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胜利在望，毛主席为何还要在七大上列举“十七条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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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1945年5月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结论”中，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却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成功运用底线思维的典型一例。

“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面对“光明”已现、“胜利”将至的大好前景，毛泽东为什么迎头泼了一瓢凉水，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反复强调要“准备吃亏”呢？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无的放矢，也非故作姿态，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据。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多次发生过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吃亏”的错误，留下了惨痛教训。为了准备党的七大，1943年至1944年间，全党高级干部认真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中，毛泽东对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进行过系统回顾和分析，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具体罗列了四次教训：“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他为此在演讲中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要放下“高傲自大”的“包袱”，“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此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又写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自己更是“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请求“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从党的现实处境看，虽然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发展，但是中国革命毕竟还没有胜利，我们有军队90多万，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只能打麻雀战；我们的根据地有9000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虽然不是一个类型，但“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相较于敌人而言，我们的“力量很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的处境还很严酷。所有这些，也都要求我们既“要英勇奋斗”，“又要谦虚谨慎”，不要重犯历史上“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的错误。

  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紧接着就讲了保证“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八个方面的“光明面”，包括：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第六， “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第七，“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等等。

  在把“困难”和“光明”都估计充足的基础上，中共七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党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作最坏的准备，归根结底是为了谋得最好的前途和结果。

  毛泽东在七大上设想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有的果然遭遇了，有的部分发生了，甚至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也出现了。比如，七大闭幕后不到两年，中央所在地延安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这是七大召开时谁也不会预料到的。但是，正因为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我们主动放弃延安又重新夺回了延安，毛泽东原来设想“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最终只用三年就做到了。

  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要始终坚持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他说：1956年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我们就没有料到，国内也有一些事没有料到。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他再次谈到了过去讲过的“十七条困难”，说：我记得七大的时候，罗列了十七条，其中有“赤地千里”就是大旱；还有一条所有县城都丧失，我们只有乡村。他要求各省、各部党组就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谈一谈，列出一个单子来，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事情来了，我们就要差一些了，比如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上层人物的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这就可以列一条。

  但遗憾的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严重不足，骄傲了，轻敌了，我们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犯了错误，吃了大亏，留下了严重教训。这是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反思和“引以为戒”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关于“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思维方法及列举的“十七条困难”，为我们提供了坚持和善用底线思维谋事创业的范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在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凡事从最坏处入手，设想各种可能，“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妥善解决我们事业发展中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问题。“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一切困难都挡不住中国人民阔步前进的步伐。71年（编者注：2016年）前，毛泽东在七大上阐述中国前途时讲过一段话，本文结束时引借于此，我认为仍然是适用的：“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

（来源：《学习时报》201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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