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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读《井冈山斗争口述史》，读到熊寿祺在1967年4月的一段采访，有点感慨，结合最近相关史料的阅读，觉得要写点东西，跟大家闲扯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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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直荀烈士
柳直荀烈士在总结马日事变教训的时候，有个词讲得特别好，他说我们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其实在我们党自身，问题很多，但总结起来就一个： 我们看三湾改编前，秋收起义主力的武汉警卫团（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这是一支叶挺部队的分支，被当时我党视为同叶挺部队一样，由我党掌握的革命武装。党的基础相当不错，用今天的话是就是党建工作很扎实的队伍，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三千多人的一个加强团，只有一个设在团里的党支部，各连不说没有一个组织，甚至营里也没有。 即便是秋收起义后，走到三湾，我们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也就三名党员，连长和连党代表，还有一名士兵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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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秋收起义》
连长员一民烈士是黄埔四期生，连党代表何挺颖烈士是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的大学生，士兵党员熊寿祺则是上海大学附中的高中生，都是小知识分子。 三湾改编时任卫生队党代表的何长工，此前从华容、南县县委军事部长，充实到武汉警卫团团部当参谋，还有旅欧支部的经验，可谓老党员矣，他对就吐槽说： “只有那些积极分子个别的联系，这样子就没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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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北伐军
“在此以前北伐战争时期的军队，党员仅是个别的在队伍中起带头作用，力量并不大，作用也并不显著，因而对士兵的教育影响不像有了党组织那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那个时候的党，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郁。 简单说，就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基本谈不上什么组织力，全凭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 说好听点，叫“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难听点我就不说了，可饶是如此，也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国民党有多烂？由此可见一斑！ 在和平时期，这个问题不明显，但是面对反动派的大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必然给革命带来极大的祸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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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前，中央到湖南省委，其实有应变计划，各地农军也跃跃欲试，可最后结果却是最差的那个。![]()
不客气的说，八七会议之后，我党开始武装斗争，能看到这个问题，并且实实在在用笨办法，慢慢打通所有环节，夯实我党我军的政治基础，就是二十八画生同志了。
何长工虽然后来不坚定，跟过张国焘走，但他作为过来人，经过比较，想必心里很清楚，所以后来他有个讲话，说： “三湾改编本身就是两个制度的对立，红军与白军制度的对立，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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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三湾改编》
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三湾改编就是摁电门，仿佛一下就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制度有了，要抓好落实的关键，还得靠长期细致的思想教育、思想建设，慢工出细活，不急不躁才行，否则也是白扯。 熊寿祺对这个过程，后来有段话说得极好，这也就是我今天写这篇千把字段文字的核心：![]()
“加强了党的领导，就立即给兵鼓足了勇气，至于思想教育则是长期的，还不可能一时见效。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这个效果。”
最近这几年，我读党史，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反思自己做人做事的经验教训，对这点的感触最深。 党员的党性，不是一入党就立刻能全身披挂上的，需要时间和环境的培育。这个过程对个人，可能是相当漫长和艰巨的，但做了总比不做强，做下去就一定有效果，不做只说就永远是不粘锅，所以宁愿背黑锅，也要把事做下去，做下去的同时，提高别人的过程中，更是提高自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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