放开几胎才能保障加权总和生育率在2附近？

三是、鼓励生育会带来人口过多的压力。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女孩的教育），生育率的降低也是大势所趋，所以，假设即使政策真的能促进生育率的上升，我们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总人口规模是否能适应经济和环境的承载力，从图【26】可以看出，生育率在2.5或3的时候我国人口规模将不受控制，尤其是2050年以后，所以为了缓解眼前的老龄化压力而大力提倡生育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除了鼓励生育，国际上还有其他增加劳动力人口的方法，那就是吸收移民。

世界“反全球化浪潮”中，移民逐渐暴露出一些文化融合的问题，而且吸收移民一般是美国这种包容性国家的做法，亚洲国家对移民的接受度没有欧美国家高，不太可能成为我国未来解决劳动力人口匮乏的主要措施。

鼓励生育要付出抚养的成本，吸收移民将面临文化的冲突，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劳动力人口呢？

还有一条路就是产业转移，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缓解我国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能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率。

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劳动力成本增加的趋势也逐渐明显，以最低工资计，我国四川和广东等已经高出东南亚各国。

这种情况下，我国已经逐渐出现产业外溢的现象，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制鞋业为例，来自台湾的宝成鞋业是耐克、阿迪达斯等运动鞋品牌的主要代工厂，原在广东等地有大量的生产基地，从2001年起，宝成鞋业逐渐加大对东南亚的投资比例，2010年起越南的产量已经超过中国。

无论是鼓励生育、移民还是产业转移，都是长期工程，如果只是因为老年人口过多，劳动力人口抚养比太高，让老年人延迟退休是不是也是一种方法？再次申明我们不考虑情感、道德等因素，单纯从数据角度进行分析。

目前我们对老年人的界定是60岁以上（找前面），如果延迟退休，我们分别假设延迟到65岁、70岁和75岁（单纯从数据计算上看），我国未来的老龄化比重（图【30】）和抚养比情况（图【31】）。

从老龄化上看，每延迟退休5年，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的压力就减少5%左右，同时延迟退休的作用存在边际递减的现象，延迟到65岁退休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的老龄化压力，让老龄化比重保持在15%~20%之间，是性价比较高也较为可行的方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将所有老年人口都计入内，当新政开始实行的时候，符合旧的退休年龄却没达到新退休年龄的人一般不会再重新进入劳动（比如我国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去年退休今年61岁的人不会重新开始工作），所以实际老龄化的比重会比图【30】所示的略高。

延迟退休不仅可以减少老年人人口，也能增加劳动力人口，对抚养比的缓解起到“双向推进”的作用，从图【31】可以看出，延迟退休到65岁，可以降低近30%的抚养比，使总抚养比长期稳定在50%~60%之间。

人工智能可以适当替代人力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技术进步很多是呈现跃进式、指数式的“爆发”趋势，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多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的老龄化压力难以估计，但相关产业是老龄化过程中（尤其是2050年以前）是较有潜力的增长板块。

综合来看，我国人口压力峰值在2050年附近，在2050之前老龄化和抚养比都持续高速上升，2050年后开始下降，到2070年逐渐趋于平稳，这意味着，当前的劳动力人口需要筚路蓝缕地挺过2050，下一代筚路蓝缕地挺过2070，我国的人口压力才会趋于平稳。

所以，未来半个世纪我国人口压力都会较大，放开生育到生育率在2附近或者延迟退休到65岁，辅助以产业外移、人工智能和移民是我国解决老龄化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