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塞塔石碑破译200周年：一场人类探索古埃及文明的接力赛

罗塞塔石碑破译200周年：

一场人类探索古埃及文明的接力赛

1822年9月27日，法国著名天才语言学家、埃及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在写给法兰西文学院院长Bon-Joseph Dacier（1795-1833）《致达西尔先生关于语音象形文字字母表的信》（Lettre à M.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 (Paris, 1822）中，系统报告了他破译罗塞塔石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s）的结果。罗塞塔石碑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打开了通往古代埃及文明的大门，让现代人得以跟古埃及法老们隔空对话，并将人类有文字记录的文明史往前推进到了公元前3000年。这个历史性的一天，被全世界公认为埃及学（Egyptology）的诞生之日。

一块黑黢黢的罗塞塔石碑为什么会是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

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埃及馆一个巨大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块高 112 厘米、宽 76 厘米、厚 28 厘米的黑色花岗岩石碑，这就是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这座看上去平淡无奇的石碑，跟中国顾恺之的《女史箴图》（The Admonitions Scroll）、古希腊帕台农神庙雕塑（The Parthenon Sculptures）等一起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22 年 5 月 11 日，一个男孩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观看罗塞塔石碑。在伦敦展出的这块石碑是放置在埃及重要神庙前的六块石碑之一，其他五块至今尚未被发现。大英博物馆将在2022年10月13日举办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象形文字:解开古埃及之谜”（Hieroglyphs: Unlocking Ancient Egypt ）的专题展览。（图片来源：新华社/李颖）

2022 年 9 月 20 日，一位游客在埃及开罗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为罗塞塔石碑的复制品前拍照。考古学家、前埃及古物部长扎希·哈瓦斯（Zahi Hawass）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罗塞塔石碑（Egyptians want Britain to return the Rosetta Stone）。他说：“它的家应该是埃及，而不是英国。” （图片来源：新华社/艾哈迈德·戈马）

这块黑黢黢的花岗岩石碑为什么会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

原来，通过这块石碑，19世纪的欧洲人不仅破译了已经失传了的古埃及文字，打开了通往古代埃及文明的大门，更关键的是，罗塞塔石碑文字的破译，将人类有文字记录的文明史往前推进到了公元前3000年。这个历史性的一天就是1822年9月27日，全世界公认的埃及学（Egyptology）诞生之日，在这天，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的法国著名天才语言学家、埃及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 -1832）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他著名的《致达西尔先生关于语音象形文字字母表的信》（ Lettre àM. Dacier），系统报告了他破译罗塞塔石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果。

那么，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为什么会出现在大英博物馆呢？这要从在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说起。这次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虽然最后在军事上以失败而告终，却意外地打开了古埃及历史文化宝库的大门，引起了欧洲的“埃及热”。

拿破仑十分重视埃及古迹，在南下进军埃及之前，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历史学、天文学等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1]，负责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古迹。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西支流入海口附近的拉希德村（Rashid）修筑防御工事，意外掘出一块布满各种稀奇古怪文字的黑色玄武岩石碑断片，这块石碑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刻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下部为古希腊文。法军工程兵上尉皮耶·布夏贺（P.Bouchard）对古希腊文略知一二，他断定这件埃及古物非比寻常，就报告了上级。拿破仑十分重视，下令把石碑运到开罗，供他在那里创立的埃及研究院的学者们进行考证，并立即下令从巴黎召来两名专家用石膏把石碑复制下来，将碑文拓片送给欧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按照考古学的惯例，这块石碑应以发现它的地点拉希德命名，称作“拉希德石碑”。然而，由于发现石碑的士兵将阿拉伯语“拉希德”一词误译成罗塞塔（Rosetta），这样一来，这块石碑在西方就有了一个以讹传讹的名字“罗塞塔石碑”。久而久之，就连出土石碑的那座建于15世纪的拉希德城堡也被改称为“罗塞塔城堡”。

埃及拉希德（罗塞塔）罗塞塔石碑复制品

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军打败，英国夺得了埃及的宗主权。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转交给英国人。法国人表面上遵守协议，暗地里却想将罗塞塔石碑偷偷运走，但警惕性很高的英国人还是在一艘即将开往法国的船上发现了这块珍贵的石碑，法国随军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们苦心珍藏的石碑，最终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1802年2月，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存放在英国文物协会，同年12月，移至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时至今日，石碑上的标签仍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 "Captured in Egypt by the British Army in 1801" and "Presented by King George III"）英文记录。

发现罗塞塔石碑之前，已有大量有各种图形符号的古埃及文物出土，但没有人读得懂这些图形符号，因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就失传了。为什么古埃及象形文字会失传呢？

原来，早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古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323年）征服了古埃及，于是古希腊语就成为了古埃及的官方语言。在罗塞塔石碑上记载的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Epiphanes，公元前205-前180年）就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的后代。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古罗马又征服了古埃及，摧毁了大部分古埃及文物并在那里推行古拉丁语。公元529年，罗马国王查士丁尼一世（Iustinianus I，约482-565年）还下令关闭了埃及所有的神庙和文化聚集地。644年，强悍的阿拉伯人彻底征服了埃及，在全国改用阿拉伯语并改信伊斯兰教。

经过千年洗劫，残留的古埃及文字和文献都被破坏殆尽，曾经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从此成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可以说，如果不是商博良等古埃及研究者们的惊人发现，埃及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过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象形文字。

今天我们说起一个文明，常常会说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文字记载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是因为和口头语言相比，（1）形式上，文字可以将转瞬即逝的语音记录、保存下来。（2）空间上，附着在文字上的信息能够突破口头说话的空间限制，影响到远方的人。（3）时间上，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被记录下来，传递给后代，因而人类智慧能够得以累积，文明得以传承。正是因为如此，那些没有留下文字的部落，他们的文明程度普遍不会太高，人口规模也不大。语言的出现，让人跟动物分道扬镳，而文字的发明，使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

了解了这个背景，罗塞塔石碑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人类对于整个古埃及文明的理解，是靠着它才拿到开门钥匙的。

破译罗塞塔石碑：一场人类探索古埃及文明的接力赛

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跟解读甲骨文一样，属冷门绝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首先，罗塞塔石碑历经2000多年的风沙侵蚀，碑文已有些模糊不清，加之石碑残缺，给碑文的释读带来很大困难。不过，学者们按照古埃及人刻碑的习惯，认为石碑碑顶应为弧形，上面雕刻古埃及法老的保护神荷鲁斯[2]，因此学者们推断罗塞塔石碑的上方应该残缺30厘米左右，后来借助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达曼胡尔（Damanhur）发现的石碑，以及菲莱神庙（Philae Temple）内的壁画，互相比对，才把碑文补齐。其二，古埃及象形文字因为历经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人的征服，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就失传了。

罗塞塔石碑复原图

很幸运的是，罗塞塔石碑上密密麻麻地刻了三种文字，现在我们知道了，石碑最上面14行是古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又称圣书体或神碑体，代表献给神明的文字，后来常书写在莎草纸（Papyrus）上，是古埃及的祭司、贵族使用的文字。中间32行是通俗体文字（Demotic），又称草书体，是象形文字的变体，是古代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最下面有54行古希腊文字（Ancient Greek）。

罗塞塔石碑上这种独特的三种语言对照的写法，意外成为解读古埃及文字的关键，让语言学家们得到了一把破译古埃及文字的钥匙。因为这三种文字，就像三个彼此对应的平行语料库，对罗塞塔石碑上古代埃及文字的解读，可以说是人类使用平行语料库方法来解读未知古代文字的一次成功范例。虽然罗塞塔石碑提供的语料库语言数据很有限，但学者们根据这些小规模的数据，利用已经熟练掌握的古希腊文作为参照，来比对和分析罗塞塔石碑上其它两种古埃及文字的内容，以已知的希腊文来解读未知的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就有可能了解这些失传的古代语言的文字与语法结构。这样看来，重要的事情不仅要说三遍，更应该用不同的语言说三遍。

欧洲学者们开展了一场破译罗塞塔石碑的接力赛。

传出这场接力赛第一棒的，是英国学者斯蒂芬·韦斯顿（Stephan Western）。1802年4月，斯蒂芬率先把石碑的古希腊文字译成了英文，弄清了碑文的内容。原来，古希腊碑文记载的是公元前196年古埃及祭司为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Epiphanes，公元前205-前180年）刻写的颂词公告。托勒密五世即位后，对埃及祭司广施恩典，包括修葺神庙、赠予谷物、取消神庙所欠税款等，并对神庙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公元前196年春天，埃及祭司云集圣城孟菲斯，纪念托勒密五世作为埃及法老登基一周年，并决定在全国各地的神庙为他立像，把他出生和即位的日子定为节日。祭司们决定将此消息晓谕天下，用三种文字把他们的决议刻写出来。

这段话至关重要，说明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的一种官方文告，刻写三种文字对照的碑文，目的是让社会各阶层都能读懂此文告。因此，三种碑文的内容应该完全相同，极有可能成为揭秘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

第二接力手，是法国语言学和东方学家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1802年5月，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反复研究拓片上的通俗体文字，发现它们的写法与阿拉伯字母有相似之处，于是断定碑文的通俗体文字中有字母的成分。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试图在对应的通俗体铭文部分找出同样意思的文字，结果只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组合，书写方向是从右向左进行的。然而，由于进展不大，德·萨西放弃了研究，将石碑拓片转送给他的学生、对古代东方语言有很大兴趣的瑞典东方学者约翰·奥克布莱德（Johan D. Åkerblad，1763-1819），希望这位高徒能有所突破。

奥克布莱德从自己的老师德·萨西那里接过接力棒，开始了他的研究。

奥克布莱德是瑞典的一位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业余东方学家，在巴黎求学时师从德·萨西。他对埃及古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热衷于古埃及铭文研究，曾多方搜集古代埃及铭刻，公务之余潜心研究。1802年，奥克布莱德发表了《给德·萨西先生的信》（Lettre à M.de Sacy），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在通俗体铭文中找出了全部见诸于古希腊铭文中的专有名词如“神庙”、“希腊人”等表示人称代词“他”和物主代词“他的”等符号，初步确定了16个通俗体文字符号的读音。1810年，奥克布莱德将他的题为《备忘录：关于埃及一些城镇和村庄的科普特名称》研究报告送给德·萨西出版。书名中的“科普特”（Coptic）是古埃及语的晚期形态，由古希腊语和古埃及语结合而成，有独特的字母表，后来被埃及阿拉伯语取代，今天仅残存在埃及一些古老传统教会中使用。奥克布莱德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从专有名词入手，继而扩展到那些不表示专有名词的符号，是一个新突破，然而，他误认为通俗体文字是一种纯字母文字，因而他的研究无法继续取得新进展。

奥克布莱德的通俗体语音字符及其科普特语对照表

继奥克布莱德之后，在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中，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1829）当属第四位重要的接力棒手了，他研究的时间最长，取得的成绩最多，当然，犯的错误也最多。他是第一个证明碑文中曾多次提及的石碑中提到的法老托勒密是人名的读音并利用这个线索首先解读罗塞塔碑文的学者。

托马斯·杨开始时继续使用奥克布莱德的象形文字符号字母表。1814 年，他使用增补后有86个象形文字符号的字母表大体上解读了碑文，破译了古埃及王国13位王室成员中的9个人名，纠正了奥克布莱德前期研究中的错误。通过观察罗塞塔碑文中的人像、鸟和动物符号等朝向的方向，他还发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正确读法，指出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体文字中有大量的表音成分，进一步证实了先前某些学者的看法，即写在装饰性的椭圆框里的象形符号代表古埃及国王或王后的名字，这种椭圆字框称为“王名圈”（Cartouche）。经过精心考证，他掌握了66个古希腊文字和埃及通俗体文字互相对照的词汇。1819年，托马斯·杨在《大英百科全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埃及的重要文章，明确声称他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文字的基本原理。不过，由于托马斯·杨未能掌握丰富的古埃及语言文字知识，他注明的通俗体文字的读音大多都是错误的，但是，他的研究发现把罗塞塔石碑的破译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最终成功释读罗塞塔石碑的，是第五接力赛手——法国天才语言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1790-1832）。

谁造就了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天才语言学家商博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年12月23日-1832年3月4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埃及学家，是第一位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并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从而成为埃及学的创始人，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

商博良1790年12月23日出生在法国南部小城非热克（Figeac），1801年，十岁的商博良就离开非热克，前往哥哥雅克·约瑟夫（Jacques-Joseph）所在的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在哥哥的帮助下，1802年11月，商博良就读于杜塞特（the Abbe Dussert）。在这里，他表现出极好的语言天赋，轻松地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后来又学习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等。据说，商博良的语言天赋惊动了当时的格勒诺布尔省长、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曾邀请商博良到他家，向他展示了自己陪同拿破仑参加埃及探险收集的古埃及文物和文件。从此，商博良树立了要成功破译古埃及文字的理想，傅立叶成为他研究古埃及最重要的盟友和支持者之一。

商博良出生地非热克市文字广场（La place des Écritures ）的罗塞塔石碑复制品

天才往往志存高远。1806年，年方16岁的商博良已通晓拉丁文、古希腊文和6种古代东方文字，其中包括科普特语（Coptic）（科普特语是一种晚期古埃及文字，由 24 个希腊字母和7个埃及通俗字母组合而成，经常用于学术文本中。）。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我想对埃及这个古老的国家做深入持久的研究。研究他们的纪念碑以及他们的力量和知识的热情让我对他们充满了崇拜。随着我的成长并获得更多新知识，这热情将会继续增长。在我喜欢的所有人之中，我会说没有别的人比埃及人在我心中更为重要。” 

聪明人下笨功夫，从表面上看，商博良为了解码古埃及象形文字而学习科普特语，是走了弯路，但其实走的是正道和捷径。因为在他之前，德国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就根据17世纪阿拉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掌握科普特语是掌握象形文字的关键。商博良这位天才语言学家，极有可能利用他的多语言能力优势，读到过基歇尔以及一些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阿拉伯学者们的手稿，因而更加坚定了深入研习科普特语的决心。

从 1807 年到 1809 年，商博良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专攻东方语言，师从法国语言学和东方学家德·萨西，也就是前文介绍的第二位释读罗塞塔石碑的接力赛手。

这一时期的商博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节奏，有条不紊地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1807年，商博良感到如果没有一张按年代顺序编排的大事年表不利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于是自己编制了一份法老王朝历史年表，取名为《从亚当到小商博良年表》。从1808年起，商博良开始通过Abbé de Tersan的拓本研究罗塞塔石碑，他确认了奥克布拉德在 1802 年对通俗体文字所做的释读，最终确定了罗塞塔石碑上的十五个通俗体文字所对应的科普特语。就是在这一年，法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勒努瓦出版了他的第一卷《新的象形文字说明》，这可吓坏了从小就立志要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天才语言学家商博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研究被超越。这段经历使他更加坚定要成为第一个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人。他开始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科普特语。他1809 年写信给他的哥哥说：“完全献身于科普特语……因为这门语言将为我研究埃及纸莎草纸上的语言打下基础。” 原来，天才源自极强的好胜心和长期的全情投入。

法国南部小镇维夫（Vif）的商博良博物馆

商博良博物馆内展柜一角

1810 年，格勒诺布尔大学重新开放，商博良担任古代历史助理教授，薪水为正教授薪水的四分之一，即750 法郎。由于入不敷出生活贫困，又自幼饱受痛风和耳鸣等慢性病之苦，不堪巴黎潮湿的气候和不卫生的环境，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1811 年，同为德·萨西门生的艾蒂安·马克·夸特尔（Étienne Marc Quatremère）发表了他的埃及研究论文。1814 年商博良以独立作者身份发表他正在进行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研究“介绍”。由于主题相似，且商博良的论文发表在夸特尔论文之后，因此有人指控商博良剽窃了夸特尔的成果，甚至连导师德·萨西也认为有剽窃的可能性，这让商博良非常懊恼。

1814年，商博良分两册出版了《法老统治下的埃及》（L'Égypte sous les Pharaons）一书。同年，他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申请让他对罗塞塔石碑作更好的解读，时为学会秘书的托马斯·杨收到信件后很不高兴，首先，商博良没有沿用他给古埃及通俗体文字所取名字的“enchorial ”，而是另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the Demotic script”（通俗体），这让他很不高兴；另外，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法国年轻人，竟然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要求由他来做罗塞塔石碑释读，这不是打英国人和他本人的脸吗？托马斯·杨否定了这一申请，理由是法国的这个提案和英国已有的版本没有太大区别。商博良这才第一次知道托马斯·杨的古埃及文字研究，并且意识到自己在伦敦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更可怕的是，托马斯·杨给商博良的老师德·萨西写信，德·萨西直接将商博良称为江湖骗子，建议托马斯·杨不要让商博良看到他的任何研究成果。就连商博良于 1815 年拟出版他的科普特语法和词典时，都被德·萨西阻止了。商博良相当于是被学界封杀了。

自古文人相轻，古今中外，莫过如此。从此，托马斯·杨和商博良这两位最重要的罗塞塔石碑破译高手，将一场人类历史探索古埃及文字的接力赛演变成了一场军备竞赛。天下英雄谁敌手，杨，良！天才遇到的对手越强大，成长的速度也就会越快。托马斯·杨和商博良的这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敌手关系，既相克又相生，快速地推动着罗塞塔石碑的破译，促进了“天才”的诞生。好的学术氛围，需要有人领跑，更需要有人 “顶”。

我们来看托马斯·杨和商博良之间的学术竞赛：

1819年，托马斯·杨在《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埃及的重要文章，明确声称他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文字的基本原理。

商博良对此不屑一顾，但他找来这篇文章的副本，读完后重新燃起继续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热情。商博良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圣书体只是被装饰过的象形文字。此外，商博良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声称圣书体完全是表意文字。

由于商博良被学术界屏蔽，他还不知道托马斯·杨在1814-1818年间已经匿名发表过相似的论文，已经证实了刻写在椭圆形框里的象形符号是古埃及国王或王后的名字。当然，这些错误当年就得到了纠正，商博良正确地确定了圣书体是基于象形文字的，但只写在纸莎草纸上；而象形文字则用于石头上，通俗体被人们普遍使用。同年，他确定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是由表意文字和语音符号混合而成的。

商博良对托勒密名字中字母的解读与杨的解读（中间栏）对照

商博良的象形文字语音字符及其对应的通俗体文字和科普特语对照表（1822）

1821年夏天，商博良继续对比埃及通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符号，把相似的符号全部分门别类，编成对照表。同年，他在一份用埃及通俗体文字书写的《卡萨蒂纸草》（Casati Papyrus）上，发现了埃及女王克列奥·帕持拉的名字，根据对照表，他把女王的名字变换成了象形文字符号。后来，他又从收藏家威廉·约翰·班克斯（William John Rankes）的一份来自菲莱神庙的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这跟他不久前从《卡萨蒂纸草》中变换出的象形文字名字一模一样，符号排列顺序也相同；通过比对，他又辨认出几个新的人名符号。顺着这条线素，他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又成功地解读了亚历山大、伯林尼斯（Berenice）、提比略（Tiberius）、多密善（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等王名。1822年9月，商博良得到两份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神庙浅浮雕拓片，解读出图特摩斯（Thutmose）和拉美西斯（Ramesses）的象形文字名字。他意识到埃及象形文字既非纯字母文字，也非纯表意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写体系中除了作为限定词等特殊用途的符号之外，主要由两表音符号和表意符号大类符号构成。因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个复杂的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体系。至此，商博良成为识破埃及象形文字这一结构的第一位学者。

图特摩斯（Thutmose）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发表了写给法兰西文学院秘书Bon-Joseph Dacier的《致达西尔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在信里，他写道：“我相信，远在希腊人来到埃及之前，他们刻画的象形文字中就使用了相同的语音符号来表示希腊和罗马专有名称的发音，并且这些复制出来的声音或发音方式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前雕刻的涡卷装饰图案是一致的。这一重要而决定性的事实的发现，完全是基于我本人对纯粹象形文字的研究。” 27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会议上宣读了这封《就象形文字拼音问题给M.达西尔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 (Paris, 1822)，系统报告了破译罗塞塔石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果。这一天被全世界公认为埃及学（Egyptology）的诞生之日，商博良也因此称为埃及学鼻祖（founder and father of Egyptology）。

这一天，他的所有主要竞争对手和支持者都出席了宣读会，他受到了包括德·萨西和碰巧访问巴黎的托马斯·杨等竞争对手们的祝贺。当然，他的成功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敌手的攻击。但这时的商博良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图片来自商博良写给法兰西文学院院长达西尔的信（1822）

1824 年，在布拉卡斯公爵的帮助下，商博良出版了埃及学的奠基之作《古埃及象形文字系统概要》（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将其献给为他提供资助的国王路易十八。1824-1826年间，商博良前往都灵、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日内瓦和里昂等地的多个博物馆，研究了数百处石碑、雕像、木乃伊、莎草纸上的古埃及文字。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里依然珍藏着商博良许多手稿，包括考古工作地图、文字解读笔记等，其中有不少与埃及文字相关的手绘图，以及他临摹的石碑、雕像甚至石棺描本。1826年商博良被任命为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古埃及文物收藏馆馆长。

意识到到埃及考察的重要性，1828年，商博良与他的第一位学生、好友伊波利托·罗塞里尼（Ippolito Rosellini）带领一支联合考察队（Franco-Tuscan expedition）来到埃及，主要在尼罗河上游地区特别是东岸的卡纳克（Karnak）考察。在那里，商博良破译了Amun神庙墙壁和廊柱上的古文字秘密。

商博良临摹Amun神庙的羊（1824-1826）

商博良手稿（1828-1829）

1829年1月1日，他写信给法兰西文学院院长Bon-Joseph Dacier，说“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我已经沿着尼罗河走完了从河口到第二瀑布的路线。我们不需要改变我们现有象形字字母表中的任何内容。我们的字母表很好，它可以成功地用于罗马和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古迹，以及更重要的法老时代所有神庙、地标和坟墓上的铭文。这一切，都支持了您在象形文字工作远未受到重视时便给予我的鼓励。”两年的埃及考察后，他感叹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古埃及人那样构想出如此崇高、广阔、宏伟的建筑。”

1831年3月12日，商博良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埃及历史和考古学主席。1832年3月4日，过度劳累的商博良，在巴黎去世，年仅四十二岁。

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内的商博良雕塑

他的遗作《古埃及语语法和词典》（Grammar and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ian）1838 年出版。在他去世前，他曾告诉他的哥哥“小心持有，我希望它会成为我后人的名片”。这本书包含了他的全部理论和方法，包括符号的分类和释读、名词如何变格和动词如何变位等语法规则。他去埃及考察的成果，被后人整理在1845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亚古迹》（Monuments de l'Egypte et de la Nubie）里。

在商博良研究基础上，他的学生Lepsius因发现与破译另一块由象形文字、通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三语构成的石碑上的“卡诺普斯法令”（the Decree of Canopus）而进一步验证了商博良的文字破译方法体系的正确有效性。

商博良墓地上的方尖碑

商博良的墓地里有他妻子为他竖立的方尖碑，旁边的石板上简单地写着：“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安息于此，他1790 年 12 月 23 日出生于菲雅克， 1832 年 3 月 4 日卒于巴黎”

今天在法国巴黎的协和广场矗立着一个埃及方尖碑，这是埃及人给法国人破译了古埃及文字的谢礼。

法国巴黎协和广场埃及方尖碑

语言学世界